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能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
1943年，在纽约发生一起强奸案，引起美国民众广泛关注。被告人是马拉-戈德曼（简称小马），被害人是安妮-布莱尔（简称小安）。
小安和小马共处一室。
小安说，她与小马此前不认识，她在宿舍里听到敲门，开门后，小马闯进其宿舍，试图强奸她。
小马说，他去小安宿舍，是赴约而去，并未想要强奸小安，此前二人便认识，且发生过几次性关系。
在媒体报道里，小马是一个色魔。
在法庭上，陪审团判小马有罪。舆论一边倒的觉得裁判公正，小马罪有应得，
警察、检察官、法官、陪审团、媒体、民众都选择相信被害人小安。
以下是小安讲述的故事：
男友在珍珠港事件后参加了海军。而后，她到纽约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做护士，平时住在医院宿舍里。1943年7月1日，她值夜班回来，上午便在宿舍里睡觉，听到敲门声，以为是和她约好在当天中午去看电影的同事玛格丽特-维丝，就开了门。
门外是一名陌生男子，该男子就是小马，小马进了她房间，关上了门，对她动手动脚，她大声呼救，但没人过来。
小马把她逼到了床边，她继续反抗，此时又传来敲门声。小马威胁她，如果敢叫喊，就掐死她。她说敲门的是舍监，知道她在房间里，她必须去开门。
小马威胁她，可以开门，但不许可跟舍监说有其他人在房间，否则就杀了她。
于是，她去开门，门外是玛格丽特-维丝。她向玛格丽特-维丝暗示小马藏在门后，玛格丽特-维丝迅速拉开门，看到了小马，而后跑出去报警。
小马随后跑出了房间，跑到大街上，几个被玛格丽特-维丝惊动的护士此时正在找警察。玛格丽特-维丝追赶小马并抓住了他。小马让玛格丽特-维丝不要跟人说起她刚才见过他。之后，警察来了。
小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他收到征兵通知，准备应征入伍。1943年5月25日，他在纽约地铁站遇到小安，小安向他问路，结果两人就认识了，当天在他的公寓里，两人你情我愿，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又约会过几次。
案发当天，二人约在小安工作的医院附近见面，他去晚了一会，小安不在了。于是他去小安工作的医院找她。
在医院，他向一个女孩问了小安宿舍的位置。按照女孩的指引，他找到宿舍，敲门，小安让他进了宿舍。
小安对他说他不应来宿舍，被人发现的话，她会被开除。而后，玛格丽特-维丝敲门进来，看见了他，他便逃了出去。
他向玛格丽特-维丝说过，让他不要跟人说在小安宿舍见过他，但这样说，是为了不让小安有被解雇的麻烦。
对于自己在案发前便认识小安，小马无法提供证人或者其他证据。
按照小安的陈述，这是一起强奸未遂案件。被告人小马只是对其实施了暴力威胁，并没有明显身体接触。因此，本案没有被害人身体受伤等物理痕迹，只有当事人和证人的言词证据。而且除了小安的证言，没有其他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小马对小安实施了暴力威胁行为。
证人玛格丽特-维丝能够证明三点：
案发当日，其确实与被害人小安相约看电影，因此，可以证明小安第一次听到敲门声便去开门的动机目的为真，证明了被告人小马何以能够“和平”地进入小安的宿舍，而非通过撬门等其他方式进入。
其看到小马躲在小安宿舍门背后。
小马见到她后逃跑，在被其抓到后让其作伪证。
上述第一点很重要，可以与小安的陈述相互印证，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小安与小马此前不相识。否则的话，小安听到敲门声便去开门，对陌生人毫无防备，便会让人怀疑她所说的是否是真话。
但玛格丽特-维丝证言所能证明的也仅此而已，并不能证明小马对小安实施了暴力或者威胁，试图强奸小安。
除了上述言词证据以外，警察没有侦查获取到其他证据，检察官也没有向法庭出示更多的证据。也就是说，无论是专业的警察、检察官、法官，还是非专业的陪审团、媒体、民众，其实都是在上述证据的基础上，凭借“经验”去判断，小安还是小马，哪一个人说的是真话。
什么是经验？
尤其是在陪审团定罪的诉讼制度中，似乎由不特定多数人组成的陪审团比起个体的检察官、法官，更能代表社会公众的“一般经验”，或者说更能代表“民意”。
然而，即便如此，经验，也并不一定可靠。
这个案件的后续发展，可以让人思考在司法诉讼中，经验的地位，何时可以运用经验作出判断，等等问题。
这个案件，有一个关键证据，警察本来应该去侦查的。就是被告人所说的故事中，他在医院问路的那名女孩，这名女孩告诉他小安宿舍的位置。很显然，这名女孩不是路人，而是医院的员工，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如果是路人的话，除非主动出来作证，否则，要找到，无异于大海捞针。
这名女孩可以证明小马向她提到过小安的名字，也就是说可以证明小马在案发前就认识小安，而并非小安所说的二人不相识。
这个证据，后来是被法院里一名监督缓刑犯的官员取到的。他的工作是在被告人被定罪但尚未判刑之前，调查被告人的情况，提供给法官，帮助法官正确量刑。
但是，这名女孩的证据也只能够证明小马说的其与小安认识这一点是真的，证明小安在这一点上说谎，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小马有无试图强奸小安。
除此以外，这名监督缓刑犯的官员还调取了其他证据，证明小安在案发前与多名男子有染，并且曾诬告医院同事强奸，证明了小安宿舍的隔墙很薄，而案发时住在隔壁的人作证当时并没有听到呼救或其他异常声音。另外，还通过测谎仪，测试出小马没有说谎。最后，在上述证据面前，小安承认自己诬告了小马。
那么，假设没有这名负责的官员作调查，或者进一步假设，案发当时，没有指路的女孩，案发宿舍隔壁没有人，没有证明被害人品格的证据等等，只有原来庭审时的证据，陪审团认为小马有罪，在经验上，合理吗？可以凭借经验，补强证据，作出裁判吗？
在这个案件中，还可以看到：标签的存在，如被害人是现役军人的女朋友、未婚妻；哪怕是发生在平常人之间的案件，也可以找到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
注：相关案件材料引自（美）昆汀·雷诺兹著《失控审判庭——美国头号刑辩律师塞缪尔·雷波维兹的惊天逆转》，林正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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