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卢辩传》：“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 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
可以说，官员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具有参与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制定的决策权与及自由分配手中国有资源的决定权，所以，也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哪一个历史时期，官员都是既得物质利益群体中最大的受益群体，同时，也是最容易出问题最危险的一个群体。
说道官员，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以及各种戏曲、诗歌等艺术表现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徇私情、大义灭亲、铁面无私，在老百姓的心中，这类人是正义的化身，他们就是中国的“清官”，百姓心中的“好官”。
中国民间有这么一句老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足以说明一切。在老百姓思维里，一个好官肯定是一个清官，从而，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一种官场文化，即“清官文化”。“清官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状。
百姓对于清官文化愈加追捧，越能说明当时社会清官文化的缺失。所谓清官，必然是“先“清”后“官”，即抛开杂念，回归本职，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千百年来，清官在老百姓心中可谓是圣人一般，从来不会犯错，两袖清风，洁身自好，仿佛找不到任何污点。
然而翻开古人文献，却会看到不同于我们眼中的“清官”。在古代文人墨客笔下，他们所描绘的清官与百姓印象中的出入甚大，一度使得百姓难以接受。
晚清小说家刘鹗就曾在书中直言：“清官虽然处事魄力令人敬佩，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才造成了他们刚愎自用，过度清高。在清官眼里，经常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总觉得外人都是小人，唯有自己才是君子。这种念头不仅害人，还会误事，在这种思想中，清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怀着好心却经常做成坏事。贪官虽可恨，但所做的坏事天下人尽皆知；而清官所做的坏事，大部分人们都不知道，因此，清官才是最可恨的一类群体。”
甚至，为了使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刘鹗还在书中列举了玉贤和刚弼两个以清廉自居却又刚愎自用、草菅人命的官吏形象。刘鹗认为：“清官这类人与贪官不同，贪官所图为权色钱财，而清官并非真正两袖清风，他们所图的则是百姓簇拥而带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令他们逐渐变得失去自我，进而刚愎自用。久而久之，就会时常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别人，容易形成自我意识，对自己作出的决策盲目自信，危害极大。”
早在刘鹗之前，欧阳修便曾批判过清官文化，欧阳修和包拯为同时期官员，他非常看不惯包拯的为官之道。当时，包拯在开封府大刀阔斧严正执法，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众多王公贵族纷纷向皇帝诉苦，直称：包拯是“包阎王”。包拯这种过于严格执法的行为使得欧阳修颇为不满，他觉得这会影响朝廷稳定。而后，包拯连续弹劾掉两个三司使，介于职位空缺，宋仁宗便让包拯代理三司使。
这下欧阳修终于坐不住了，本身他就对包拯有很深的成见，不赞成他的执法手段。再加上，被弹劾掉的两人都是他的朋友，欧阳修遂上书给宋仁宗。弹劾中有这么一句：“拯所谓牵牛蹊田而夺之牛，罚己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欧阳修的意思是：“别人的牛踩了你的庄稼，你为了出气，却把人家的牛给抢走了，这样合适吗？牛踩庄稼固然有错，但也没有抢牛的罪过大啊。”简单说，出气只是借口，实则是贪图这头牛。
欧阳修这番话拐着弯讽刺包拯，觉得他执法刑罚过重，有失公允，看似是为百姓做主，实则为了自己的仕途。尤其是最近弹劾三司成功后，自己却当上了三司，这不正是贪恋富贵和权利吗？包拯在一旁闻此，有口难言，毕竟，欧阳修说的在理，外人很容易胡乱猜想。但最后包拯还是顶着压力走马上任，将三司彻底改革，才逐渐挽回一些清誉。
明朝时期，曾出了一位大清官海瑞，同样，难以避免士大夫阶层的批评，比之包拯还要更甚，近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海瑞一生清廉公道，以主持天下公义为己任，然而，他命运多舛，屡次失意，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至于原因，不仅仅因为清廉难于容世，更多的还是在能力方面的原因。
万历皇帝曾经如此评价过他：“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这句话看似是夸赞海瑞，实则为指出海瑞的优缺点。
在万历皇帝看来：海瑞为官清廉，爱民如子，自然是难得良臣，如若让海瑞治理道德风化之类的案子，他自然极为擅长，且能妥善处理。但是，若海瑞涉及民生改革、治理城镇等方面，显然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此，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瑞仕途的发展，一生难以有所建树。
明代李贽《焚书》里面就曾说过：“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未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故余每云贪官之害小，而清官之害大... ...”
『《周书·卢辩传》、《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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