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學與新軸心時代（中）
作者簡介：潘麟，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主席，東方生命研究院院長。
摘要：自從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這一概念後，中外許多學者都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入而廣泛的思考。儘管我們這個時代仍然受到第一軸心時代的熏習，然而在經過千年的演變後，第一軸心時代似乎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對這個時代的影響日漸式微。到了當代，全人類經歷和體驗到越來越深重而持久的精神危機。重重危機面前，人類強烈渴望第二軸心時代的到來。這份渴望源自人類對生命成長和覺醒的嚮往，這正是促使人類文明和歷史不斷前進的最根本持久的驅動力。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由三大層次所構成，即“獸性”“人性”與“佛性”。獸性即生物性對應原始文明時期，人性對應第一軸心時代，佛性對應第二軸心時代。第一軸心時代成功地戰勝和超越了人之本性中的獸性（生物性）而從此進入人性領域。近當代乃至自第一軸心時代以來，人類越來越嚴重的精神危機或曰存在危機，究竟而言，是因為這些問題非人性內涵之能力所能洞察和解決，非得依靠佛性方能解決。第二（新）軸心時代是對第一軸心時代的否定和超越。從此，人類將進入佛性的全面甦醒時期。
關鍵詞：生命科學；獸性；人性；佛性；新軸心時代
四、新軸心時代的動力學探源
“新（第二）軸心時代”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雅斯貝爾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
在1500年至1800年期間，雖然歐洲出現了以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達·芬奇、莎士比亞、倫勃朗、歌德、斯賓諾莎、康德、巴赫、莫扎特等為代表的可以與兩千五百年前的軸心期平分秋色的、類似於第二次軸心時代的優異的精神成就，但它因“完全是歐洲的現象，僅為此它就無權要求第二軸心期的稱號”。
“如果能出現新的軸心期，它必定在將來。……我們可能已面臨新的軸心期，它一定會建立統一的世界範圍的實體，一定是超出我們的想象。以幻想期待它也意味著要去創造它。沒有人知道它會帶來什麼？”
“（未來）或許會進入嶄新的第二個軸心期，達到人類形成的最後過程。這個過程仍十分遙遠，隱而不露。”
凱倫·阿姆斯特朗
英國宗教學家凱倫·阿姆斯特朗在雅斯貝爾斯的意義上最早使用過“第二軸心時代”這一概念。英國另外一位著名學者唐·庫比特在2001年撰寫的《空性與光明》中說：“第一軸心時代的思想家至少創造了三個主要的文化傳統，即西方的、印度的和中國的，每一個傳統都至少持續了2000年，但如今由於文藝復興和近代科學的發展，在西方出現了知識的大爆炸，因此，現在，我們需要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如‘軸心時代’的偉大奠基者那樣。”
是什麼深層的原因驅動著我們如此熱烈地討論“第二軸心時代”的構成？是什麼深層的原因驅使著我們如此熱烈地渴望“第二軸心時代”的到來？在參照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們的相關著作和論文的基礎上，我們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精神危機
近當代全人類經歷和體驗到越來越深重而持久的精神危機，存在著多元而複雜的來源，最顯著者如：
1.生存危機
生存危機包括糧食危機、食品衛生危機、轉基因危機、人口（過多或過少）危機、霧霾問題等。
2.道德倫理危機
道德倫理危機包括傳統大家族的解體帶來的種種問題；剩男剩女問題；社會老齡化問題；城市化運動下的個人和家庭的孤島化問題；因網癮帶來的人際交往能力的退化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自我中心主義問題；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問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危機；克隆人與機器人所引發的倫理問題；在工業化和市場化浪潮裡，人們被越來越嚴重地工具化、商品化、感官化、浮躁化和生物化（即去高尚化和去神聖化）問題；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等等。
