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汾陽王郭子儀的祖籍究竟為何地？對此，常見的有二種說法，一說為今山西汾陽，另一說為太原或太原晉陽。除此之外，還有另二種更為具體的說法，即 “今陽曲說”和“古陽曲（定襄）說”。那麼，這幾種說法究竟何者為確呢？遺憾的是，郭子儀祖籍究竟具體為何地的認定，至今諸說不一，仍無一個公認的定論。中國唐史學會會員，郭子儀研究學者，長篇歷史小說《汾陽王郭子儀》的作者賈祝文就此作出如下解析和認定：
其一，郭子儀祖籍何地諸說不一，為什麼“今汾陽說”似是而非；
其二，郭子儀祖籍為太原或太原晉陽的認定無誤，但還不夠具體；
其三，為什麼說郭子儀具體的祖籍地為今陽曲而非古陽曲。
本文為其二：
當前，不管是各類網絡媒介還是郭子儀研究論著中，郭子儀祖籍“今汾陽說”的觀點，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言堂”漸漸淪為如今的“言難立”。“今汾陽說”已非“眾口一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郭子儀祖籍“太原說”已逐漸上升成較為廣泛的共識。這一局面的出現和形成，先是郭子儀研究中相關史料及郭氏族譜深入考析探究成果的推動，再就是近些年來郭子儀家族諸多墓誌的出土為相關研究成果提供了金石之證。可以說，郭子儀祖籍“太原說”取代“今汾陽說”已大勢所趨，不可逆轉，這是因為：
一、所有正史及郭子儀家族廟碑、墓碑和墓誌皆記載郭子儀祖上出自太原
諸多正史所載以及存世和出土的郭子儀家族二十三通廟碑及墓碑、墓誌等，皆記載郭子儀家族祖籍為太原或太原晉陽，其中：
史料記載如《北史·第七十五卷·郭榮傳》：（郭子儀上五世祖郭進的侄子郭榮）“自雲太原人。” 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郭子儀祖上：“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光祿大夫廣意，廣意生馮翊太守孟儒，子孫自太原徙馮翊。”如《全唐文》載：（郭子儀祖上）“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為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
存世已久及近些年新出土的郭子儀家族廟碑和墓碑、墓誌則與相關史料關於郭子儀家族祖籍為太原的記載完全一致。如郭子儀上四世伯祖郭榮碑銘載其祖籍：“太原晉陽人也。”郭子儀父郭敬之碑文載：“代為太原著姓。子孫始自太原家焉。”郭子儀玄孫郭弘裕墓誌載：“太原人也。”
總之，不管是正史還是郭子儀家族廟碑、墓碑和墓誌，但凡提及郭子儀家族祖籍，則不論記作“太原人也”或“其先太原人也”或“代為太原著姓”或“家於太原”或“出自太原”或“自太原徙馮翊”或“太原晉陽人焉”等等，均唯以太原為家籍族根。這千百年不變的表述，明白無誤地表明，正史關於郭子儀家族祖籍太原的認定，是以其族眾碑同載、共認無異的金石銘文為據的。可見，郭子儀祖籍地為太原的認定是無可置疑的。
二、郭子儀先封的代國公之爵亦可佐證其祖籍為太原無誤
安祿山亂起後，郭子儀臨危受命不移忠，身率孤軍起朔方，三戰雲中率先打破安軍不可戰勝神話，東出河北連敗九門、沙河之敵，大戰嘉山全殲安軍主力曳落河，靈武護駕平叛河曲九姓胡，揮軍渡河收復河東，二攻長安奪回唐都，惡戰陝州繼取洛邑，手提二京還天子，功蓋天下無人及。正因郭子儀創下如此“再造唐室”的赫赫之功，唐肅宗方於至德二載十二月（757年）加封郭子儀為唐九等爵位中排位第三、官為從一品的代國公。由此可見，郭子儀代國公之封可謂是非同尋常的功重位尊，若按唐時大臣封爵之稱常以其祖籍地或得姓地之名而封的慣例來看，祖籍地為太原的郭子儀，為什麼不封為太原國公，卻被封為代國公呢？其實，郭子儀被封代國公，與其祖籍為太原並無不諧，這是因為，太原與唐之前的代國有著難分彼此的關係。
“代”之立國始於商朝時的“湯封同姓”。商、周時的代地在今太原以北的雁門關南北、大同及河北蔚縣一帶。春秋時，佔據太原（春秋戰國時稱晉陽）的晉國大夫、晉卿趙襄子於夏屋山（今代縣東北）殺代王，興兵平代，代地遂被趙氏，即後來由趙襄子所建、以太原為都城的趙國所控。公元前228年秦滅趙，趙公子嘉逃往代，自立為王，6年後被滅。
秦時設置太原郡，治所晉陽，代地仍為太原郡所轄。
西漢初，地方行政區劃實行“郡國並行制”，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劉邦封其兄劉喜（劉仲）為代王。漢高祖十一年時（公元前196年），漢高祖將太原、代郡、雁門、定襄四郡劃歸一體為代國，封其四子劉恆為代王。劉恆為代王十餘年後入京為漢文帝，在其入京前後，將代國都城由太原郡的中都城（今平遙縣城西南）遷到了晉陽城（今太原市晉源區古城營村）。自此，至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末代代王劉義徙為清河剛王、代國除改為太原郡止，晉陽一直就是代國的都城。也就是說，在漢朝代國存在的87年曆史中，太原郡在絕大部分時間內都為代國領地，而代國以太原郡晉陽城為都城長達六十多年。
