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山下乡，我是主动报名到江西去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减少家里的负担，避免爷娘受冲击。记得我背了只“语录袋”(其实我根本不是红卫兵)，没有流眼泪，默默地离开了家。到了农村，我赤着脚起早摸黑地做，一天只有七分钱，咸菜煮煮，青菜炒炒，就这样过下来，从不向家里伸手。
我父亲是个商人，从香港回来，实在生不逢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家一夜之间变成瘪三，统统睡在地上，父亲在外面给人家斗吃尽苦头，但他从来不回来讲，我心里很敬佩父亲。一直到刮回城风时，人家搞病退、顶替，我也没搞，并非我不想回来，我想，回来没有工作，家里抄了四次家，一贫如洗，我是没有信心回城。记得亚979年春节过后，我正准备回江西，里弄干部来找我，平时我们在里弄干部眼里属于瞧不上眼的人，所以我很反感地说，我已经买了车票要走了，没想到里弄干部说，“恭喜你，你可以不要去了。”说完给我一张小纸头，我拿了这张纸，站在外面哭了。我爹爹以为是里弄干部催我走心里不开心，就说：“阿囡啊，不要勿开心，去了好来的。”我说，我也好回来了，全家真是高兴极了。
回城以后，我立即到里弄加工组粘口琴盒子，七角钱一天，凡是能加班的，我从不放弃。到1982年社会上形势好一些了，我父亲也从侨联等处退回了一点财产，几个子女分下来，给我一万二千元，我曾经想过是否该去做点生意。不知为什么，父亲不同意。到1986年，生产组转产，我打六折回家，再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公司经商、打工，250元工资一个月。后来单拉提出，要么回厂，要么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回厂已没有意思了，在公司里，我也看了不少，学了不少，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经商，于是辞职走上社会。当时什么好做，什么不好做，全靠自己不断摸索，苦头也吃了不少，工商、税务方方面面的压力很重，我善于搞贸易，就不断读经济和法律的书。自从我当上经理后，钱赚得多了，但我从不看勿起人家，救灾、绿化我都出钱，心里总想多做些好事，同时，心里总有点迷信，多积德，生意就发。有时晚上躺在床上想想，自己今天能与外商谈判，简直是做梦，我要珍惜生活，绝对不能把钱乱用。父母去世了，我有一大堆的姐妹兄弟，都是薪水阶层，从家用电器到身上衣裳，我把他们每一家的事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认为我承担了康家门的责任，为家族、为父母争了光。
其实我祖父是上海滩上很有名的大老板，沙利文老板走后，所有的产业都交给我祖父。我父亲是个大学生，他继承了遗产以后经商，但父亲不走运，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被人踩在脚底下搓的，最后家产也在我父亲手里败落了。在加拿大、美国我们都有亲戚，他们的事业轰轰烈烈，看不起我们，也不和我们来往，认为我们穷，说我父亲不争气，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会把家里弄成这副样子。现在他们来上海，顺便打个传呼电话，问问我们是否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理直气壮地写信邀请他们归国观光，不要他们一分钱，甚至为他们安排所有的食宿，为啥呢?为我的父母争气。人家张三讲李四家如何，我总是说我也是从穷的时候过来的。
有人提醒，说我作为一个“老三届”人走上经商的道路是极少极少的，何况又是一个女同志，说实话当时我只想出来打工改善里弄加工厂七角一天的贫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坐在经理的位置上，这与一个人的智力、能力、机会都有关系。再仔细看看，“老三届”中出来经商的人确实很少，有些同学看见我说：“小康，你现在发了。”我想，他们第一没有胆量；第二没有机会；第三插队回来都已经结婚了，而没有胆量是根本的。他们是对改革开放如何走，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能耐，缺乏正确的认识。那些拖家带口，单位奖金发不出，打了折头在家的“老三届”人问我：小康，我们怎么办?我说，出来做生意呀。但他们都不晓得做什么生意好，摆水果摊，怕坍台；做贸易，连场面都没有看见过。“老三届”人真的缺少这方面意识、勇气和素质，好像年龄大了，该安份守己了，真不知当年的那股闯劲哪里去了。我看我周围的小青年，不管做啥生意，身上拷机别好，他们有胆量、有希望。
事实证明，我的路走对了，不仅在于富了起来，更在于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新的形势下，经商的道路仍然向“老三届”人敞开着，希望他们胆子大一点，不要再错过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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