3.人格危機
包括認知障礙、情感障礙、邏輯障礙，以及越來越複雜的心理疾病和人格異化問題等等。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家、行為學家和管理學家都一致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是一個超級瘋人院，精神異常者在人群中已經達到了驚人的三分之二以上，並且呈逐年上升之趨勢。
（二）政治經濟危機
追求霸權主義；信奉叢林法則；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層出不窮；難民問題；國家與國家或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種種封閉與歧視；領土爭端；恐怖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經濟制裁、貿易爭端與金融危機；連續兩次世界大戰和不在少數的國家長期的戰亂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等。
（三）文化危機
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如何溝通的問題；各大宗教體系內部問題和相互接觸過程中帶來的種種問題；知識碎片化的問題；教育問題；各地區文化發展嚴重不平衡的問題等等。
（四）哲學（生命、存在）危機
近當代全球範圍內哲學自身的出路問題；存在感的日益式微——因終極關懷的缺失而帶來的持久而深重的無歸屬感、人生（生活）無意義感和無價值感、對死亡的恐懼感、空虛感和被拋棄感；信仰與理性問題；身心的關係問題；物化（墮落）與昇華問題等等。
如果我們樂意，可以把這張危機表一直羅列下去。換言之，近當代的人們正在經歷的危機是多元而複雜的，是舉不勝舉的。這種種危機構成了一張無形的羅網，將個人、家庭、社團、民族和全人類緊緊地束縛於其中，且越收越緊，使每個人都清晰地感受到無法形容的沉重與痛苦，感受生存的焦慮與絕望，如身處於一間無門的暗室。
在如此重重的危機面前，人們迫切希望開展一場自覺的精神變革。凱倫·阿姆斯特朗女士在其《軸心時代》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歷史已到達了一個轉折點……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困境背後隱藏著更深刻的精神危機！”
上述種種危機都屬於外在因素，引起人們強烈呼喚第二軸心時代的到來，或者說，引起人們強烈地開創第二軸心時代，那個動力源更主要的是源於內部——來自個人及全體人類對心智（意識或曰生命）成長和覺醒的渴望。如同我們這個身體出生後，在DNA的驅動下進行持續地成長那樣，我們的心智（意識或曰生命）同樣存在著其內在的DNA，我們東方文化習慣性地稱之為“本性”或曰“天性”——佛家習慣性地稱呼它為“佛性”，道家習慣性地稱呼它為“道性”，儒家習慣性地稱呼它為“德性”。
我們不妨把佛性、道性和德性理解成意識（或曰生命）先天本有的DNA。意識（生命）本有的DNA與身體裡的DNA有一點是相同的：身體裡的DNA內涵著一種強烈的目的（或曰意志）：驅動著身體持續地成長，直至徹底成長到成熟和完美的狀態。意識（生命）DNA同樣內涵著一種強烈的目的（或曰意志）：驅動著意識（生命）持續地成長，直至成長到成熟和完美的狀態。意識（生命）的成長就是意識的不斷覺醒——成長與超越自己為同義詞，成長與覺醒為同義詞。當意識（生命）成長到最成熟和最完美的狀態時，佛家稱之為成佛，道家稱之為真人，儒家稱之為聖人。
意識（生命）本有的內驅力，是個人和人類之文明和歷史最根本、最持久的驅動力。在這個最根本、最持久的驅動力作用下，個人和人類不斷地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覺醒自己，通過持續地否定之否定，實現終極關懷，獲得終極覺醒。關於意識（生命）本有的內驅力，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中有不同的稱謂：儒家稱之為“健行不息”，道家稱之為“道法自然”，佛家稱之為“般若內燻力”，西方基督教傳統則稱之為“內心深處的上帝之召喚（神的召喚）”。
無論是個人還是全體人類，意識（生命）與生俱來的內驅力的驅動下，不斷地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覺醒自己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不是直線型的，而是充滿了曲折和徘徊，會遭遇到難以想象的重重阻礙，而呈現出波浪式的進程。
