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硝煙瀰漫,動盪不安的河西走廊

中國歷史上硝煙瀰漫,動盪不安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示意圖

中國漫長的大型文明史鑄就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底蘊,每一寸國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份史料背後都是當年鐵騎逐鹿,黃沙漫天的往事。眾所周知,河西走廊為人所耳熟能詳是因為絲綢之路,因為漢唐榮光背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那些開墾戍邊者,因為那些浩氣壯天的邊塞詩人例如岑參。但仔細回味一番,似乎有一點陌生:在中國2000年大一統王朝歷史中,我們的思緒似乎找不到其他的東西,相比漠南草原的豪邁,西域的起起伏伏,青藏高原的神秘,關中隴右的核心作為,我們卻似乎找不出一個詞來形容河西走廊。今天就簡單盤點一下河西走廊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硝煙瀰漫,動盪不安的河西走廊

古代遊牧民族

先秦時期河西走廊就以遊牧民族聚居地與大量的神話傳說出現在史料中。《禹貢》中有對若(弱)水,黑水的記載;西王母與周穆王的溝通也是撲朔迷離的事件。這個史學界眾說紛紜先秦河西走廊神話傳說已有專人著作,我就不班門弄斧了。

遊牧民族對河西走廊的放牧大致開始於春秋末期。相對於阿拉善高原亞區的乾燥少雨,祁連山下冰川融水豐富草質豐美。相比於直面進攻趙燕秦,匈奴月氏越長城而擊之是經濟的。加之秦滅西戎八國佔據隴東寧夏平原一帶戎族空間被大大壓縮,所以義渠殘部與烏孫均盤桓於河西。

戰國至秦漢之際,河西的居民主要是月氏、烏孫和匈奴等遊牧民族。關於月氏、烏孫在河西,《漢書·揚雄傳》記載:“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跡於祁連”,可以推證他們的存在。

秦穆 公( 前 6 59 一 前 6 2 1 )時隴西 有 組戎(《 漢 書·匈 奴 傳 》作“吠 戎”)《 史 記 正義 》 雲即混 夷、犬戎,亦 即 吠 夷。繩 戎為《 史 記·匈奴 列 傳 》 所載 西戎 八 國之 一——《月氏,烏孫,匈奴在河西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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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頓單于(左二)

後來,在頭曼單于到冒頓單于時期,匈奴逐步發展,擠壓月氏空間,最終在秦漢交際時將月氏主力逐出河西走廊。冒頓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殺其父頭曼單于而自立。“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冒頓正是利用這一有利時機, “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後又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隔)昆、薪(新)犁等部, 成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南與中國為敵國”的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對新生的漢朝產生巨大威脅。尤其是河套及河西走廊,對關中三秦故地這一核心區構成直接威脅。在冒頓單于的打擊之下,月氏西遷,但並未遠徙,而是活動於東部天山一帶。直到漢文帝前元6年(前174年)匈奴老上單于擊殺月氏王后,月氏始遷往伊犁河流域,河西遂為匈奴領地。這也為張騫出使西域尋求月氏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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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形象中的霍去病

漢朝是河西走廊歷史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不僅體現在漢朝是第一個佔領河西走廊的中原王朝,還體現在它起到的作用上。漢武帝時期的軍事設施,開墾等等的餘蔭與思路甚至影響到現在。 西漢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出隴右擊匈奴,使整個河西納入西漢版圖。這是河西走廊第一次納入中原版圖。漢武帝奪取河西走廊的目的是為了打擊匈奴,為了實現徹底的王霸之業。

班固贊曰: 漢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

《漢書·西域傳》

秦漢之際,匈奴的騎兵沿弱水南下而進入河西走廊,既控制了自漠北而至河西、西域之通道的要衝,又可沿甘州河翻越祁連山而到達羌人的遊牧地區——《漢代祁連山路考綜》

《史記 平準書》載,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十月,漢將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率數萬兵士擊潰了叛亂的西羌;同年秋,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數千裡,對河西走廊進行了最後一次掃蕩。與這些軍事行動密切配合,初置張掖郡並調發“數萬人渡河築令後”。

《史記 平準書》

以隴東-天水為基點,向西推,佔領河西走廊,以河西走廊為基點,佔領龜茲-莎車,再由此徵大宛,直到《輪臺詔》才停止西進。這一系列經營西域的舉動都要通過河西走廊運輸兵力,維持補給線。

