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批评学者讲课，比如指责、嘲讽“百家讲坛”的一些主讲人易中天、纪连海、袁腾飞等人——“充其量就是个说书的！”话中有话，即看不起说书的，说书的就一定不如讲课的，或者说书的就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我不知道这些动不动将“说书的”锁定在一个低级概念上的人，你凭什么看不起说书的？你对说书了解多少？你自己听了多少书？见识过多少种说书？见识过多少优秀的说书人？
说书，被归入曲艺类，全国各地有多少种说书艺术，我不很了解。就我所了解的一些说书艺术和说书人，可绝不是让一个人随随便便就鄙夷和轻视的。他们的知识掌握量、语言表达能力、艺术感染力和对受众心理的研究与掌控能力，他们的传播技艺等等，都是不可以随便轻视的。曲艺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的声像资料，是一个可供许多学科研究的富矿，不是你一句轻易的鄙夷就能抹杀了的。
历史上，文化的传承在民间社会主要靠两种途径，一是各种私塾学馆之类的正规读书渠道；一是民间艺人包括说书人的传播，那些负鼓盲翁到乡间做场说书，演艺的是稗类野史，却传播的同样是忠孝仁义、礼义廉耻，与私塾学馆形成了呼应或者说是对私塾学馆教育的一种补充和渲染，是为读书人营造民间气氛和培育土壤。这些说书人，虽然生活困苦，身份卑贱，却心向尊贵，也不乏迎合特殊受众的需求，说匪盗淫秽类的，但却无不偷偷摸摸去说。这正是主流价值观相对稳定的古代社会的典型文化：身份低微卑贱、生活困苦窘迫，而人心却无不向往尊贵，一生的种种努力就是尽快脱离贱籍，因此你在他可怜贫困的生活中，只要不绝望、不自甘堕落，总会发现其内心向上的尊贵追求。与当今人相比，身居高位，挣大钱、掌大权，却心向卑贱，争创人格道德的新低来扩大生存地盘，其所谓成功无不是大行卑贱之道而获取的，所谓当今社会倡导的情商，真可以称得上就是贱商。以往的说书人中，也有不少人，在社会变革、家国动荡的时期，作出过让读书人都肃然起敬的义举，其行为义举就是对自身卑贱身份的拼命救赎，那种提升生命尊严的冲动，有的甚至比一般读书人的爆发力还强大。
说书艺术，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习惯程式，这些习惯、风格和程式，是说书人在经过了无数次的实践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最实际、最有效、最能最大限度地让受众获得听书艺术享受的习惯、风格和程式——这与传统戏曲的程式有同样的意义，你不能一个戏一个办法，让受众没有可熟悉的接受路径与习惯。在程式的默契、表现的雷同、人物的类型化和板式唱腔的稳定结构中，演员和说书人可以有自己自由的发挥，形成自己的艺术标识，即形成流派。解放后，有许多受了西方舞台艺术影响的人，试图改造中国的传统戏曲曲艺，所谓颠覆传统、打破程式，结果弄一个新玩意儿，观众看了留不下印象，因为不熟悉程式，所以形成不了依赖，或者根本就看不进去。这就是功利思维导致了对传统的粗暴改造，没有研究传统戏曲曲艺什么会形成它们各自的习惯、程式和风格。
说书的习惯、风格和程式，用在说书，是其长；简单地照搬用在讲课，无疑是其短。毫无疑问，无论易中天、纪连海还是袁腾飞，都没有简单地照搬说书，也许他们中有的人根本也对说书不感兴趣、不熟悉说书——易中天先生就说自己从来不听说书，你为什么要说他“充其量是个说书的”？不能简单地照搬使用说书的方法，那能不能借鉴一些说书的风格和色彩，用在讲课上？当然可以！用得好，就是借说书之长，助长自己讲课之长。我觉得袁腾飞就借鉴得很好。他在惜和局部大胆地借鉴，也可能是不自觉地借鉴，他在引用和比喻，使学生能够更形象地理解某个历史知识的时候，用反差极大的、瞬间跳出历史语境转换到现实语境的方式，使讲课显得十分活泼。比喻也可能是变形的、滑稽的，但道理和概念却丝毫不变形不扭曲。这样的借鉴是很聪明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不信你试试？我觉得袁腾飞老师还可以更多地借鉴包括说书在内的别的表达形式，比如你讲北宋统一中华，完全可以说一段王（凤山）派快板书《双锁山》来助兴，让学生感到自己手中的一本薄薄的历史书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也让学生日后有机会欣赏到民间经典戏曲曲艺《双锁山》，不至于看了半夜还不知道演的是啥、人物故事是哪朝哪代的。
上个世纪初，胡适、周作人等那一到学人，就对民族民间文艺给予了热情的关注与研究。他们发现，民间文艺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不是可以随便被鄙夷和轻视的。现在的人，尤其是现在的网民，你到底了解多少说书和说书人，就那么人云亦云地看不起说书和说书人？说书和说书人不是那么简单的，至少不是如你所轻易鄙夷的那么简单。
閱讀更多 茅塞盾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