繼後，漢武帝元封中期置幷州（太原）刺史部，治所晉陽，仍領原代國所轄太原、雲中、定襄、雁門等地。其後，東漢大部分時期及三國魏黃初元年（220年）復置幷州時，其治所仍為晉陽，原代國所領太原、雁門、樂平、新興等郡地，仍為幷州所轄。
由上可知，作為郭子儀家族祖籍地的太原，早在春秋末戰國初趙襄子建立趙國時期，趙氏就徵並了代國，其時，太原（晉陽）先是趙氏統轄代地的治所，“三國分晉”後，便成了領有代國等地區的趙國之都。尤其在漢時，漢初至東漢末四百多年間，太原郡地既在大多時間內為代國轄地，而太原郡治晉陽又是代國為時最長的都城和管轄代地的治所。
可見，代國之名與太原及太原曾用的晉陽、幷州之名皆難以分割地緊密聯繫在一起。所以說，郭子儀先授的代國公之爵，不僅與郭子儀祖籍為太原無存不合，而且還從另一側面佐證了太原是郭子儀祖籍地的認定無誤。
故宮南燻殿藏唐汾陽王郭子儀像
三、為什麼祖籍太原的郭子儀，卻封爵為汾陽郡王
郭子儀先授的唐九級爵位中第三等級的“國公”，已屬唐爵位中的高爵，郭子儀所授“代”的爵位名稱，絕非來無由頭的隨意之封，就是說，其因封地“代”之名稱，要麼是其祖上的封地，要麼是其祖上籍地，要麼是家族得姓地，要麼是其重要的出征任官地。由前述可知，郭子儀祖籍地為太原，已被其家族廟碑、墓碑、墓誌及史料所證實，而封其代國公，正是因了郭子儀的祖藉地太原與代國關聯至密、難以分割的“代國統領太原郡地，太原城為代國之都”的互為歸屬和代稱的關係。
但是，唐寶應元年（762年）郭子儀又被封為更高一級爵位，即九級爵位中僅次於第一爵位“親王”的、除皇親之外大臣可封的最高爵級“郡王”時，卻既未封為“太原郡王”，或“晉陽郡王”或“並郡王”，也未封為“代郡王”，而是封為了“汾陽郡王”。
根據郭子儀先封的代國公，是因“代”與郭子儀祖籍地太原曾有的“互為歸屬和代稱”的至密關聯使然，那麼，關於“汾陽郡王”的解析，亦宜先從“汾陽”與郭子儀祖籍是否也有至密關聯的交結來探究。那麼，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之前，是否有名“汾陽”之地一如“代國”般也與郭子儀祖籍地太原曾有互為歸屬和代稱的至密關係呢？
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之前，歷史上曾正式稱名“汾陽”，而且可能為郭子儀“汾陽”郡王爵號因封地的地方有以下幾例：
一是春秋時晉國的“汾陽之邑”。《史記·晉世家·夷吾遺裡克書》載：“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那麼，二千七百多年前晉國的汾陽邑（春秋時的邑相當於之後的縣）究竟指稱何地，在諸多正史史料中則求索無解。據《莊子“逍遙遊”一句話，解開“汾陽邑”千古迷》（作者晉崞古竹）根據《莊子》首篇《逍遙遊》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的記載以及另一篇《唐玄宗慶唐觀紀聖銘中的“汾陽”，指稱的是浮山不是汾州》的系列解析論證，作出了春秋晉國汾陽邑指的是“位居汾水之陽、境內有姑射山、今浮山縣及其境內的‘汾陽龍角山’於隋時為襄陵屬地的古襄陵即今襄汾縣的推論。但是，古襄陵也好今襄汾也罷，皆與其北五百里以外的太原，從未有過代國與太原般互為歸屬和代稱的關係。
二是東魏時的汾陽縣。《魏書·地形志》載：“龍門郡領二縣：西太平、汾陽。”東魏時的龍門郡即今河津市。但東魏時的龍門郡及其所屬的汾陽縣或西太平縣，亦無有過代國與太原般互為歸屬和代稱的關係。
三是唐時的汾陽監。《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上》載：“大曆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二監，增置五爐鑄錢。”據上述史料及《新唐書·志五十四》等史料表明，“汾陽監”是唐開元時於主要鑄錢之地絳州（治所今新絳縣）設置的錢幣鑄制管理機構。可見，“汾陽監”並非州縣建制之稱，而是位於上述汾河流域泛稱“汾陽”區域的鑄爐管理機構的名稱。所以說，唐時的汾陽監更不可能與太原有代國與太原般互為歸屬和代稱的關係。
四是唐汾州及西河縣。明萬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時其附郭縣方稱名為汾陽縣，這是唐汾州及西河縣之地的正式行政名稱首次被稱為“汾陽”，所以此汾陽是不可能與833年前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有所關聯，更何況，不管是汾州還是西河，還是汾州之前曾叫過的瓜衍、茲氏、茲同、隰城等，皆無與代國與太原般互為歸屬和代稱的關係。
