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注：黃帝飛昇圖
文 | 楊津濤
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尚不足一百年。
皇權與龍
在中國早期典籍中，龍通常是作為給神仙、帝王代步的交通工具出現。
如韓非子說，“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在《山海經》裡，有“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又有“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等記述。孔子告訴弟子，黃帝“乘龍扆雲”、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這個時候，龍的地位和馬差別不大，只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①在傳說中，龍是可以被豢養，所謂“古者畜龍,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龍甚至能被食用。②
秦漢時期，龍的地位得到提升，與帝王身世發生聯繫。
秦始皇有“祖龍”之稱。漢高帝劉邦的出生，則被渲染為“其先劉媼……（被）蛟龍踞其上，已而有孕，遂生高祖”。
但龍與皇權之間的這種聯繫，並不穩定。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龍並非官祭的對象，而僅充當某種工具。如漢武帝時制定的“郊祀之禮”中，龍乃是車伕和護衛的角色。直到宋朝，宋太宗令“祭九龍”；宋真宗又令“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等諸星在天河內者，凡五十位”，龍才成為地位普通的受官祭者。
再以龍袍為例。元朝以前，龍袍並非只有皇帝能穿。依照禮法，帝王、貴族、高官在衣冠上使用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等12種紋飾，被稱為“十二章紋”。其中日、月、星辰地位最高，歸帝王獨享，至於山、龍等，諸侯、大臣也能使用。梁武帝時有人建議讓王侯用鳳凰代替龍，唐高宗時有人建議用麒麟代替龍，都因阻力過大，最後不了了之。北宋時被迫採用一種折中的辦法，允許正、從一品官員用龍，但只能是“降龍”，把“升龍”留給皇帝。 ③
龍成為皇家專屬是從元世祖開始的，他下令民間禁止銷售紋龍的布料。元仁宗又下令，官員服飾一律不許飾龍。但元朝規定龍是“五爪二角者”，無論民間，還是大臣都藉機鑽空子，製作或穿著只有四爪的龍紋服飾。遲至明、清，龍紋才被帝王大範圍應用在衣服用品、宮殿裝飾上。一項統計顯示，僅故宮中的太和殿，各種龍紋、龍雕中出現的龍就有13844條。甚至於故宮中的痰盂、燭臺上都繪有龍的圖案。④
龍雖然與皇權的勾連較多，但帝制時代民間百姓對龍的祭祀，卻並沒有以之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俗中，龍往往代表著一種負有具體職務的神祗，甚至以興風作浪的“惡神”的形象出現，而被傳說中的“英雄人物”所斬殺。
圖注：頤和園中的龍雕
聞一多發明“龍圖騰”
經元、明、清三代帝王強化後，龍成為皇室的象徵。晚清時，出於外交需要設計了黃龍旗，龍進一步成為清朝的標誌。
至於龍變為所有中國人的圖騰，中國人成為“龍的傳人”，則是民國之後的“發明”。
1903年，嚴復第一次把“圖騰”這個概念介紹到中國。簡言之，“一大群人，彼此都認為有親屬的關係，但是這個親屬的關係，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認在一個特別的記號範圍內，這個記號，便是圖騰。”⑤
到抗戰前後，圖騰學說盛極一時。知識分子出於救亡目的，急於普及、論證中國的民族概念，以便讓民眾能團結在民族獨立的旗幟之下。⑥
起初，在大多數學者看來，龍僅僅是中國史前眾多圖騰之一。如呂振宇認為，“馬，牛，羊，豬……林，河，山……龍，馮，蛇，風……等”都是中國的“原始圖騰”；在圖騰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的李伯玄，最重視的是鳳圖騰和玄鳥圖騰，龍圖騰僅偶爾提及。
姜亮夫較早致力於論證龍是中國的圖騰，其理由是：“夏”字本義“一定是個爬蟲類的東西”，而夏的宗神禹，也是龍蛇一類。但這種觀點，既缺乏說服力，也未造成多少影響力。聞一多是“龍圖騰”這一概念最重要的發明者。
在《伏羲考》中，聞一多說：龍“是一種圖騰，並且是隻存在於圖騰中而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一種虛擬的生物，因為它是由許多不同的圖騰糅合成的一種綜合體”。具體來說，“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做‘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Klan）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
