“你画得可真丑…丑…丑…抽象!”
这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对方的40米大长刀恐怕是已经收不回去了。
当然段子或许过于夸张,但对于口吃患者来说这却是真实存在的窘境。
这个尴尬的疾病自然不乏详尽的研究实验。
而令人为之振奋的研究成果背后,历经了一场对人性与道德的拷问。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项经典的口吃实验就在悄无声息中开展。
实验刷新了口吃完全由基因决定的错误认知。
专门研究这种语言障碍疾病的语言病理学也由此开创。
而实验过程却对22名孤儿造成了触目惊心的残忍伤害。
直到62年后,事件的完整真相才被揭秘。
温德尔·约翰逊是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语言病理学家之一。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口吃的原因和治疗方法。
如此执着的科研精神不仅出于对科学的热爱。
还因为他本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口吃患者。
然而约翰逊并不是天生的口吃患者。
在他5、6岁的时候曾是个说话流利的小男孩,还迷上了演讲。
有一次,他的老师提到他出现了口吃的征兆。
他的声音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语句中重复和卡顿的地方也逐渐多了起来。
久而久之,当初的担忧一语成谶,他真的变成了口吃。
于是从很小的时候,约翰逊就被家人带领着辗转寻找治疗方法。
曾经尝试过不太科学的信仰疗法和脊椎按摩,还进入了口吃学校。
他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治愈,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心灰意冷的他无法从别人身上获得实际的帮助。
于是唯有寄希望于自己,在大学专门的学习中寻求方法。
他硕士攻读了爱荷华大学的心理学专业。
并在博士期间主修临床心理学和语言病理学,辅修生理学。
在专业化程度高和目标明确的学习中,约翰逊逐渐摸索到了口吃成因的眉目。
生理学原因是造成口吃的主流解释。
有研究者通过实验证明,口吃者与非口吃者的神经肌肉反应有所差异。
口吃者的两个大脑半球活动更加地不平衡。
通常表现为左前额脑的一个区域活性很低,而右半球的相应区域是十分活跃的。
因此推断,右前额脑的过度活跃阻碍了左脑中负责言语运动区域的开始和终止。
也就造成了说话不流畅的口吃现象。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口吃是一种先天性疾病。
由于口吃者往往是从小学习说话时就出现症状,因此也印证了由基因决定的起因。
而约翰逊结合他自身经历和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并不赞同这个观点。
他大胆地猜测,口吃是一种后天的学习行为。
根据硕士论文研究,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因为我口吃》的传记。
他从自传角度广泛描述了口吃的困境,同时提出了自己对于口吃的“诊断理论”。
这个理论的立足点是,所有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而父母的过于强调造成了口吃的结果。
如此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是对传统认知的猛烈冲击,也将是医学迈进的一大步。
然而光有理论说明不仅不够说服力,还会引来保守派的嘲讽。
要是能证明正常人也可以发展成口吃,这一结论才算被证实。
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在约翰逊的脑海里开始酝酿。
他决定开展一场“口吃实验”。
而22岁的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玛丽·都铎,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毕业后,约翰逊便直接留在了爱荷华大学从事口吃方面的研究。
到1938年,他已经成为了心理学和语言病理学副教授。
当时爱荷华大学在这一领域处于全美领先水平,各方面的资源都十分充足。
甚至连政府下辖的一所600人规模的孤儿院也可以作为科研资源。
这是内战中遇难军人后代的避难所,也是科研项目的“实验原材料”。
孤儿院里的22名5~15岁的孩子就被挑选为口吃实验的实验者。
实验需要设置对照组进行对比观察。
于是22名孩子中就包括了10位口吃患儿和12位正常孩子。
他们被平均分为两组,每组由5名口吃者和6名正常者组成。
这两组形成的则是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对照。
两组分别采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实验方法。
控制组采用积极疗法,他们均被告知是正常儿童,以纠正式的方法治疗。
而实验组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采用的是消极疗法。
孩子们通通被扣上“口吃儿童”的帽子,接受着残酷却被冠以爱之名的实验。
都铎先是向实验组的孩子解释口吃这种疾病。