從中外所有學者關於第二軸心時代的展望和推想中，可以發現一個共性：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第二軸心時代都要比第一軸心時代好上很多很多。這不能僅僅被看待成“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嚮往”這麼簡單，其更深層的奧秘是：這是意識（生命）對自己未來成長狀態的前瞻與預見。
人們對第二軸心時代的關注、討論、期望和不同程度地參與對它的開創與建構，傳遞出一個強烈而清晰的信息：無論就個人而言，還是就整體人類而言，我們終將克服重重困難與危機，而升進到一個被稱之為“人間淨土”或“大同世界”或“共產主義”或類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五、新軸心時代蠡測
（一）人之三性對應著文明的三個階段
人類與生俱來的屬性，在東方文化中蓋稱為“心性”“自性”或“本性”。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有三類屬性或曰三大層次的屬性所構成，即“獸性”“人性”與“佛性”。
獸性即生物性，指人類雖然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動物而成為一個有著反省意識的族群，但依然留存著大量的動物特性，最明顯者，如：飲食男女，叢林法則，暴力傾向，感官化和物化（墮化）傾向，自私與自我，拒絕成長或曰拒絕精神化，充滿了貪婪與嗔恨，非理性化和本能化等等。這些殘留在人類身心中的動物屬性，被統稱為“獸性”。
人性即人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之簡稱，指人類的族群與文化能持續發展與和諧生存的先天基礎。如果沒有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人性（人的社會屬性和文化屬性），那麼，建立在每個個人之上的族群和文化，因為失去了存在基礎和先天條件而片刻也難以維繫下去，就會頃刻間崩解。但事實上，歷史地看，人與人之間、人與族群之間、人與文明文化之間的聯繫是越來越多元而緊密的。這充分證明，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人性不斷地被彰顯和強化的過程。因為人性被持續地彰顯與強化，才會出現人與人之間、人與族群之間、人與文明文化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多元而緊密的現象。
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構成有：關懷與友愛，責任與義務，奉獻與創造，精神化（文明化），大我化（認識到他人或族群存在是自身存在的前提），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哲學化（真假）、道德化（善惡）和藝術化（美醜），邏輯化和知性化（reason），較強的反思能力，主觀能動性的覺醒，歷史意識的覺醒，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自覺追求等等，統稱為“人性”。
佛性又名德性、神性、道性、靈性、聖性、天性、道、大梵、覺性、理性、太極、良知、般若等，為了方便稱呼，此處則統名為“佛性”。佛性即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超越性之簡稱。因佛性的存在，個人和人類整體才有可能不斷地超越自己，直至將佛性內涵的自在性、自覺性、自由性、自發性、自足性、自然性、自生性、無我性、無為性等基本屬性徹底而完美地彰顯出來，從而成佛、成聖或成真人，實現人生的終極關懷，達成生命的終極覺醒，獲得存在的終極圓滿與真正自由。
佛性即超越性，是對自己身心種種侷限性的全面昇華與超越，是對獸性與人性的全面昇華與超越，是對現象世界的全面昇華與超越，是對自我和執著的全面昇華與超越。超越性即是主體世界（又名意識世界或曰生命世界）的徹底彰顯與覺醒。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把獸性（生物性）比喻為站在深谷中看世界，人性則是站在地面上看世界，而佛性是相當於站在山頂上看世界。由於所處位置不同，呈現在眼前的世界的差異就會非常巨大——處於獸性（生物性）之中的人理解人性世界十分困難，對他而言，人性世界之種種，如同天方夜譚；同理，處於人性之中的人理解佛性世界十分困難，對他而言，佛性世界之種種，如同天方夜譚。井底之蛙之喻，夏蟲不可語冰之喻，凡類似之言，即此之謂也。
無論就個人的成長史，還是人類全體的成長史，都是按照本性自己的展現或曰覺醒的次第而來。即最先必然是獸性的展現與彰顯，接下來是人性的展現與彰顯，最後才是佛性的展現與彰顯。除非存在著外力的干擾，不然這個本性的次第展現與彰顯次第不會混亂。