聞一多對龍的定義，雖已成常識，但經不起推敲。如學者施愛東指出的那樣，首先，歷史上的龍紋不斷變化，聞一多描述的龍形象，宋朝才出現。其次，聞一多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隨意拼接、裁剪史料。第三，因材料不足，聞一多甚至常常將假設作為前提，以至《伏羲考》中充滿了“假如”“假定”“也許”“恐怕”……。⑦更為重要的是，聞一多所謂“化合式的圖騰”的發明，沒有人類學理論為支撐。⑧
這些理論漏洞，聞一多本人未必不知道，但他更注重的是現實功效。如其自述，他希望“通過解讀古代神話，讓民眾知道他們有共同的來源，以激發他們的民族意識”，以救亡圖存。至於這種“歷史知識”是否靠譜，則屬次要。
所以，聞一多需要的只是這樣一個結論：
“龍族的諸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的本位文化……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而以龍為其符應，他們的旗章、宮室、輿服、器用，一切都刻畫著龍文。總之，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徵。”
不過，即便是“龍圖騰”的發明者聞一多，也對自己的這一發明的現實功效，是否一定良好，缺乏自信。所以，他又非常糾結地寫道：“龍鳳”在帝制時代，已成為“帝德”與“天威”的標記，“一姓的尊榮，便天然的決定了百姓的苦難”，“龍鳳”二字不禁令人“怵目驚心”，所以 ，“要不然，萬一非要給這民族選定一個象徵性的生物不可，那就還是獅子罷，我說還是那能夠怒吼的獅子罷，如果他不再太貪睡的話。”
“龍圖騰”的發明者，對究竟是做“龍的傳人”，還是做“獅子的傳人”，尚在遊移不定。
圖注：商朝的龍紋
一曲走紅
聞一多在獅子與龍之間遊移不定時，美國人從背後幫忙推了一把。
《伏羲考》發表於1942年；同年，賽珍珠的小說《Dragon Seed》（龍種）在美國出版，小說描述了中國普通百姓在日軍南京大屠殺後不屈的生存狀態。米高梅公司以高價買下小說改編權，又斥巨資打造場景、服裝、道具，並組建以凱瑟琳·赫本為首的明星陣容，拍攝出了同名電影《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內容基調，受控於當時美國政府最重要的官方宣傳機構“戰時信息辦公室”，旨在突出中國對日本侵略的抵抗，向世界傳播中國抗戰的努力。
《Dragon Seed》（龍種）一詞，助力了“龍的傳人”之說在中國知識界的成型。《Dragon Seed》這部電影的出現，實際上是對晚清以來西方世界對“中國龍”的醜化的一種撥亂反正（譬如，義和團事件後，紐約《世界》雜誌曾發表一幅漫畫，以一隻張牙舞爪的龍，暗示著中國對世界的威脅）。
不過，這種“撥亂反正”並沒有維持太長時間。隨著四九年的天地翻覆與冷戰格局的出現，“龍”再度以不友善的形象成為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代稱（如1963年9月13日美國《時代週刊》以一艘載滿中國民眾及領袖的破舊龍舟為封面）。只不過，這種形象，在冷戰時期，已不能像抗戰時的《Dragon Seed》那般，被再度反饋給中國。
1978年，侯德健創作歌曲《龍的傳人》，“龍圖騰”終於如決堤之水，被所有中國人所接受。
這首歌被收入各種歌曲集。如1981年中國廣播電視臺編的《臺灣歌曲選——校園歌曲臺灣民歌》，1982年四川廣播電臺編的《廣播歌曲集》，1982年河北省群眾藝術館編的《田園新歌》等等。1988年，侯德健獲邀在春晚上演唱了《龍的傳人》，更是紅遍大江南北。有學者認為：這首歌迎合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希望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心情”，“自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共鳴”。⑨
由於侯德健的身份是出走大陸的臺灣歌手，因此“龍的傳人”這個詞在最初具有一定統戰含義，常被用來指稱兩岸中國人，或海外華人、華僑。如1985年《望長城內外——愛國主義隨筆》一書中，說從臺灣駕機回大陸的黃植誠、李大維等是“龍的傳人紛紛回到了龍的故鄉”。後來這個詞在各個場合，都成為中國人的代稱。
圖注：侯德健回大陸受到接見
略言之，龍最早只是皇權裝飾物（拉車）的龍，後來進化為皇權的象徵（龍袍），再後來被聞一多重新發明，始逐漸成為一種民族圖騰。
註釋