随后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让他们相信自己确实患有口吃病。
于是看似满怀善意的治疗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在日常对话中,都铎不时打断他们的讲话,刻意形成障碍。
而更为残酷的特殊训练也接踵而来。
她让口吃者在观众面前大声朗读事先设定的内容。
在紧张的氛围和原本不济的言语表达压力下,实验者的口吃变得更加糟糕。
接下来,都铎把特定词语涂成黑色。
而朗读者每次读到被划掉的词语时就会停下。
久而久之,实验者便习惯了那个位置造成的语言磕绊。
即使词语没有被划掉,他们的朗读也不再顺畅。
一段时间后,都铎发现实验组中无论是口吃儿童还是正常儿童,几乎都出现了严重的口吃现象。
他们在讲话时神情变得紧张,言谈时常常伴随有掰手指等表示恐慌的小动作。
有的人甚至已经不愿意再开口说话,还出现了许多烦躁的行为。
都铎一面开展着实验,另一面内心却饱受矛盾的折磨。
她在每次向约翰逊教授提交实验记录是,都提出希望中止实验。
但眼看自己的实验假设即将得到证实。
约翰逊心里只有兴奋,所有的担忧与愧疚全然抛诸脑后。
从1939年1月17日正式开启,实验开展了四个多月。
实验结果果然不出约翰逊所料:
实验组6名正常者中有5名出现了口吃,5名口吃者中有3名口语严重退化;
控制组则只有1名实验者的语言缺陷比实验前严重。
然而这22位实验者以及实验小组以外的人,直到实验结束都不知道这场实验的真实研究意图。
约翰逊和都铎对外宣称这只是对口吃者的治疗。
疯狂的实验过程和后果却被刻意地掩饰了起来。
丰富而详细的实验记录成了实验小组心知肚明的绝密资料。
最终面向公众的,只是整理成精妙实验结论的大量论文。
约翰逊证明了口吃确实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
而也正是成长环境中他人的暗示或明示,直接导致了儿童患上口吃。
这一成果验证了约翰逊当初的伟大假设。
他因此在语言病理学上收获了数不尽的殊荣与崇高地位。
他后来还作为该领域的专家起草了大英百科全书的“语言障碍”条目。
而这22位孤儿余生的命运,也早已在这场实验中定下了基调。
而都铎由始至终对实验过程中的实验者深感内疚。
在实验结束后,她向约翰逊提交了256页的毕业论文便离开了。
为弥补对实验者造成的伤害,她后来前往威斯康星州采用积极疗法从事口吃矫正工作。
但这个惨痛的回忆却折磨了她大半辈子。
被深深掩藏的事情也总有败露的时候。
时隔62年后,一篇文章挖掘出了口吃实验背后可能隐藏的阴暗面。
那四个多月的残酷实验再次刺痛了84岁的都铎内心。
她才回忆起那场实验,揭开了真相的面纱。
一位名叫玛丽·克拉斯科的受害者在得知真相后写了一封充满愤恨的信给都铎。
她激昂控诉了实验对她终生的生活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影响。
原本伶牙俐齿的小女孩就此变成了口吃,之后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她在痛苦与自我封闭中度过了艰难的一生。
随后,来自受害者接连不断的诉讼把这场实验推向了道德的审判桌。
此时约翰逊已经带着满身的功名利禄逝去,留下了爱荷华州郝赫的温德尔·约翰逊言语视觉中心。
2001年,爱荷华大学公开为口吃实验的研究道歉。
在经过几年的漫长诉讼中,当年的6名实验者共获得92.5万美元的赔偿。
然而撇开伦理道德问题,也有人对这场实验发出了质疑。
即使时至今日,口吃矫正师也容易误诊口吃与发展性不流畅两种差异微妙的疾病。
其中发展性不流畅是指对整词、词组的重复。
口吃则主要是词内部分的重复和发音的延长。
而在当年的实验中,由5位担任评委的研究生根据实验者说话的流利程度,给出从1(差)到5(好)的评分。
因此有人认为约翰逊的实验对实验者的口吃评判标准并不确切,甚至有评分造假的争议。
也许为了可观的实验结果,存在将正常者误判为口吃者的嫌疑。
一位日本科学家Yairi在2002年5月出版的《美国语言病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了批判。
他称约翰逊得出的结果“不仅微不足道,而且还在错误的方向上”。
对于口吃的医学研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
现代医学则采用了更科学与仁道的方式拨开重重迷雾。
目前通过脑成像功能等技术发现口吃与大脑的一些神经生理活动有关。
科学家发现一组位于12号染色体上,与两组位于16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可能导致患病。
但也不能排除后天致病的成因。
具体的病理机制和行之有效的治愈疗法仍未有明确定论。
而在口吃实验中运用的积极治疗手段,确实对口吃治疗有一定程度的作用。
通过语言训练等一些积极的矫正手段,疾病可以得到缓解。
诚然,放在医学研究的大平台上,口吃实验确实对语言障碍的医学研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但再聚焦于实验背后惨遭无辜试验的孤儿,又是一番耐人寻味的画面。
他们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实验带来的康复。
本以为作为孤儿的悲惨,会换取先进实验成果的怜悯与眷顾。
却不知这原来是充满残酷打击的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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