關於這些,如有興趣可以參看陳夢家:《漢武邊塞考略》,《漢簡綴述》。不多贅述。田餘慶先生的《論輪臺詔》也有所提及:

唐人司馬貞於《史記·大宛列傳·索引·述贊》中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在西漢勢力向西域推進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絕域中列置亭障具有關鍵意義。這些亭障構成防禦線,構成交通線,也構成供應線。這些亭障還為漢向更西的地方傳播政治、經濟、文化影響提供保障。可以說,沒有亭障,也就沒有漢在西域的經營。

綜上所述,漢朝向西域推進,大體的程序是,先是軍隊向西佔領據點,然後是在據點的後方修築亭障,在據點的前方向更西的區域擴大聲威③。元封三年征服樓蘭、姑師,然後有:一、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門”; 二、“因暴兵威以動烏孫。”

從軍事打擊的高度,河西走廊作為漢匈戰爭的大後方,作為側翼打擊匈奴的基本點,就必然要進行經營。對匈奴的打擊在當時是戰略目標,極易動搖國本。所以漢武帝時期對河西走廊進行了綜合開發。在河西走廊建築要塞,移民,屯田,為此甚至延長長城,串聯,把河西走廊打造成為一個堡壘網絡。

  城障是某一段長城防線的守衛中心。《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同書《李陵傳》顏師古又注:“障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敵也。”《戰國策·魏策》鮑彪注曰:“障,隔也,築城壘為之。”由此可知,城障實際上就是駐有戍卒守衛的長城沿線的支撐點,它們往往都建築在地勢險要或位置重要之處。通過考古調查與發掘,我們今天已經可以對此類城障有一個基本的瞭解。

在居延地區,考古工作者發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這是一個構築堅固的軍事性小城堡,障塢毗鄰,障在塢的西北隅,為土坯築成的方形城堡。每邊長23.3米,牆厚4——4.5米,殘高4.6米。障頂東北角殘存窄土楞,似為女牆。障門設在東南角,門內西側有登臨障頂的臺階式蹬道,東側堆疊有防備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塢比障大一倍,塢牆系夯土築成,每邊長46米左右,厚1.8——2米,殘高0.9米左右,東牆闢一門,門外設甕城。塢四周3米以內的地面埋設有四排尖木樁。木樁高33釐米,間距70釐米,作三角形排列。塢內東北隅也有登臨塢頂的蹬道。障、塢內部還有甲渠候和吏卒的住室——.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冷兵器遊牧民族對待由一群連成一片擁有4-5米厚城牆的堡壘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因為他們無法通過火藥等轟擊城牆來進攻,除非正面攻城或者是長期圍困,不然難以徹底摧毀漢軍的軍事堡壘。

通過付出鐵與血的代價,漢朝憑藉國力一直維持在河西走廊最基本的軍事存在。

匈奴失去了聯合其他民族共擊河西的土壤,但其也沒有放棄河西,轉而單獨出大兵,大肆殺戮河西民眾,以期漢朝認為河西“此難固守,不如予之”。在此背景下匈奴連續出兵進犯河西,殺掠人民燒燬亭障,有史可證:《漢書·匈奴傳》載:“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兩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漢書·匈奴傳》載:“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漢書·匈奴傳》:“單于使犁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 《後漢書·西羌傳》19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載:“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複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盡閉。帝患之。”從上述史料可知匈奴在此時對河西的進攻頻率明顯加大,出動兵力少也在數千騎以上,而且大肆殺掠河西吏民,一時間河西處處烽火四起,戰報頻傳,為此史書常出現“帝患之”的字樣。但漢朝並沒有退縮,而是加大移民充邊,擴河西軍隊戍卒 30 萬,修建河西漢塞,設立屬國來保衛河西。並通過軍事手段打擊匈奴右賢王的實力,使之無法再集結重兵入寇河西。

最後,就算匈奴無法再集結重兵,撼動漢朝佔據河西的事實,其也沒有完全放棄河西,而是改變策略以小股部隊騷擾河西,讓漢朝明白河西還是有匈奴的軍事力量存在的。這些匈奴小部隊的騷擾,雖鮮見於史書,但居延、敦煌漢簡多出土於候望系統之中,故這類匈奴騷擾邊塞的小規模戰爭多有記述。

——《從河西簡牘看漢代對匈奴的軍事防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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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

