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深夜潛入他人住宅砍殺他人，反被殺”的個案，又在考驗正當防衛的邊界。去年2月2日凌晨4點，內蒙古托克托縣男子王生娃潛入同村村民郭三祥家中，對其頭部連砍三斧，被郭家女婿王鐵柱、親戚王玉成發現後，又用木棒和雙響炮攻擊二人，最後反被二人打死。今年年初，呼和浩特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二人犯故意傷害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0年和7年，內蒙古高院維持了這一判決。
內蒙古高院認為，“二人將王生娃擊打倒地後並未放棄毆打，直到其不能動彈，最後造成死亡”，超過了必要的防衛限度。死者家屬更是不依不饒，認為這根本就應該判故意殺人罪，“正當防衛怎麼會把人打死？”
“正當防衛不能把人打死”，“打死人就不是正當防衛”，“死人就是有理”，這樣的環環嵌套式邏輯，在民間、在司法機關的實務當中，還是頗有市場的。但這真是法律的規定嗎？
1997年版《刑法》明確規定了“無限防衛權”，公民面對行兇、殺人、強姦等嚴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形時，打死行兇者，不構成防衛過當。但在此之前的司法實踐當中，正當防衛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了“殭屍條款”。從去年的“山東辱母殺人案”，到前不久的“崑山反殺案”，輿論反彈那麼大，其實也是對這種正當防衛被不正當壓縮的集中爆發。
好在如今司法政策正在發生悄然改變，在“崑山反殺案”中，公安機關明確認定，劉某用刀砍劈於海明的行為，就是《刑法》所規定的“行兇”行為，公民有無限防衛權，包括視頻當中展現的於海明的“追砍”行為，也被認定屬於遭遇行兇之後正當防衛的“連續過程”，而不是之前一般案件中所認定的“事後防衛”。
這些說明全社會對於正當防衛的正確適用，達成了新的共識——不能站在上帝的視角苛責公民，要求公民面對窮兇極惡的暴力傷害時，能保持絕對的冷靜。畢竟，如果在生命安全遭到危害的情況下，還要求公民對暴力的使用拿捏恰到好處，無疑是強求。
家就是“公民的城堡”，深夜私闖他人民宅，哪怕沒有前面的用斧子連砍他人頭部等明顯的故意殺人行為，也是對於人身安全的威脅。本案几乎構成了啟動“無限防衛權”的典型場景，可為什麼當地司法機關沒有正大光明地認定正當防衛？
或許，從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長沈德詠的談話中可窺見一斑。他在談到正當防衛淪為殭屍條款時，認為現實中“不管死傷者的行為本身是否正當，其家屬、親屬往往以此為由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有的甚至形成集體鬧訪，危及社會穩定。”來自死傷者家屬的壓力，有時候正是無限防衛權無法啟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刑法》首先保護的應是合法公民不受人身傷害，而不是窮兇極惡的歹徒是否會被打死。司法機關保障民眾正當防衛的權利，關乎合法公民的人身權益，更關乎法律的尊嚴。因而，《刑法》賦予公民的面對暴力行兇時的“無限防衛權”，應該落實在每一個判決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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