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屆世界錦標賽於1998年11月3~12日在日本鳴鼓開戰。中國女排提前到東京的日立佐合公司進行適應性訓練。
1998年11月1日我們從東京直飛鹿兒島。
鹿兒島在日本的西部，是個小島。我們下榻的旅館在海灣邊，風景優美。旅館正對面是個“活火山”，這意味著火山隨時可能爆發，可緊挨著山腳卻住著很多的人家。
我奇怪，這些人家為什麼不搬走？我好奇地打聽，日本的陪同人員告訴我，因為這些住戶喜歡、留戀這兒獨特的風景，就是不願離開，一旦有預報再走也不晚。鹿兒島人的鄉土之情真有幾分悲壯之意，人與家鄉、人與山水竟有著這樣唇齒相依的感情，挺讓人感慨。
從“活火山”想到“悲壯”，我心裡不由得一動，我們在鹿兒島這一戰，會不會遇到“活火山”的爆發而使我們也悲壯一回呢？
在鹿兒島是參加小組賽，我們和韓國隊、克羅地亞隊，還有泰國隊分在一組。第一階段我們必須全勝，然後在第二階段，我們還要碰到古巴隊、意大利隊和保加利亞隊。在這樣的兩個階段，我們必須獲得前兩名，才能和另一半區的前兩名共同進入前四名的半決賽。
但從這幾年的比賽情況看，我們打古巴隊一直處於下風，幾乎沒勝過。因此，第一階段的小組賽我們非打第一不可。
但分析小組賽的陣容，我們並不樂觀，克羅地亞隊很強，她們吸收了原蘇聯隊的三名隊員，1995年我們和克羅地亞隊打過一場，3:2險勝，以後再也沒有交鋒，奧運會以後我們換了一些年輕隊員，這些隊員都沒打過克羅地亞隊，心裡不是特別有底，所以，1998年2月我專程去意大利看她們和意大利隊比賽，她們勝意大利隊很輕鬆，顯然，我們一定要重視這場球。
在賽前，我們的針對性訓練，更多地放在克羅地亞隊身上，我們還把意大利隊請來，打了兩場比賽，一方面讓意大利隊適應一下亞洲的環境，另一方面，也讓我們的隊員適應一下歐洲的打法。
李豔的狀態很好，我還是提醒她：“現在，很多國家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困難的準備，技術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說打韓國隊，這三年我們雖然從來沒有輸過，但我還是再三強調，打韓國隊不能大意。
我的預感是有根據的。
在東京日立佐合公司訓練時，我每天都仔細地觀察隊員，發現隊員在賽前不是很興奮，我隱隱地擔心：她們是不是疲勞了？隊員們確實很辛苦，打完全國聯賽，她們沒有時間休整，直接來國家隊報到。但在出國之前，我已經安排了相當長時間的調整訓練，隊員不應該再出現疲勞狀態。
我和張蓉芳分頭找隊員聊天，瞭解她們各自的內心活動。
吳永梅說，她很有信心，還特別提到1994年世界錦標賽輸給韓國隊那場球：“我特別不理解，她們怎麼會輸給韓國隊的？”張蓉芳還有心地追問道：“吳永梅，你覺得這次打韓國隊有多大把握？”吳永梅說：“心很定！”
張蓉芳向我轉述了吳永梅的話，我心裡反而有些不安了，韓國隊的頑強是不可小看的，每次大賽，韓國隊都發揮得很穩定，雖然，韓國隊很少贏過我們，但我們的贏也是曲曲折折並不順當，韓國隊總會打出點麻煩來，她們防守頑強，打快攻也很有特點，中國隊真是不能輕敵啊！
打韓國隊的前一天晚上，我獨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們住在海濱，20層的樓，高高在上，拉開窗簾，海風拂面，令人心曠神怡。
不一會兒，亞文進來說，打贏克羅地亞隊，隊員們情緒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家都說，但願我們自始至終都能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
我的心卻放不下，不敢輕鬆，總感覺沒到愉快的時候，特別是打韓國隊，好像覺得能贏，又沒有十分的把握，很難預料會發生什麼情況，打這種球，很難受，心老提著。
還有一個情況是，到了鹿兒島，我們才發現，韓國隊以前的隊長張潤喜來了，1990年我回國打世界錦標賽的時候，張潤喜就是韓國隊的主力隊員，她今年28歲，技術非常全面，在世界上，她的進攻技巧也是最好的，雖然，她身高只有1.70米，在如今世界賽場趨向高大型、力量型的形勢下，她這樣的小個子，完全靠技術，她是韓國隊的得分手，作風很頑強，1996年奧運會後她退役了。
我們根本沒想到，在世界錦標賽上，她突然出現了，事先，一點跡象都沒有。一看到張潤喜，我就提醒隊員，張潤喜只要一上場，韓國隊的士氣就會起來，就活了。
但是，打克羅地亞隊的時候，張潤喜拼得太兇了，肩受傷了，所以，和中國隊比賽，張潤喜不能上場了，我們的隊員會不會大意？一想到這些問題，我的心就吊到了嗓子眼兒。
不知為什麼，到了鹿兒島，老是要發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錯。
打克羅地亞隊那天，隊員們做準備活動，我在幫她們撿球時，只聽我的膝關節“咔嚓”一聲，當時沒太在意，馬上比賽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賽上，對別的事情都沒有感覺了。打完第一局，站起來換場地，我才發現我的左腿直不了了，很疼很脹，但我這時候不能瘸著腿走路啊，主教練要注意形象，我硬挺著。
打完比賽，我的膝關節腫得像個大饅頭，在食堂裡馬上用冰做緊急處理，田大夫把我腿加固了，晚上睡覺，腿也彎不了，24小時以後才慢慢能走路，外國隊員笑話我：“中國隊隊員沒傷，教練先受傷了。”我說：“教練傷沒關係啊，反正教練不用上場。”
說是“沒關係”，但我老覺得哪兒不得勁。