漢武帝時期想長期佔領河西走廊。因此元狩年間向河西走廊進行了一次性移民,數量多達十數萬。移民是與河西走廊設置郡縣相配套的舉措,同時和軍隊的屯戍與屯田相呼應。西漢政府為推行“徒民實邊”,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以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為例,為安置這些移民,國家投入了相當多的財力、物力,“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最後竟然造成了“縣官大空”,政府財政枯竭的後果。

河西走廊非常接近關中。而從天水-烏鞘嶺一線到長安沿途地勢較平坦,便於騎兵突襲。在霍去病衛青李廣利率西漢主力部隊在河套-涿郡出擊匈奴,打擊王庭時,後方必然要求穩定。

  根據晁錯的建議,政府對徙邊的移民,首先要在一定年限內給予一定的經濟資助,即“先為室屋,具田器”,同時還要“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7。這對於政府來說,有時候確然為一沉重的負擔。但漢武帝之所以接二連三地大規模向邊疆移民,主要是因為這項舉措具有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長遠利益。在經濟上,它可以減輕內地人口密集地區的人口壓力,促進地曠人稀的邊疆地區的經濟開發,擴大全國的耕地面積,增加農業生產;在政治上,它可以使那些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依託,安定生產,免致流亡,又可使那些罪謫、刑徒之輩獲得自食其力的機會,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在軍事上,移民充實了邊疆地區的人口,實際上為國家準備了更多的禦敵之人,增強了國防力量。

從漢簡材料可知,西漢政府對徙民實邊的管理方式,是和內地完全一樣的郡縣鄉里制度。移民的身份,仍然是國家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他們雖然在到達邊郡的初始時間享受到國家的各項照顧政策,但超過規定的年限,仍和內地的農民一樣,要向國家繳納租賦。所以,西漢時期的“徙民實邊”,與後世的“民屯”,並不相同。

——劉光華《論“徙民實邊”不是屯田》

以上是漢朝之所以佔領河西走廊並且將統治權一直延伸到曹魏乃至西晉八王之亂的原因。

八王之亂之後,五胡亂華,涼州大地(河西走廊)變成了一處小天堂,偏居一隅,對後世河西走廊的積澱產生巨大影響。前涼,西涼政權就是晉朝統治階級在涼州地區的漢人地方官僚組織建立的,維持了晉朝制度。在此期間,河西走廊基礎設施保存良好,甚至繼續發展,對吐谷渾控制的湟水谷地有所影響,為隋唐重開絲綢之路做鋪墊。後來後秦,北魏,西魏長期希望全國統一,無暇顧及西域,但河西走廊作為一大糧賦輸出地,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對此維持了統治

隋唐問題發生了變化。南方的吐蕃開始崛起,北方的突厥依舊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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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形象中的頡利可汗

唐朝建國就是有倚仗突厥的成分在裡面。入長安,滅劉武周,唐太宗與頡利可汗的面談莫過於此。尤其是頡利可汗一度率軍突入長安北郊,與冒頓可汗圍住劉邦有類似之處。

(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雲:“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縶之於門下省。知

討懈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

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

——《舊唐書》列傳144

那麼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又一次凸顯出來。西域作為蠻族獲取中原的踏板與補給基地具有重要作用,那麼為了削弱他們,強有力掌握西域又一次提上議程。而且套路如出一轍。不多贅述了。

吐蕃是一個變量。在唐朝以前,青藏高原除了湟水谷地存在吐谷渾這樣的半遊牧半農耕政權外,沒有較強凝聚力的社會集團。在吐谷渾被擊潰之後,南線沒有東西能威脅河西走廊。吐蕃的崛起打破了這一切。吐谷渾被消滅後,唐蕃大致以日月山為界(季風區與非季風區分界線),達到中國在元朝之前對青藏高原的最遠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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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就帶導致西部空虛,吐蕃四處出擊。河西走廊自然也被吐蕃侵佔。

但這是否意味著中央政府可能永久喪失河西走廊?

