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官猝死
1951年深秋，青岛。
青岛解放伊始，全市有四个区：市南、市北、台东、台南。1951年8月16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青岛市区调整为市南、市北、台东、台西、四方、沧口六个区，其中市南区为机关、学校、住宅区，市北区为商业区，沧口、四方、台东为工业区，台西为码头区。市南区西侧紧挨着胶州湾，在冠县路南侧距海岸大约一华里，有一片稀稀疏疏的树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名叫安格拉·默克尔的德国商人出资，在林中草地上建造了一栋两层楼，当地人称之为“小洋楼”。
此后二十余年，房主几易其手。到1951年6月由现在的房主柏新仁买下时，其价格便宜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只有七百万元(系旧版人民币，合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七百元，下同)，还包括了小洋楼内的全套家具。那些家具是当初默克尔从欧洲托运过来的正宗德国货，如果放到当时青岛的旧货行去出售，价钱肯定不止七百万元。因此，小洋楼等于是上家白送给柏新仁的。至于白送的原因，容稍后再作交代。
柏新仁购下小洋楼后的三个多月里，本人和几个亲朋好友曾去住过，也就不过两三天时间就离开了。1951年10月8日，入住了一个途经青岛前往诸城的亲戚。当晚住进去时还是活生生的—个健康人，可是在小洋楼主卧室的那张德国铜架床上躺下后，却永远也起不来了！
不幸猝亡的死者名叫贾典珉，身份在当时有些敏感，系一名解放军军官。贾典珉1925年出生于山东诸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十六岁读初中一年级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后以搬运夫、小贩、仓库看门人等职业为生，1944年3月参加八路军。在那个年代，像贾典珉这样的文化水平在部队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于是被部队选调从事情报工作，曾在济南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中立有战功。上海战役结束后，贾典珉在华东军区松江军分区担任情报参谋。这个位置，论级别相当于副营级。
那么，贾典珉怎么从松江跑到青岛来了呢？那是因为他在诸城的父母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女方姓丁，是个小学教师，贾典珉的父母看着觉得很满意，就写信给儿子让他回家一趟。父母的这封信早在劳动节后就寄到儿子那里了，可是，由于贾典珉工作忙，不能立刻成行，估计要推迟到国庆节以后。当时从松江到山东诸城的交通路线是：从松江坐火车去上海，再从上海乘海轮去青岛，从青岛坐汽车到诸城。这样，贾典珉就得在青岛稍作逗留。想起姑夫柏新仁家住青岛，于是就决定届时去看看姑夫，住一两天再回诸城。于是，贾典珉就给父母写信，又给青岛的姑夫柏新仁去信，说他可能于十月份回乡探亲。
柏新仁给内侄回信，说非常欢迎他来青岛。然后，又跟诸城贾家联系，说届时他将陪同贾典珉一起前往诸城。贾典珉的姑姑贾桂芝早年嫁到青岛，生了两个儿子，六年前患病不治而殁。当时，两个儿子都不满十岁，独自经营着一家纱厂的柏新仁又要忙碌事业，又要照料年幼的儿子，其艰辛可想而知。因此，一应亲朋好友都劝其续弦，连诸城亡妻娘家方面也再三相劝。可是，柏新仁对亡妻却念念不忘，绝不作再娶之想。为此，他赢得了诸城贾家方面的敬重。这次柏新仁拟与途经青岛的贾典珉一起前往诸城，对于贾家来说，属于喜上加喜。
柏新仁于是开始做接待贾典珉的准备工作。正好这时有个朋友向其推荐冠县路那边的小洋楼，柏新仁听说价钱便宜，便动了心，不过同时也觉得有点儿蹊跷，就追问原因。朋友说房主是个外国商人，此时的形势渐渐不适宜外国人在华经商，就变卖资产准备回国，此为其一；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宅向有闹鬼的传说，少有人问津，房主就想便宜点儿处理掉算了。柏新仁原是旧军人出身，不信世间有鬼神，当下便去看房，然后跟德国人签约付款，办理过户手续。
9月下旬，柏新仁又接到贾典珉的来信，说他将于国庆节后回山东探亲，届时有一潍坊籍战友同行，两人一起从上海坐海轮到青岛后，小住一两日，再分别前往诸城和潍坊。于是，柏新仁就派人前往小洋楼打扫了一番，准备让贾典珉和他的战友人住。
贾典珉和战友小黄于10月2日离开松江驻地，于10月5日晨抵达青岛。柏新仁放下手头的事务，亲往码头迎接，两人久别重逢，自有一番亲热。当日中午，柏新仁在市北区“大富豪饭店”设宴款待客人，请了几个亲朋好友作陪。不过，贾典珉的战友小黄并未出席，因为他在码头登岸时，意外与其当年一位姓汪的首长相遇。这位首长1944年时的职务是营长，如今已是青岛驻军的旅长。汪旅长是去码头送客的，遇到小黄，大喜，二话不说就邀其去做客了。这样，柏新仁的宴席上就少了一位客人。
贾典珉在“大富豪饭店”大啖了一顿海鲜，哪知乐极生悲，不到两小时就腹痛、泻肚，折腾个不停，无奈，只好进了医院。病人是一位解放军军官，医生问长问短很是仔细，得知中午吃了海鲜，而同食的其他几位均无症状，便认为是水土不服加上肠胃不适应，而非食物中毒，化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个诊断。医院对这个军官病人比较重视，就将其留下住院观察。这一观察，就是两天两夜，直到10月7日下午医生才允许贾典珉离开。