回顧人類已經走過的歷史，第一軸心時代之前被稱之為“史前歷史時期”“原始社會時期”或“原始文明時期”。其存在時間非常漫長，自從人類脫離猿猴成為智能猿人，直至第一軸心時代之間的數十萬年，皆屬“原始文明時期”。原始文明時期所對應的是人之本性中的獸性（生物性），或曰所展現和彰顯的是人之本性中的獸性（生物性），換言之，此歷史時期是獸性（生物性）占主導地位的階段。
第一軸心時代之所以在人類歷史和文明的進程中如此地重要，是因為第一軸心時代成功地戰勝和超越了人之本性中的獸性（生物性）而從此進入人性領域，從此人性成為展現和彰顯的主角，人性正式登上歷史舞臺，獲得了越來越深刻而全面地喚醒，成為此後個人和全體人類的自覺追求和堅決捍衛的對象。換言之，從第一軸心時代開始，人類進入人性甦醒時期，人類的文明進入人性占主導地位的時期。故雅斯貝爾斯將人類文明的開端確定在第一軸心時期，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人性的全面甦醒而言，我們完全贊同雅斯貝爾斯之見。
第二（新）軸心時代是對第一軸心時代的否定和超越。通過此否定和超越，人類將迎來比第一軸心時代更為重要的飛躍——從此，人類將進入佛性的全面甦醒時期；從此，人類將進入建基於佛性之上的文明文化時期。
近當代乃至自第一軸心時代以來，人類越來越嚴重的精神危機或曰存在危機，究竟而言，是這一時期之文明與智慧無法根治的，因為這些問題非人性內涵之能力所能洞察和解決。上述被所有思想家和學者們共同認可的種種精神危機，絕大多數超出了人性所能企及的高度和深度，非人性的能力之所及，但這些問題或曰危機恰好是佛性的能力範圍，是般若智慧的能力範圍。故在佛性彰顯時期（即第二軸心時代），這些所謂的重重危機，都將迎刃而解。如同人類處在原始文明時期——獸性（生物性）甦醒並占主導地位時期，它的很多問題如同死結，似乎永遠也無法解開。但這些如同“死結”一般的“嚴重問題”，到了第一軸心時代就被十分輕鬆地解決了，易如反掌。
在原始文明裡，並非全部是獸性（生物性）彰顯而無一點人性之曙光。獸性（生物性）與人性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如同犬牙交錯之狀。同理，人性與佛性之間亦復如是。故在第一軸心時代的開創者們——那些偉大的聖賢們，在他們的著作和教導裡，存在著很多關於佛性（德性、神性、良知、道等等）的討論。可惜的是，兩千五百多年來，將佛性徹底而完美地彰顯出來的，又有幾人呢？除了極少數聖賢們獲得此成就之外，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對成佛成聖，望塵莫及！古來有言：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鳳毛麟角。信然也。
求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鳳毛麟角，並非全是求道者之錯，更為深層的原因是：我們現在身處於第一軸心時代，這是一個人性張揚的時代，故在這個時代裡，它的文明文化，它的世風民俗，在在處處都是讓我們成為一個人。故在這個歷史文化時期，成人相對於成佛成聖要容易得多。佛家有“世間共業”和“時節因緣”二詞，應為此義。
正如以人性甦醒和彰顯為標誌的第一軸心時代，以及受其規範和籠罩的此後兩千多年之歷史，獸性（生物性）始終混雜在我們個人和全體的歷史和文化中，偶爾成為佔壓倒優勢的主角。正如無數先賢所說的那樣，永遠不要輕視人性的力量。回顧歷史，人性總是能以其不可思議的方式最終戰勝和超越獸性（生物性），並將其有力地掌控著、限定著、引導著、含攝著、提升著、轉化著、圓融著。
同理，在第二軸心時代裡，獸性（生物性）和人性同樣混雜在我們個人和全體的歷史與文化中，偶爾成為佔壓倒優勢的主角。但幸運的是，正如無數聖哲所說的那樣，永遠不要輕視佛性的力量，她能以最不可思議的方式最終戰勝和超越獸性（生物性）與人性，並將其有力地掌控著、限定著、引導著、含攝著、提升著、轉化著、圓融著。
（二）宗教時代與後宗教時代
鬼神以及圍繞著鬼神建立起來的宗教體系、信仰體系、儀式儀軌等，是原始文明時期和第一軸心文明時期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公認的驅動人類的文化創造和歷史前進的第一推動力。但我們充分肯定宗教在人類早期（原始文明時期和第一軸心文明時期）階段曾經發揮過無比重要的價值的同時，也要清楚地看到，宗教是有其清晰的歷史階段性與侷限性的。
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第一軸心時代，及此後的一兩千年裡，宗教始終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那時候的宗教充滿激情與奉獻，充滿想象和堅忍，充滿博愛與智慧，充滿啟迪和情懷。但不幸的是，近幾百年來，乃至上溯一千多年以來，宗教迅速地滑向保守、落後、庸俗、腐朽和持續地邊緣化。近幾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宗教迅速式微與邊緣化，證明宗教已經喪失了作為原始文明時期和第一軸心文明時期的第一驅動力，難以繼續發揮作用。