①③施愛東：《龍的政治：從通天坐騎到皇家奴役》，《民族藝術》2011年第2期。本期專題材料、觀點絕大多數來自施愛東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謝；②袁第銳：《“龍的傳人”說質疑》，《社科縱橫》1995年第2期；④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0頁；⑤⑦⑧施愛東：《龍與圖騰的耦合：學術救亡的知識生產》，《民族藝術》2011年第4期。在西方圖騰理論中，圖騰必須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東西，龍顯然不是。圖騰社會中的多數特點也並不適用於所謂的中華民族，尤其是外婚制——同一圖騰的部族間不允許通婚。而在人口眾多的上古中國，顯然是無法實行外婚制的。⑥仲林：《圖騰的發明：民族主義視域下的》，《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⑨張伶俐、吉成名：《“龍的傳人”一說的由來》，《文史雜誌》2011年第4期。
“中華民族”這個詞，其實不過百年而已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旋律時常響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時代的強音，而當我們談論“中華民族”的時候，我們在談什麼？何謂中華民族？
黃興濤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可謂關於中華民族觀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著者對近代中國的“中華民族”觀念問題，作了一整體的歷史考察，清晰揭示了“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萌芽、形成、強化、深化、普及的全過程，系統呈現了中華民族內涵的演化與變異的歷史。
《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
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0月
1
民族概念的歷史與層次
一部中華民族觀念史，從何說起？
光是民族這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古今有別，中西各異，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相應地，民族認同或民族主義的研究，在“民族”一詞的釋義方面，無不耗費大量筆墨。著者並沒有簡單地套用某一家現存的“民族”界說來隨意臧否中國現代史上國人的有關理解，而是強調民族的概念只能由其被使用的實際歷史來定義。
著者通觀清末民國時期的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使用歷史，發現它是一種受到西方人類學和政治學雙重意義上的民族思想與政治現實綜合影響下的中國產物，也是在特有的民族格局和歷史處境中得以出現和形成的政治文化現象，是中與西，歷史與現實、人類學與政治學的民族觀等之間複雜互動的結晶。
中日甲午戰爭的一個現場。
這樣一種複雜互動之結晶的“中華民族”，其內涵豐富而複雜：“一種超越政權認同和傳統族裔認同界限的‘中華國族’認同，也即一種包括各少數民族在內的大民族共同體整體認同；一種以數千年延續不斷的共同體稱謂‘中國’或‘中華’為標誌符號，建立在作為平等公民集合體的現代‘中國人’認同基礎之上，並有進一步融合期待的政治與文化認同；一種現實和理想交織，既完成又未完成的認同……”著者將之稱為“現代中華民族觀念”，以區別於那種把漢族視為“中華民族”的非主導型觀念。
這樣一種主導性的中華民族觀念，涵括了三個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一是大民族共同體的國族（state nation），一是少數民族、漢族或民族一體化意義上的民族（nation），一是族類認同意識意義上的族群（ethnic group）。
著者並非不清楚這幾個層次的分別，但更重視的是概念的使用歷史。尊重概念的使用歷史固然必要，然而作為一個仍有生命力的現實概念，今日所用之“中華民族”，是否可以專指“中華國族”，以從含混多義中的民族概念中固定下其作為國族的核心內涵呢？
2
有識之士共塑中華民族
誰在塑造中華民族？在探討“中華民族”觀念的自覺和覺他的過程中，著者充分運用了思想史和新文化史之結合的方法，既注重精英人物的思想，又對以往不為人知、不為人道的歷史人物或熟悉的歷史人物的某些被忽略的思想面向，均能一一表而出之。
塑造中華民族的，首先是思想人物。既有著名的梁啟超、楊度、李大釗、張君勱、顧頡剛、費孝通、吳文藻，也不乏不那麼知名的希夷、吳貫因、申悅廬、張其昀、芮逸夫。再者是政治人物，特別是政治領袖。如袁世凱把原北京皇城的正南門（明朝稱之為“大明門”，清朝稱“大清門”）改名為“中華門”，將總統府的正門命名為“新華門”，就極具中華民族自覺的意義。又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蔣介石以宗族說為基礎的中華民族一體觀，毛澤東的中華民族是一個大民族共同體整體的權威敘述，都對中華民族觀念影響深遠。
