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白居易《哭劉尚書夢得二首》）我們都知道白居易與劉禹錫交情深厚，同進同退，相互之間多有詩詞唱和，可謂一生的朋友。然而，白居易與元稹之間的交情絲毫不遜於劉白之情。白居易一生廣交遊，重友誼，但若論彼此私交甚深，歷時之久，唱和之多，則無出元白右者。"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白居易《藍橋驛見元九詩》)"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詞。"(元稹《重贈》)雙方以詩代柬，形影相隨，淚笑歌哭，情同身感。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任職長安，二人仍不絕詩柬往還。
一天，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出使東川的元稹，於是寫下一首詩：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白居易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這首詩的意思是：花開時我們一同醉酒以銷春之愁緒，醉酒後卻折了花枝當做喝酒的籌碼。突然間，想到老友遠去他鄉不可見，屈指算來，你今天行程該到梁州了。
花時同醉破春愁
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著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裡，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令人稱奇的是，就在同一天，元稹真的正在梁州，而且也寫了一首詩：
梁州夢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
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簡直可寫入唐人傳奇了。據傳《聊齋》之"三夢記"一類故事，就受到這一本事的啟迪。
醉折花枝當酒籌
這首詩為元稹感夢而作。第一、二句"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寫入夢。元稹與白居易中進士後又同於公元803年(貞元十九年)制舉"拔萃"登科。按唐朝慣例，進士錄取放榜，皇帝即在曲江賜宴，然後登慈恩寺大雁塔題名留念。曲江、慈恩寺向為長安名勝，平時更少不了騷人宴飲，墨客流連。元稹和白居易也曾有多次遊寺。夢到此景，原為情理之中。"院院"二字不僅加強"景深"，也深化了偕遊情趣。此是虛景，虛中有實。三、四句"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寫出夢。伴隨亭吏的吆喝，畫面從慈恩寺夢中情景，轉為梁州驛亭醒時驚覺。此是實境，實中有虛，前後相映成趣。"排去馬"為此詩藝術構思關鍵，上承"院院遊"盎然遊興，下承驚醒時索寞意緒，先讓時間交迭產生錯覺，又把空間拉開擴大距離。此種"大跨度""大寫意"結構方法，具有跌宕對比的強烈藝術效果。
夢君同繞曲江頭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醒時縈繞心頭情事，由於壓抑往往變得更為強烈，便借夢境或幻覺來表現，這就是所謂潛意識。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曲江、慈恩寺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
忽驚身在古梁州
由此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可見兩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兩個人，兩首詩：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我們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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