五是漢、隋、唐曾稱名汾陽的今靜樂、陽曲二地。今靜樂縣及陽曲縣及二縣交界處的部分區域在漢、隋、唐時曾數次稱名汾陽縣。就靜樂、陽曲二縣相較而言，二縣歷史上大多數時間同為代國所轄範圍，但在漢隋唐時，靜樂基本不在太原郡管轄範圍，而今陽曲之地由於緊鄰太原郡城，是為太原城北屏護，所以歷史上陽曲與太原的關係，是作為太原首縣的特殊身份而定位的。
據上可見，相較靜樂以及上述歷史上曾稱名“汾陽縣”或“汾陽監”的幾地而言，漢、隋、唐曾三次正式稱名汾陽縣的陽曲才是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的因封地。
進而言之，由於陽曲並非郭子儀家族曾經的封地或胙土命氏地，也非為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之前的重要出征任官地，所以，陽曲之所以能成為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的因封地，概因陽曲曾於漢、隋、唐三次稱名汾陽縣，更因陽曲是為郭子儀具體祖籍地的緣故。
上述推定與唐授予大臣郡王級別爵位名號的基本命名慣例是吻合的。如：唐陽城郡王（各詩集載為“陽城”郡王，而唐書衛伯玉傳記載為“城陽”郡王）衛伯玉太夫人加封鄧國夫人後，杜甫以《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一詩作賀，詩中“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之句，是說衛伯玉“陽城郡王”封號的綴名，是以其祖上先前封地（亦稱封土）“陽城”的名稱命名的，而衛伯玉太夫人（漢時列侯的母親稱太夫人，唐習之）所加的“國夫人”封號，則不以其夫君祖上“陽城”封地之名封，而是新取與其夫君祖上封地無關卻名氣較大的“鄧國”之名中的“鄧”封為“鄧國夫人”。古時的封地或封土，包含有受封者食邑之地、得姓之地、祖籍之地等含義，所以，其餘不論，只就漢、隋、唐曾三次稱名汾陽縣的陽曲是為郭子儀祖籍這一條，就可確認陽曲為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的唯一因封地。
四、郭子儀依祖藉陽曲封汾陽郡王，為什麼家族廟碑、墓碑和墓誌卻載家於太原
認定陽曲為郭子儀封爵汾陽郡王的因封地，也就進一步佐證了陽曲為郭子儀具體祖籍地的認定。但是，要真正確立這二方面的認定，還必須對郭子儀家族廟、墓碑及墓誌中為什麼無一例外皆言其家族“太原人也”及“家於太原”等相似記載作出令人信服的客觀解析：
西漢之前，由於分封制和世祿世卿制佔統治地位，所以普通姓氏家族的社會地位和功能大受抑制，所以一般姓氏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僅侷限於泛泛而言的著姓、大族等類的說法。
漢時，皇帝的中央集權不斷加強，分封制漸次被廢，世祿世卿的世襲制遂被削式微，國家統治系統除頂層外，皇帝和朝廷選任各級官吏的基本模式，也由世祿世卿製為主轉為“察舉制”與“徵辟制”。察舉制是由州、郡等地方各級官吏考察擬入仕人材並舉薦給朝廷。徵辟制是徵召社會上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其中皇帝親自徵召的稱“徵”，由各級官府徵召的稱“闢”。由二漢延續至隋唐選任官員的察舉、徵辟制，相對於漢之前實行的世祿世卿制來講，是很大進步，但其注重以聲名取士和薦舉為主考試為輔的特點，卻影響和助長了三國、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下以是否出身名門望族和按門第高下而主導舉薦、選拔、任用官吏的趨勢。這種現象造成了朝廷和地方各級重要的官職往往被門閥士族所壟斷，從而使是否出自門閥士族及是否具有名門望族背景，成了決定入仕者在察舉、徵辟制及門閥制度下是否佔有絕對優勢的關鍵因素。
太原郭氏是兩漢以來太原著姓，是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知名門閥，到唐初，太原郭氏已發展成為天下郭氏著名郡望，位居唐初“山東（一說為崤山以東，一說為華山以東，一說為太行山以東）八大望族”之列。因之，鑑於二漢時察舉、徵辟選任官制的實行，尤其是三國、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在選任官方面以名門望族、門閥士族出身者為優的影響，所以郭子儀家族的具體祖籍地雖為陽曲，但自漢時起，郭子儀家族即以與陽曲世代地連治合的太原為其家族祖籍地的大名。這正是郭子儀授爵汾陽郡王而未授太原郡王或晉陽郡王的內在因素，也是唐大臣郡王爵位之授遵循“郡依封土舊”規制的寫照，同時，也是對於郭子儀具體祖籍地是為陽曲的客觀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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