打韓國隊前一天的傍晚，還有一個小小的細節也讓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過晚飯，我洗了雙襪子，用衣架晾在陽臺上，然後召集隊員開賽前的準備會，隊員們在會上異口同聲地說，打韓國隊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
我提出了和她們相反的看法，我說，我們不能按一般的情況來判斷，而在大賽中，絕對不能有錯誤的判斷，哪怕一絲一毫，都會使你變主動為被動。
當時，我們和韓國隊戰績相同，都是3:2勝了克羅地亞隊，所以，這是一場十分關鍵的較量，韓國隊也會背水一戰，在新聞發佈會上，韓國隊教練已經說了這樣的話：我們怕中國隊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還不如放開手腳打。
我要求隊員一定不能有僥倖思想。但在準備會上，我感到隊員們談得都很一般，贏了克羅地亞隊，大家還是鬆了點勁。
開完會回到房間，我突然發現，晾在衣架上的襪子少了一隻，我四處找了找，才看到那隻失蹤的襪子掛在陽臺的欄杆上，幾乎是只掛住一根細細的線，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緊了一下：這隻襪子差一點從陽臺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說明點什麼？
我想，這不是迷信，我很能體會自己，這些微妙的、不為人覺察的心理變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一隻襪子根本不值錢，丟了就丟了，我的心為什麼會為此一動？
我不由得想到，這次錦標賽我們會怎麼樣？打韓國隊會怎麼樣？
和韓國隊比賽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後在陽臺上站了會兒，看到克羅地亞隊員一個個都在海邊散步，她們昨天又輸給韓國隊，也許是時差沒倒好，她們沒有發揮出最好的狀態。
只有大海依然，舒坦地敞開胸懷，微波盪漾、小風習習，海面上，一艘艘遊船大魚似的游來游去，我深深地吸了口氣，在心裡祈禱：但願我的隊員能煥發狀態。
這時，我聽到隔壁陽臺上何琦在對吳永梅說：“你看你看，克羅地亞隊昨天輸了，想不開了，在底下溜彎呢。”我隨口接一句：“希望我們不要爆冷門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會的。”
但不知為什麼，突然間，我又想到昨天夜裡尋找那隻“失蹤的球襪”的情景。
“差一點掉下去的球襪”似乎真是一種預兆。
中韓賽開始了，袁偉民卻要上飛機去廣州出差，臨走前，他在辦公室看衛星轉播，前兩局中國女排輸了，袁偉民坐在辦公室裡不動了，走不了了？！有人來催了，飛機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開始，眼看起飛的時間實在緊迫，袁偉民揣著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機場。一下飛機，他迫不及待地打電話詢問：結果怎樣？電話那頭傳來的消息令人懊喪：中國女排2:3輸給了韓國隊。
閱覽1998年有關世界錦標賽新聞電稿：
“新華社日本鹿兒島11月5日電（記者曲北林）中國女排今天在這裡以2:3負於韓國隊，沒有實現以小組第一名的身份進入複賽的既定目標，打入第十三屆世界女排錦標賽前四名的前途驟然變得險惡起來。中國女排今天先輸兩局，繼而扳回兩局，但在關鍵的決勝局打得不好，從而痛失整個比賽。
今天五局的比分是：13:15、15:17、15:6、15:10和9:15。”
失了最重要的一場球，關心中國女排的人，誰不心痛？
《體育報》記者楊瑪琍很激動地形容她看這場比賽的情景：“中韓比賽的時候，我們正好出差在福州，住在飯店裡，中國隊輸了第一、第二局，我不看了，從第三局開始，我就站在樓道里，她們在房間裡喊：快進來，贏啦。我想，贏了更不能進去，就因為我站了出來才贏的，第四局又贏了，我有點動搖，想進去看一眼，又一想，不行，要是一進去輸了呢，堅決不進去，我一直站到第五局結束，但第五局中國隊輸了。我心裡難受啊，我替郎平想想，中國隊要是落到第五名，她怎麼交代？她還得繼續幹，這是個漫長的過程啊，她的身體真的很差了。”
在北京家裡看球的郎洪，也分分秒秒地在為妹妹郎平揪心，打五局，兩個多小時，郎洪一直在出汗：“心裡鬧得慌，結果，中國隊還是輸了，我像得了一場大病，渾身沒勁了。”
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中國隊雖然獲得了小組第二名，但是，能否進入前四名的希望，在於複賽中同古巴隊、意大利隊及保加利亞隊交手時必須一場不輸，且韓國隊又輸給其中的某一隊，中國隊才有算小分晉級的機會。這太難，中國隊要贏古巴隊，可能性很小啊！
自郎平執教中國女排以來，韓國隊從來沒有贏過中國隊，但金炯實接手教鞭以後，韓國隊為打中國隊做了長期的準備，今天的比賽她們是抱著決一死戰的心情，一定要打贏中國隊。
中國隊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勢領先，最後卻讓對方連追6分。第二局，中國隊又以6:3領先，但仍然被韓國隊追成8平。12平以後，中國隊又連連失誤，以15:17又丟一局。顯然，中國隊今天輸給韓國隊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誤太多，特別在關鍵的第五局，失誤送了6分之多。
中國女排教練陳忠和說，郎平帶隊以來從沒有出現過這樣高的失誤率。分析中國女排失誤多的原因是：事先輕敵，沒有準備好應付困難局面的措施。
一場球定乾坤？！
閱讀更多 我愛女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