不可能,因為在中國歷史上有個小結論:蠻族對漢族核心區無法實現長期穩定佔領。這是統治形式與階級決定的,具體在吐蕃佔領河西走廊就是它無法形成完備的賦稅收集系統。它們要麼將河西走廊變成牧場,要麼就把統治階級變成農業人口。然而這兩條他們都做不到。所以唐宣宗時期漢人起義建立歸義軍政權打回來了。該政權存活百餘年,在北宋初年亡於沙州回鶻,旋即沙州回鶻被夏州政權擊潰,成為党項族夏州政權的控制區。(劃線部分史料有爭議,有說法是直接被夏州政權所滅)

後來,夏州政權獨立,就是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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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義軍前後存在一百餘年,作為一個地方政權,也不算短命了,不過存在感偏低。個人理解其消亡有幾點原因:1,歸義軍興起於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敦煌),佔有整個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的必經之路,深處各方勢力之間(前後有吐蕃,西州回紇,青唐,西夏等),稍有不慎,即有傾覆之危。2,歸義軍各州,地理上相對獨立,無一州土地人口有明顯優勢,地緣上決定了其力量分散且易分裂。3,河西走廊身為交通要道,各種部族來來往往,回紇人,羌人,蕃人等等。而可耕種土地有限,決定了漢人數量難以佔有決定性優勢,則歸義軍統治基礎有限。4,歸義軍的統治更類似於各地方豪族的聯合,更加決定了其易分裂而力量有限。總之,地緣上來說,歸義軍地方政權統治基礎薄弱,而身處要道,強敵環伺,能堅持近兩百年已屬不易;亡於鄰近以河套平原(相對大面積的豐饒平原,人口集中,力量集中)為根基的西夏,也是天命了。純印象流,以為引玉之磚。

歸義軍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最後又為什麼消失在長河中? - 用情至深許漢文的回答 - 知乎。

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事蹟考

西夏時期河西走廊區位特點試

西夏時期,河西走廊成為西夏政權的大後方,成為宋夏戰爭西夏守國的重要保障,間接促進王安石變法。

自西夏統一河西之後 ,社會相對安定, 右廂河西戰事亦較少, 加上河西地區自身亦耕亦牧的良好的自然條件和歷代開發的堅實基礎 ,河西經濟迅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成為西夏畜牧業和農業的後方基地。 “其地饒五穀, 尤宜稻麥, 甘涼之間皆以諸河為溉 ”, “遂取武威、張掖 、酒泉 、敦煌郡地 ,南界橫山 ,東距河西土宜三種, 善水草 ,以畜牧, 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是也 。土堅腴, 水清冽 ,風氣廣莫, 民俗強梗尚氣, 重然諾 ,敢戰鬥 。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 興州有漢 、唐二渠, 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 以富強 ,地勢然也 。河西走廊依賴祁連山冰雪融水所形成的三條南北走向的內陸河流石羊河 、黑河、疏勒河的滋潤,使得武威 、張掖、敦煌三大綠洲 “水草豐美, 畜牧孳息 ”為西夏王朝源源不斷地提供著賴以生存的糧食 、馬匹、牛 、羊 、駱駝等軍需和民用物資 。正如清人顧祖禹所言 :“宋時河西沒於夏 ,夏以富強 ”, “夏得涼州 ,故能以其物力擾關中, 大為宋患 。”——《西夏時期河西走廊區位特點試析》

正因為河西走廊,宋夏戰爭消耗了大宋最後的時間,一直到哲宗時期都未有大突破(神宗朝的勝利被粉碎),也導致成吉思汗死磕在銀川城下多年,最後死去。

從元朝開始,是河西走廊歷史的下一個階段。對河西走廊統治目的由面臨北患變成安撫青藏,成為中原王朝控制蒙古地區、西域、青海乃至西藏地區的晴雨表。

至於元朝,不在國境線上,很穩定(西接察合臺汗國不影響)。而且河西走廊作為蒙古文化向青藏高原傳播的中轉站,起到了極其大的溝通作用。詳見明朝“撫藏御蒙”政策研究--以隔斷蒙藏聯繫為中心.pdf,它間接影響清朝對西藏局勢的控制。

元末明初,北元政權一度以甘肅行省(河西走廊)來牽制常遇春徐達的明軍主力,齊王擴廓帖木兒一直堅守到宣光二年(1372年),北元朝廷才失去對甘肅行省的控制。

至明朝,由於北元政權以及其解體後瓦刺部的影響,總體上防禦以東北華北方向為主,河西走廊雖然被收復但是並無太大用武之地。(有些史學研究者認為是因為航路斷了的原因,另論)明初以打擊北元平定雲南為主,建文無功,朱棣靖難,仁宣之治重自身經濟發展,西北也沒有大夷狄,所以不重視。

明朝對河西走廊進行佔領,並建立關西七衛(即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七衛,後沙州衛內遷,在其故地又設罕東左衛)這些流動邊防哨所。

