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问西东》里，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所处的年代，发生了一件被历史铭记的事件——泰戈尔访问清华园。在电影中，畅读文研院发现，泰戈尔的正脸并没有被展示出来，只有他标志性的白胡子和长发。台下的学生们，个个表情充满崇敬，仿佛将泰戈尔视若神明。
那年是1924年。
是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病逝的1924年；
是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的1924年；
是人类首次通过无线电波将一张图片传送过大西洋的1924年；
是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的1924年。
是泰戈尔访华的1924年。
泰戈尔与清华的缘分，远不止电影里那么简单
清华与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17年4、5月《清华周刊》发表的《印度诗人塔果尔传TAGORE》，文章介绍了诗人的生平、事业与思想，是国内较早、较为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
到了1918年夏，《清华周刊》一篇文章高度评价泰戈尔文学，称赞其著作“对于祖国适足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苦。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
1919年，《清华周刊》发表吴景超翻译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小主人》。
1923年，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其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了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意约请毕树棠先生撰文《泰戈尔研究指南》，收集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摘录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评论、分析等文章74篇，并简要介绍文章大意。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发表了演讲，这是其中被广为传颂的一段：
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成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1925年，泰戈尔将在华演讲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的讲演，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清华园之行，也成为这次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浓重的一笔。
应邀来访，一场社会贤达的盛会
现在，畅读文研院带领大家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拨几年，来到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913年。
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一经传开，便在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成为时尚。
1914年，胡适在美国接触到了泰戈尔。同年，郭沫若在日本阅读了《新月集》中的部分作品，接近了泰戈尔。
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了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1921年，郑振铎开始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上大量发表了翻译泰戈尔的诗篇；
1922年，第一本《飞鸟集》的中译本出版发行。
1923年，泰戈尔助手恩厚之来华，向北大表示泰戈尔访华意愿。激动之余，北大的财力却无力负担接待费用。于是，恩厚之找到徐志摩，徐马上与恩师梁启超商量，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
1924年，泰戈尔来访，无异于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场盛会。徐志摩、林徽因充当翻译，常伴在他左右。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熊希龄、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为他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溥仪与他合影，徐悲鸿为他作画，梅兰芳亲自表演《洛神》。
5月8日是泰戈尔64岁生日，北京文艺界人士为他准备了一场生日庆祝会，以新月社诸君为主。这场庆祝会由胡适做主持人。盛会上，中国人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以及一个中文名字——“竺震旦”（畅读文研院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绕口）。
文化碰撞，两个中国让泰戈尔左右为难
盛况之下，文化界思想的碰撞也暗潮涌动。
1923年，国际社会弥漫着 “科学破产”的悲观情绪和对物质文明乃至其发达源头科学的怀疑和绝望；而从国内刚经历了新文化运动，部分领军人物对科学的推崇热情空前。
因此，在中国科学界、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爆发了“科玄论战”。
到了1923年底，玄学派已呈败势。而此时炒作泰戈尔即将访华消息，自然会引起科学派和唯物派的怀疑，认为梁启超想借泰戈尔争取青年，故迁怒于泰戈尔，并将其对现代性的批判误读为反西方文明。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分成两大阵营，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一方，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以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则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茅盾早年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著作，但是1920年以后，他的立场已明显左转，担心泰戈尔会给中国青年带来“不良影响”。撰文称：“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泰戈尔，也不欢迎创造诗的灵的乐园。”
早年对泰戈尔尊崇有加的郭沫若，也借《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与他“划清关系”：“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
林语堂则说：“泰戈尔以已亡国的国民的身份，来尚未亡国的中国大谈精神救国，本身就不够格。”
鲁迅始终冷眼旁观，在泰戈尔来华期间未与之见面，也未发一言。不过，1924年11月，这位左翼文坛的旗手，还是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最早翻译泰戈尔诗集的陈独秀也表达了不满，称：“混乱的老庄思想上，再加上混乱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现在不必又加上泰谷儿（即泰戈尔）了!”
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去”，与他不经意间卷入中国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有很大干系。正如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所指，“泰戈尔获诺奖后被西方知识界所误导，使他觉得自己肩负以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使命，1924年他带着这一使命访华，恰巧当时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扬弃东方文明而效法西方，心情激动的泰戈尔和同样激动的中国知识界的对话，观念冲突在所难免。”
终其一生，泰戈尔再也未能前往中国游历，只得在文字中书写对古老邻邦的复杂情愫。1941年，诗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了最后一首与中国有关的作品：
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
我在哪儿找到朋友，
便在哪儿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此后不久，诗人阖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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