原始文明建立在獸性（生物性）之上，是獸性（生物性）的展現，屬於意識（生命）的初級階級；第一軸心文明建立在人性之上，是人性的展現，屬於意識（生命）的中級階段；而佛性才是意識（生命）的高級階段或曰終極階段。
人類的發展史就是意識的覺醒史，就是本性中的三性（獸性、人性與佛性）的次第展現史。故處於初、中級覺醒階段的意識內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濃重的幼稚、非理性、夢幻顛倒、自我和佛家所說的五毒（貪嗔痴慢疑）、種種執著與作繭自縛（自挖陷阱把自己埋葬）等等。
如果把處於初、中級覺醒階段的意識狀態，比喻為一個人的嬰幼兒階段，那麼宗教就是此嬰幼兒的玩具——結構精巧的、形狀各異的精神玩具。對於嬰幼兒而言，玩具是他們的精神支柱，是伴隨著他們精神成長的最親密的伴侶。如果失去了賴以生存、賴以成長的各類玩具，如同魚兒離開了水那樣，乾涸而死。可一旦當我們長大成人後，這些曾經被我們視為性命般重要的玩具，早已失去其價值，被我們當作垃圾清理出家園。
第二軸心時代建立在佛性之上，處於意識（生命）覺醒的高級階段或曰終極階段。其時，無論就個人，還是全體人類皆達到高度的成熟狀態，業已獲得了高度的自在、自由、自足、自然、自發、自覺和自律，故爾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精神玩具。站在那個時期來看我們過去的歷史和文化，特別是看曾經視如性命一般的宗教和鬼神信仰，必然感到恍若隔世，必然感到幼稚可笑。如同我們站在現代文明的角度，來看一萬年前的原始宗教裡殺嬰祭神和種種莫名其妙的禁忌那樣，覺得這些已經荒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是故，在第二軸心時代之前是宗教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其時幾乎所有領域皆被深度地宗教化，宗教的身影無處不在，宗教的影響無遠弗屆，宗教的信仰深入靈魂。但這一切將終結在第二軸心時代的門前，第二軸心時代的到來等同於宣佈宗教時代的終結。在第二軸心時代到來及之後，人類將進入後宗教時代，其時，無論是個人還是全體人類，一任純理性之伸展與彰顯，內在世界（或曰主體世界、生命世界）與外在世界（或曰客體世界、現象世界）皆統一於高度成熟的意識世界之中而貞定之、含攝之、超越之、圓融之；在此高度成熟的意識世界中呈現其各自之終極真相。其時，人類將真正意義上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獲得身心兩方面的徹底覺醒與真正解放。
由於第二軸心時代標誌著佛性占主導地位，文明文化和生活人生所有一切皆自覺地建立於佛性之上，一切圍繞著佛性的甦醒與彰顯而活動。其時，將出現得道者多如牛毛，不得道者鳳毛麟角之現象。也就是說，那時在全社會共業的烘托下，在時節因緣帶來的良好緣起的作用下，在對生命內涵與規律的深層了知下，成佛成聖將成為人生的起點，而不再如第一軸心時代那樣，成為人們一生的終極追求。差不多到十八歲左右，如沒有特別的障礙，幾乎所有人都已經實現了佛性的高度覺醒與彰顯而成為名副其實的菩薩或佛陀，成為名副其實的真人或至人，成為名副其實的聖人或大賢。這時，生理（身體）與意識（佛性）同樣達到成熟階段。從此，人生正式起航！
第一軸心時代的代表人物，那些全球皆知的偉大聖賢們——佛陀（梵語Buddha）、瑪哈維亞（大雄，Vardhamana Mahavira,前？—前475）、摩西（Moses）、瑣羅亞斯德等等，當他們實現了生命的徹底覺醒後，非常清楚人類那時所處的意識階段。為了與時相應或曰與時俱進，他們幾乎全部選擇了宗教，成為過去宗教的繼承者或新宗教的創立者。因為他們深刻地知道，其時民眾之心智尚處於初級階段，需要鬼神來依持和引導，需要宗教儀式來安慰和寄託，需要信仰支撐起生活和人生——以求最大限度地避免它們滑向黑暗的深淵。
唯有大成至聖孔子，終其一生不願與世妥協，堅持不語“怪、力、亂、神”，將其教導和學說自覺地建基於理性與人文之上。在我們巡禮第一軸心期的聖賢時，唯有大成至聖孔子不僅是第一軸心期湧現出來的最偉大的聖人之一，同時他還是唯一一位如此成功地超越了其所處之時代，以終生鬱郁不得志為代價，提前跨入第二軸心時代，提前跨入後宗教時代。非常遺憾的是，兩千多年以來，真能明白至聖的良苦用心之人，寥若晨星。當第二軸心時代走近，人類認識與探索之時，我們似乎才明白些什麼，重新讀懂了那位遠去的背影，重新領悟了他果然是一位“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智者。