關西諸衛的設立是明朝在西北邊疆地區羈縻蒙古殘部以達到外御蒙古目的的

有效嘗試,羈縻遠人之法自古即有之,明朝即是因革了歷代大一統中央王朝的治

邊政策。其時元明交替,蒙古北遁,而西北邊疆地區依然在蒙古部落和區域性汗

國的控制之下,對於新興的明朝中央政府而言,來自蒙古的威脅依舊存在於西北

方面,要達到“斷蒙藏之交”的目的,首先就要抗拒北虜。關西羈縻衛在其設立

的初期展現出了預期的效果,在戰略上有效的配合了九邊軍鎮,達到了抵禦蒙古

的政治軍事目的,並有效的阻斷了西域遊牧蒙古部落與藏區的聯繫。

——《明朝“撫藏御蒙”政策研究》

明朝中後期河西走廊已經淪為配角了。

明正德年間,關西七衛逐漸被吐魯番蠶食。嘉靖三年(1524),人眾散徙關內,閉嘉峪關自守,關西地區遂淪為關外蒙古等各民族遊牧的場所,“雖皆敦煌舊境,然自明代以來,鞠為茂草,無復田疇、井裡之遺”。——《清代康雍乾時期入遷河西走廊移民研究》

明朝末年邊防松馳,河西走廊處於混亂狀態。關西七衛逐漸東遷,分置了甘肅巡撫(駐甘州)。明亡之後,李自成起義軍餘部賀錦西征,佔領了河西走廊,旋即被清軍擊敗。清順治二年(1645),清軍進入河西走廊,“郡、縣、衛、所,望風歸附”。從此開始,大清國取得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到了清初,因為對準噶爾的戰爭,河西走廊又一次站在時代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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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親征準噶爾

康熙三十五年(1696)對西北準噶爾部用兵,河西走廊成為清朝政府與 準噶爾部之間戰爭的大後方和“軍需總彙”的主要基地。明朝後期閉嘉峪關自守, 使河西走廊的交通地位受到嚴重影響。康熙五十四年(1697),清朝大軍屯駐巴里坤後,為了轉輸軍需物資、傳遞軍情文報,清廷在嘉峪關外設置軍臺、驛站, 並將驛站延伸至巴里坤軍營。這種交通設施的完備和道路的通暢保證了平準戰爭 的最終勝利。乾隆時期河西走廊是經略新疆的戰略要地,發展該地區的農業生產,其首要目的是為平準清軍提供軍糧,為清廷節省轉輸軍糧勞費。故而,清廷不惜動用鉅款,集中大批勞動力修建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來發展當地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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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設施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漢代在河西走廊就開始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屯墾守邊之將士即不用國家從內地調糧,又不用從當地群眾中徵集,通過屯墾即可自足。同時又開墾了荒野,發展了邊疆的經濟,實為利國、利民、利地方之舉。移民屯墾就要興修水利,改造土壤,這樣就將內地的先進技術,耕作方法,逐步傳播到河西,建立一個大糧倉,這才是河西走廊之所以能較為穩固的留在中原體系乃至成為核心區的根本所在。這樣的思路貫穿2000年河西走廊歷史。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依,整個河西走廊的歷史都必將圍繞整個中國歷史的全局來審視。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危難之際總是考驗著政權對於邊疆地區尤其是非核心地區的掌控能力。這已經由河西走廊歷史所驗證。

1.地方誌:《五涼全志》《涼州志》(新修)《重修肅州新志》

2.古書:《清實錄》1985 年;《明史》1974 年;

3.中國知網:《晚唐歸義軍節度使張淮鼎事蹟考》

《元明清時期甘寧青地區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變》

《清代康雍乾時期入遷河西走廊移民研究》

《元末明初北元與明朝對河西走廊的爭奪》

《明朝“撫藏御蒙”政策研究》

《西夏時期河西走廊區位特點試析》

《河西走廊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

《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的水與綠洲》

《漢代河西軍事地理研究》

《打通曆史和地理的河西走廊》

《從河西簡牘看漢代對匈奴的軍事防禦體系》

《匈奴的讖歌——祁連山的遊牧文明與河西走廊的興衰》

《月氏、烏孫和匈奴在河西的活動》

《犬戎歷史始末述——論犬戎的族源、遷徒及同西周王朝的關係》

《先秦匈奴及其有關的幾個問題》

《先秦河西走廊神話傳說考略》

《古史所記的先秦河西》

4.教材:《高中地理必修三》《高中地理選修:中國地理》

《北斗地圖•高考複習用地理圖冊:大比例(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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