而少年中國學會、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等各種政治派別也參與了中華民族觀念的爭論與創造。另外，不容忽略的是各少數民族有識之士的貢獻，如晚清提倡“五族大同”的滿人官員和留日旗人恆鈞、烏澤聲、穆都哩，民國初年的“五族國民合進會”的熙凌阿、王寬、薩倫，抗日戰爭時期組成“蒙藏回族慰勞抗戰將士團”、強烈認同中華民族的巴文峻、貢覺仲尼、羅桑堅贊、堯樂博士、麥斯武德，以及毅然西遷成吉思汗陵的沙克都爾扎布等。
中華民族的“自覺”可謂種種歷史合力的結果，借用著者非常欣賞的常乃惪的話來說，“至於今日，則人儘自覺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人儘自覺為黃帝之子孫，此無他，五千年來文化陶鎔之所自也，五千年來哲人志士之功也。”此言雖有幾分真實，但更多是史家常乃惪的某種誇張和良好願望。著者想必也心有慼慼焉，大讚常乃惪“認同國內各民族平等融合的一體化之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傳播這一觀念並以歷史事實來認證這一觀念的史家自覺和責任感，可謂躍然紙上”。這又何嘗不是著者的夫子自道。
3
中華民族認同：未盡之功
該著有一基本的假設值得探討，即中華民族有一個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相應地，中華民族認同有一個從少數精英思想到社會廣泛接受的歷史。
著者接受了費孝通先生的從自在到自覺的中華民族論這一經典論述，將中華民族視為歷史的延續演化和主觀能動建構彼此互動的產物，因此取書名為“重塑中華”。除非先已假定了某種中華民族之存在（也就是所謂自在），否則何來重塑？
著者對“想象的共同體”之類的主觀建構論持不同態度，而主張折中於演化論與建構論之間，但此種折中的前提——存在一個自在的中華民族——能夠成立嗎？正如許紀霖先生在《家國天下》中所指出的，中華民族作為一種國族想象，只是“倒放電影”式的今人對古人的理解框架，是晚清之後被重新建構的、想象性的“民族虛體”，而非有實證依據的、有自覺意識的“民族實體”，在古代中國，雖有實體性的民族如漢族或其他民族，但各民族之間並未整合成一個哪怕是自在意義上的國族。其實所謂自在意義的民族，本身就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話語，如梁啟超所言，“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
《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從傳統的“天下觀念”遭受現代性衝擊入手，在思想史中，探尋中國近現代國家認同所受到的衝擊和和轉變。
如果沒有這樣的自覺意識，則民族本身即不能成立。就像格林菲爾德所指出的，認同即是認知，任何認同的本質特徵在於它必定是相關行為人對自身的看法，故認同要麼存在，要麼沒有，不能像某些疾病那樣，先是處於潛伏狀態，然後又被喚醒。故所謂中華民族之重塑，或只不過是中華民族之新構，而不是中華民族的自在到自覺。
在著者看來，中華民族認同，是現實的又是理想的，是完成又是未完成的，是政治的又是文化的，是民族的又是國家的認同。中華民族如此這般“既……又……”，雖然全面而辯證，但終究是內在緊張和矛盾的，也模糊了應然與實然、信念與事實之間的界限。
就個人而言，在國族、民族和族群認同的不同層次中，中華民族的認同可能是最高層次的認同，然而層次越高，認同也越需要理由。 就群體而言，在一國之內越是處於劣勢或邊緣的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越是需要認同國族的理由。
法國思想家厄內斯特·勒南有言，國族是一個靈魂，一個精神原則，種族、語言、利益、宗教、地理、軍事需要這些元素都不足以創建這樣一種精神原則，最重要的是過去擁有共同的榮耀，當下擁有共同的意志，國族的存在就是日復一日的公民投票。
那麼，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究竟是何種靈魂，何種原則？其獲得個人和少數群體認同的理由是什麼？這些中華民族認同需要直面並凝成共識的難題並沒有現成的答案，依然是中華民族信念的未盡之功。一個可欲的信念並不是事實，但信念無疑也可以轉化為事實，其間的關鍵，或也在今日誌士哲人的心力之所向吧。
小結：龍最早只是皇權裝飾物（拉車），後來進化為皇權的象徵（龍袍），再後來聞一多重新演繹逐漸成為一種民族圖騰。1978年侯德健創作歌曲《龍的傳人》，讓“龍圖騰”被兩岸中國人所接受。
四大發明、四大古國等也都是清末產生的，目的是振奮民族自尊心。歷史都不長，不要以為他們有5000年曆史了。
本文轉自： 少年智則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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