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汾阳王郭子仪的祖籍究竟为何地？对此，常见的有二种说法，一说为今山西汾阳，另一说为太原或太原晋阳。除此之外，还有另二种更为具体的说法，即 “今阳曲说”和“古阳曲（定襄）说”。那么，这几种说法究竟何者为确呢？遗憾的是，郭子仪祖籍究竟具体为何地的认定，至今诸说不一，仍无一个公认的定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郭子仪研究学者，长篇历史小说《汾阳王郭子仪》的作者贾祝文就此作出如下解析和认定：
其一，郭子仪祖籍何地诸说不一，为什么“今汾阳说”似是而非；
其二，郭子仪祖籍为太原或太原晋阳的认定无误，但还不够具体；
其三，为什么说郭子仪具体的祖籍地为今阳曲而非古阳曲。
本文为其二：
当前，不管是各类网络媒介还是郭子仪研究论著中，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的观点，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言堂”渐渐沦为如今的“言难立”。“今汾阳说”已非“众口一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郭子仪祖籍“太原说”已逐渐上升成较为广泛的共识。这一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先是郭子仪研究中相关史料及郭氏族谱深入考析探究成果的推动，再就是近些年来郭子仪家族诸多墓志的出土为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金石之证。可以说，郭子仪祖籍“太原说”取代“今汾阳说”已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因为：
一、所有正史及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和墓志皆记载郭子仪祖上出自太原
诸多正史所载以及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二十三通庙碑及墓碑、墓志等，皆记载郭子仪家族祖籍为太原或太原晋阳，其中：
史料记载如《北史·第七十五卷·郭荣传》：（郭子仪上五世祖郭进的侄子郭荣）“自云太原人。” 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子仪祖上：“出自太原，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意，广意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如《全唐文》载：（郭子仪祖上）“代为太原著姓。汉有光禄大夫广意，生孟儒，为冯翊太守，子孙始自太原家焉。”
存世已久及近些年新出土的郭子仪家族庙碑和墓碑、墓志则与相关史料关于郭子仪家族祖籍为太原的记载完全一致。如郭子仪上四世伯祖郭荣碑铭载其祖籍：“太原晋阳人也。”郭子仪父郭敬之碑文载：“代为太原著姓。子孙始自太原家焉。”郭子仪玄孙郭弘裕墓志载：“太原人也。”
总之，不管是正史还是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和墓志，但凡提及郭子仪家族祖籍，则不论记作“太原人也”或“其先太原人也”或“代为太原著姓”或“家于太原”或“出自太原”或“自太原徙冯翊”或“太原晋阳人焉”等等，均唯以太原为家籍族根。这千百年不变的表述，明白无误地表明，正史关于郭子仪家族祖籍太原的认定，是以其族众碑同载、共认无异的金石铭文为据的。可见，郭子仪祖籍地为太原的认定是无可置疑的。
二、郭子仪先封的代国公之爵亦可佐证其祖籍为太原无误
安禄山乱起后，郭子仪临危受命不移忠，身率孤军起朔方，三战云中率先打破安军不可战胜神话，东出河北连败九门、沙河之敌，大战嘉山全歼安军主力曳落河，灵武护驾平叛河曲九姓胡，挥军渡河收复河东，二攻长安夺回唐都，恶战陕州继取洛邑，手提二京还天子，功盖天下无人及。正因郭子仪创下如此“再造唐室”的赫赫之功，唐肃宗方于至德二载十二月（757年）加封郭子仪为唐九等爵位中排位第三、官为从一品的代国公。由此可见，郭子仪代国公之封可谓是非同寻常的功重位尊，若按唐时大臣封爵之称常以其祖籍地或得姓地之名而封的惯例来看，祖籍地为太原的郭子仪，为什么不封为太原国公，却被封为代国公呢？其实，郭子仪被封代国公，与其祖籍为太原并无不谐，这是因为，太原与唐之前的代国有着难分彼此的关系。
“代”之立国始于商朝时的“汤封同姓”。商、周时的代地在今太原以北的雁门关南北、大同及河北蔚县一带。春秋时，占据太原（春秋战国时称晋阳）的晋国大夫、晋卿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东北）杀代王，兴兵平代，代地遂被赵氏，即后来由赵襄子所建、以太原为都城的赵国所控。公元前228年秦灭赵，赵公子嘉逃往代，自立为王，6年后被灭。
秦时设置太原郡，治所晋阳，代地仍为太原郡所辖。