（三）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道德分為自律道德與他律道德兩大類。自律道德為佛性所本有，是佛性的重要屬性之一。故自律道德源於內部，源於佛性，源於意識這一主體世界深處，源於生命本體。自律道德就是儒家所謂的“善”或“良知”。不僅善（良知）源於佛性，真與美同善一樣，皆源於佛性。真善美是佛性之別名。
他律道德源於外部，源於皇權、政府、宗教、習俗和鄉規民約等。他律道德旨在嚴格地束縛著人們的言行，令其合乎所需要之規範；自律道德（良知）因為屬於佛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故自覺遵循自律道德（良知）之過程，就是彰顯佛性之過程。故遵循自律道德（良知）之過程，就是修行成佛之過程，其終極之成就即是成佛。但儒家不名為成佛，儒家自己的習慣性術語是“成（為）聖（人）”。
原始文明甦醒和彰顯的是獸性（生物性），此時根本無法談道德；第一軸心時代甦醒和彰顯的是人性，只能談來自皇帝、來自王權、來自習俗和家規的他律道德。因為第二軸心時代的到來以佛性的全面甦醒和彰顯為基礎和前提。當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有佛性獲得了全面的甦醒與彰顯之時，佛性內涵之自律性必然獲得了甦醒與彰顯。故於新軸心時代，無論就個人還是全體人類，真正的自律道德，才會伴隨著佛性的甦醒和彰顯而一併甦醒和彰顯出來。因此，在新軸心時代裡，人們將切實地明白真善美之究竟真意而自覺地“惟道是從”，特別是在倫理道德領域，將自覺地恪守良知之指引與規範。
社會是人的社會，世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所構成。如果我們個人的意識或曰本性沒有獲得高度的覺醒與彰顯，那麼幾乎所有的煩惱和危機都將無法在現有的層面上得到解決。
新軸心時代裡的人們，因佛性內含的自律性以良知（道德）的方式獲得了極大的甦醒與彰顯，因此擁有了高度的道德自律，充分認識到，自覺地踐行道德生活，就是自覺地踐行和彰顯佛性。其時人人都會像守護自己的眼睛一樣，自覺地去捍衛道德的純潔性與神聖性，自覺地踐行道德人生。如此，儒家追求了兩千多年的理想將得以實現。儒家所追求的最終理想就是開創一個良知極大地彰顯，人人積極而自覺地踐行道德生活，將各自的人生使命視之為不斷彰顯良知（自律道德）的過程——儒聖們將此普遍奉行德性（自律道德、良知）的社會或曰時代，稱之為大同世界或曰太平盛世。
在如此的大同世界或曰太平盛世之中，由於人人自覺踐行自律道德（良知），故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出現前所未有的和諧，衝突與矛盾將會降到最低。因為衝突與矛盾降到最低，就會出現孔子所說的“無訟”的社會。因為無訟，所以法治在新軸心時代裡就會降到從屬的地步，越來越被邊緣化。
佛陀和印度、中國及日本歷代偉大的禪師們、孔孟及歷代大儒們、老莊及歷代高道們、耶穌及歷代聖徒們，所有的聖賢皆異口同聲而又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們：佛性與真善美無二無別，佛性與解脫無二無別，佛性與幸福快樂無二無別。新軸心時代的人們業已充分認識到：當我們自覺地踐行自律道德（良知），就是在修行，就是在彰顯佛性，就是在彰顯真善美（成為真善美的化身），就是在走向終極解脫和終極圓滿，就是在走向終極幸福與快樂。如果誰試圖阻止我自覺踐行自律道德（良知），那就是在阻礙我彰顯佛性，就是在阻礙我彰顯真善美，就是在阻礙我走向終極解脫和終極圓滿，就是在阻礙我走向終極幸福與快樂。故我們會想盡辦法衝破這些阻礙，跨越這些阻礙，去更好地踐行自律道德（良知）。
在第二軸心時代，尊師重道將是個常識。因為人們認識到，高明之師就是般若智慧（佛性之別名）的化身，就是佛性的具體化。尊師就是尊重我們內在的佛性；接受師尊之加持，就是接受我們內在佛性之加持。究竟而言，佛性是我們每個人的終極導師。但在佛性尚未充分甦醒與彰顯之前，我們需要一個外在的佛性之化身的師父來給予啟迪與引導，需要外在的師父給予傳承與加持。當把這個道理弄明白以後，在新軸心時代，尊師重道將是一個常識。不僅尊師重道是個常識，儒家所謂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以及那個全球人都知道的“金規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這些生命法則、人生法則和社會法則，都將成為人們自願遵守和自覺踐行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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