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盧辯傳》：“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意變革。” 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
可以說，官員是社會中的強勢群體，具有參與國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制定的決策權與及自由分配手中國有資源的決定權，所以，也無論是人類社會的哪一個歷史時期，官員都是既得物質利益群體中最大的受益群體，同時，也是最容易出問題最危險的一個群體。
說道官員，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以及各種戲曲、詩歌等藝術表現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群體：他們不徇私情、大義滅親、鐵面無私，在老百姓的心中，這類人是正義的化身，他們就是中國的“清官”，百姓心中的“好官”。
中國民間有這麼一句老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足以說明一切。在老百姓思維裡，一個好官肯定是一個清官，從而，在中國形成了獨特的一種官場文化，即“清官文化”。“清官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現狀。
百姓對於清官文化愈加追捧，越能說明當時社會清官文化的缺失。所謂清官，必然是“先“清”後“官”，即拋開雜念，迴歸本職，全心全意為百姓服務。千百年來，清官在老百姓心中可謂是聖人一般，從來不會犯錯，兩袖清風，潔身自好，彷彿找不到任何汙點。
然而翻開古人文獻，卻會看到不同於我們眼中的“清官”。在古代文人墨客筆下，他們所描繪的清官與百姓印象中的出入甚大，一度使得百姓難以接受。
晚清小說家劉鶚就曾在書中直言：“清官雖然處事魄力令人敬佩，但是，也正是因為此，才造成了他們剛愎自用，過度清高。在清官眼裡，經常抬高自己，貶低別人，總覺得外人都是小人，唯有自己才是君子。這種念頭不僅害人，還會誤事，在這種思想中，清官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懷著好心卻經常做成壞事。貪官雖可恨，但所做的壞事天下人盡皆知；而清官所做的壞事，大部分人們都不知道，因此，清官才是最可恨的一類群體。”
甚至，為了使自己的話更有說服力，劉鶚還在書中列舉了玉賢和剛弼兩個以清廉自居卻又剛愎自用、草菅人命的官吏形象。劉鶚認為：“清官這類人與貪官不同，貪官所圖為權色錢財，而清官並非真正兩袖清風，他們所圖的則是百姓簇擁而帶來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會令他們逐漸變得失去自我，進而剛愎自用。久而久之，就會時常站在道德制高點批判別人，容易形成自我意識，對自己作出的決策盲目自信，危害極大。”
早在劉鶚之前，歐陽修便曾批判過清官文化，歐陽修和包拯為同時期官員，他非常看不慣包拯的為官之道。當時，包拯在開封府大刀闊斧嚴正執法，得罪了不少皇親國戚，眾多王公貴族紛紛向皇帝訴苦，直稱：包拯是“包閻王”。包拯這種過於嚴格執法的行為使得歐陽修頗為不滿，他覺得這會影響朝廷穩定。而後，包拯連續彈劾掉兩個三司使，介於職位空缺，宋仁宗便讓包拯代理三司使。
這下歐陽修終於坐不住了，本身他就對包拯有很深的成見，不贊成他的執法手段。再加上，被彈劾掉的兩人都是他的朋友，歐陽修遂上書給宋仁宗。彈劾中有這麼一句：“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己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歐陽修的意思是：“別人的牛踩了你的莊稼，你為了出氣，卻把人家的牛給搶走了，這樣合適嗎？牛踩莊稼固然有錯，但也沒有搶牛的罪過大啊。”簡單說，出氣只是藉口，實則是貪圖這頭牛。
歐陽修這番話拐著彎諷刺包拯，覺得他執法刑罰過重，有失公允，看似是為百姓做主，實則為了自己的仕途。尤其是最近彈劾三司成功後，自己卻當上了三司，這不正是貪戀富貴和權利嗎？包拯在一旁聞此，有口難言，畢竟，歐陽修說的在理，外人很容易胡亂猜想。但最後包拯還是頂著壓力走馬上任，將三司徹底改革，才逐漸挽回一些清譽。
明朝時期，曾出了一位大清官海瑞，同樣，難以避免士大夫階層的批評，比之包拯還要更甚，近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海瑞一生清廉公道，以主持天下公義為己任，然而，他命運多舛，屢次失意，幾次為官開場時轟轟烈烈，卻都黯然收場。至於原因，不僅僅因為清廉難於容世，更多的還是在能力方面的原因。
萬曆皇帝曾經如此評價過他：“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這句話看似是誇讚海瑞，實則為指出海瑞的優缺點。
在萬曆皇帝看來：海瑞為官清廉，愛民如子，自然是難得良臣，如若讓海瑞治理道德風化之類的案子，他自然極為擅長，且能妥善處理。但是，若海瑞涉及民生改革、治理城鎮等方面，顯然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因此，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瑞仕途的發展，一生難以有所建樹。
明代李贄《焚書》裡面就曾說過：“公但知小人之能誤國，不知君子之尤能誤國也。小人誤國猶可解救，若君子而誤國，則未之何矣。何也？彼蓋自以為君子而本心無愧也。故其膽壯而志益決，孰能止之？故餘每雲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 ...”
『《周書·盧辯傳》、《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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