西汉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郡国并行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其兄刘喜（刘仲）为代王。汉高祖十一年时（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将太原、代郡、雁门、定襄四郡划归一体为代国，封其四子刘恒为代王。刘恒为代王十余年后入京为汉文帝，在其入京前后，将代国都城由太原郡的中都城（今平遥县城西南）迁到了晋阳城（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自此，至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末代代王刘义徙为清河刚王、代国除改为太原郡止，晋阳一直就是代国的都城。也就是说，在汉朝代国存在的87年历史中，太原郡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为代国领地，而代国以太原郡晋阳城为都城长达六十多年。
继后，汉武帝元封中期置并州（太原）刺史部，治所晋阳，仍领原代国所辖太原、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其后，东汉大部分时期及三国魏黄初元年（220年）复置并州时，其治所仍为晋阳，原代国所领太原、雁门、乐平、新兴等郡地，仍为并州所辖。
由上可知，作为郭子仪家族祖籍地的太原，早在春秋末战国初赵襄子建立赵国时期，赵氏就征并了代国，其时，太原（晋阳）先是赵氏统辖代地的治所，“三国分晋”后，便成了领有代国等地区的赵国之都。尤其在汉时，汉初至东汉末四百多年间，太原郡地既在大多时间内为代国辖地，而太原郡治晋阳又是代国为时最长的都城和管辖代地的治所。
可见，代国之名与太原及太原曾用的晋阳、并州之名皆难以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郭子仪先授的代国公之爵，不仅与郭子仪祖籍为太原无存不合，而且还从另一侧面佐证了太原是郭子仪祖籍地的认定无误。
故宫南熏殿藏唐汾阳王郭子仪像
三、为什么祖籍太原的郭子仪，却封爵为汾阳郡王
郭子仪先授的唐九级爵位中第三等级的“国公”，已属唐爵位中的高爵，郭子仪所授“代”的爵位名称，绝非来无由头的随意之封，就是说，其因封地“代”之名称，要么是其祖上的封地，要么是其祖上籍地，要么是家族得姓地，要么是其重要的出征任官地。由前述可知，郭子仪祖籍地为太原，已被其家族庙碑、墓碑、墓志及史料所证实，而封其代国公，正是因了郭子仪的祖藉地太原与代国关联至密、难以分割的“代国统领太原郡地，太原城为代国之都”的互为归属和代称的关系。
但是，唐宝应元年（762年）郭子仪又被封为更高一级爵位，即九级爵位中仅次于第一爵位“亲王”的、除皇亲之外大臣可封的最高爵级“郡王”时，却既未封为“太原郡王”，或“晋阳郡王”或“并郡王”，也未封为“代郡王”，而是封为了“汾阳郡王”。
根据郭子仪先封的代国公，是因“代”与郭子仪祖籍地太原曾有的“互为归属和代称”的至密关联使然，那么，关于“汾阳郡王”的解析，亦宜先从“汾阳”与郭子仪祖籍是否也有至密关联的交结来探究。那么，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是否有名“汾阳”之地一如“代国”般也与郭子仪祖籍地太原曾有互为归属和代称的至密关系呢？
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历史上曾正式称名“汾阳”，而且可能为郭子仪“汾阳”郡王爵号因封地的地方有以下几例：
一是春秋时晋国的“汾阳之邑”。《史记·晋世家·夷吾遗里克书》载：“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那么，二千七百多年前晋国的汾阳邑（春秋时的邑相当于之后的县）究竟指称何地，在诸多正史史料中则求索无解。据《庄子“逍遥游”一句话，解开“汾阳邑”千古迷》（作者晋崞古竹）根据《庄子》首篇《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的记载以及另一篇《唐玄宗庆唐观纪圣铭中的“汾阳”，指称的是浮山不是汾州》的系列解析论证，作出了春秋晋国汾阳邑指的是“位居汾水之阳、境内有姑射山、今浮山县及其境内的‘汾阳龙角山’于隋时为襄陵属地的古襄陵即今襄汾县的推论。但是，古襄陵也好今襄汾也罢，皆与其北五百里以外的太原，从未有过代国与太原般互为归属和代称的关系。
二是东魏时的汾阳县。《魏书·地形志》载：“龙门郡领二县：西太平、汾阳。”东魏时的龙门郡即今河津市。但东魏时的龙门郡及其所属的汾阳县或西太平县，亦无有过代国与太原般互为归属和代称的关系。
三是唐时的汾阳监。《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上》载：“大历四年正月，关内道铸钱等使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原二监，增置五炉铸钱。”据上述史料及《新唐书·志五十四》等史料表明，“汾阳监”是唐开元时于主要铸钱之地绛州（治所今新绛县）设置的钱币铸制管理机构。可见，“汾阳监”并非州县建制之称，而是位于上述汾河流域泛称“汾阳”区域的铸炉管理机构的名称。所以说，唐时的汾阳监更不可能与太原有代国与太原般互为归属和代称的关系。
四是唐汾州及西河县。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其附郭县方称名为汾阳县，这是唐汾州及西河县之地的正式行政名称首次被称为“汾阳”，所以此汾阳是不可能与833年前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有所关联，更何况，不管是汾州还是西河，还是汾州之前曾叫过的瓜衍、兹氏、兹同、隰城等，皆无与代国与太原般互为归属和代称的关系。
五是汉、隋、唐曾称名汾阳的今静乐、阳曲二地。今静乐县及阳曲县及二县交界处的部分区域在汉、隋、唐时曾数次称名汾阳县。就静乐、阳曲二县相较而言，二县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同为代国所辖范围，但在汉隋唐时，静乐基本不在太原郡管辖范围，而今阳曲之地由于紧邻太原郡城，是为太原城北屏护，所以历史上阳曲与太原的关系，是作为太原首县的特殊身份而定位的。
据上可见，相较静乐以及上述历史上曾称名“汾阳县”或“汾阳监”的几地而言，汉、隋、唐曾三次正式称名汾阳县的阳曲才是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
进而言之，由于阳曲并非郭子仪家族曾经的封地或胙土命氏地，也非为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的重要出征任官地，所以，阳曲之所以能成为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概因阳曲曾于汉、隋、唐三次称名汾阳县，更因阳曲是为郭子仪具体祖籍地的缘故。
上述推定与唐授予大臣郡王级别爵位名号的基本命名惯例是吻合的。如：唐阳城郡王（各诗集载为“阳城”郡王，而唐书卫伯玉传记载为“城阳”郡王）卫伯玉太夫人加封邓国夫人后，杜甫以《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一诗作贺，诗中“郡依封土旧，国与大名新”之句，是说卫伯玉“阳城郡王”封号的缀名，是以其祖上先前封地（亦称封土）“阳城”的名称命名的，而卫伯玉太夫人（汉时列侯的母亲称太夫人，唐习之）所加的“国夫人”封号，则不以其夫君祖上“阳城”封地之名封，而是新取与其夫君祖上封地无关却名气较大的“邓国”之名中的“邓”封为“邓国夫人”。古时的封地或封土，包含有受封者食邑之地、得姓之地、祖籍之地等含义，所以，其余不论，只就汉、隋、唐曾三次称名汾阳县的阳曲是为郭子仪祖籍这一条，就可确认阳曲为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唯一因封地。
四、郭子仪依祖藉阳曲封汾阳郡王，为什么家族庙碑、墓碑和墓志却载家于太原
认定阳曲为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也就进一步佐证了阳曲为郭子仪具体祖籍地的认定。但是，要真正确立这二方面的认定，还必须对郭子仪家族庙、墓碑及墓志中为什么无一例外皆言其家族“太原人也”及“家于太原”等相似记载作出令人信服的客观解析：
西汉之前，由于分封制和世禄世卿制占统治地位，所以普通姓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大受抑制，所以一般姓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仅局限于泛泛而言的著姓、大族等类的说法。
汉时，皇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分封制渐次被废，世禄世卿的世袭制遂被削式微，国家统治系统除顶层外，皇帝和朝廷选任各级官吏的基本模式，也由世禄世卿制为主转为“察举制”与“征辟制”。察举制是由州、郡等地方各级官吏考察拟入仕人材并举荐给朝廷。征辟制是征召社会上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其中皇帝亲自征召的称“征”，由各级官府征召的称“辟”。由二汉延续至隋唐选任官员的察举、征辟制，相对于汉之前实行的世禄世卿制来讲，是很大进步，但其注重以声名取士和荐举为主考试为辅的特点，却影响和助长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下以是否出身名门望族和按门第高下而主导举荐、选拔、任用官吏的趋势。这种现象造成了朝廷和地方各级重要的官职往往被门阀士族所垄断，从而使是否出自门阀士族及是否具有名门望族背景，成了决定入仕者在察举、征辟制及门阀制度下是否占有绝对优势的关键因素。
太原郭氏是两汉以来太原著姓，是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知名门阀，到唐初，太原郭氏已发展成为天下郭氏著名郡望，位居唐初“山东（一说为崤山以东，一说为华山以东，一说为太行山以东）八大望族”之列。因之，鉴于二汉时察举、征辟选任官制的实行，尤其是三国、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在选任官方面以名门望族、门阀士族出身者为优的影响，所以郭子仪家族的具体祖籍地虽为阳曲，但自汉时起，郭子仪家族即以与阳曲世代地连治合的太原为其家族祖籍地的大名。这正是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而未授太原郡王或晋阳郡王的内在因素，也是唐大臣郡王爵位之授遵循“郡依封土旧”规制的写照，同时，也是对于郭子仪具体祖籍地是为阳曲的客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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