战友小黄在老首长的部队招待所里住了两天，受到了热情款待，想想应该顾及一下柏新仁这边，于是告辞。他赶到柏新仁所在的“东升纱厂”，方才知道贾典珉在医院待了两天，今天可以出院，柏新仁正要去接。于是，小黄就和柏新仁一起前往。柏新仁把两个军官送到冠县路的小洋楼，安排他俩今晚就住这里。两人一看，说这么漂亮的一栋小楼，只有我俩下榻，太奢侈了吧。柏新仁于是就说了这楼有过闹鬼的传说，如果觉得不合适，那咱就换地方，住旅馆去。贾、黄听了，大笑说，既然这样，那倒真该住一住了，看看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如果有鬼的话，试试子弹对它是否有效—一当时现役军官是可以随身佩枪的。
当日，即10月7日，贾、黄两人在小洋楼住了一宿，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10月8日，柏新仁安排纱厂的庶务科长唐芝豪陪同两个客人游览了青岛的几处景点，因次日两人就要离开青岛了，当晚柏新仁便在自己家里搞了一桌菜肴为他们饯行。饭后，柏新仁让唐芝豪驾驶他的私家车把客人送往小洋楼下榻。临出门时，柏新仁跟贾、黄约定，次日上午去接他们，到附近的茶楼用早餐。早餐后先把小黄送往长途汽车站，然后，他和贾典珉一起驱车前往诸城。
10月9日清晨六时多，小黄醒后悄然起床，听听隔壁贾典珉的房间还无动静，就下楼去院里打拳活动筋骨，然后洗漱。一个小时后，柏新仁驱车抵达，听说贾典珉还没起床，就上楼去唤。因为之前曾有闹G之说，贾、黄临睡前都是门窗紧闭，里面上了闩。柏新仁又是叫唤又是敲门，足足有两分钟，‘房内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感到不对头。这时，小黄也上来了；果断砸碎了窗玻璃，爬窗而入。进屋一看，贾典珉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如常，似是熟睡一般，但呼吸、心跳均已停止！
柏新仁喟然长叹：“唉——看来这房子还真是邪门啊！”
柏新仁让司机去公安局报案并向松江军区发了份加急电报，然后小黄和柏新仁退出了房间并脱下了鞋子，以便公安到现场后甄别脚印。
一会儿，公安局来人了。由于是命案，而且死者是现役军官，因此警方非常重视，不但市南分局主管治安条线的副局长钱运闻带着刑警出动了(当时的刑事侦查部门归治安部门领导)，连市局治安处也派了刑侦中队长邢端阳带着技术员和法医一起前来。
刑警对小洋楼、特别是死者下榻的二楼房间进行了周密勘查，并无什么发现。房间门窗紧闭，无任何撬痕，而且房门上的那把德国司必灵锁从里面上了保险钮，外面就是使用钥匙也打不开。死者仰卧于床上，神情安详，宛若熟睡，丝毫没有遭受过痛苦的迹象。他睡前脱下的衣服，都整整齐齐地置于床前的一张椅子上，衣袋里的钱包、证件都在。两个旅行包也端端正正地放在房间一侧墙边，拉链、锁具完好无损。睡前放在枕头底下的左轮手枪也还在原处。光滑如镜的打蜡地板上，只有战友小黄、姑夫柏新仁以及死者的脚印，而房间内的卫生间里，则只有死者的脚印。这些迹象是否表明，昨晚庶务科长唐芝豪把两位客人送回小洋楼后，再没有第二个人进入死者的房间？刑警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认定，当然，还有一个证据需要鉴定，那就是指纹。市局的技术员在房间各处提取了多枚指纹，准备带回市局与死者本人以及柏新仁和小黄的指纹进行比对。
刑警对小洋楼其他位置包括小黄下榻的那个房间也进行了仔细勘查，并未发现异样痕迹，代替围墙的一人多高的竹篱笆也完好无损。市局法医对死者遗体进行了外观检查，结论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外伤，口腔、鼻腔内也无血渍，死者神情安详，表明是在熟睡中死亡的。至于死亡的原因，这必须解剖才能搞清楚。
那么，是否立刻解剖遗体呢？市南分局钱副局长征求市局邢端阳和分局刑侦队张进队长的意见，三人商量下来，认为目前还是暂不解剖为好，待军方派人过来后再作决定；当然，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矩，还得征求家属的意见。三位领导交换意见时，几个刑警也在客厅的另一侧谈论贾典珉的死因。只有刑警老许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抽烟，什么意见也不发表。年过四十的老许出身子警察世家，其老爸当年曾是德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后来德国战败被迫放弃租界，他又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青岛市警察局当刑警，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可是破案颇有一套。二十年前，老许还是小许时，考入旧警察局，在刑侦队一直干到青岛解放。旧警察局被接管后改称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军代表在逐一甄别旧警察时，特地在其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点名要把这个查无劣迹但业务上很有点儿水平的旧刑警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现在，其他刑警讨论贾典珉的死因时，当然要听一听老许的意见。老许嘿嘿一笑：“你们难道没听说过这小洋楼的别名吗？”那几个刑警还真没听说过，忙问是什么别名。老许轻轻地吐出两个字：“G楼！”
这时，正在商量如何验尸的钱运闻副局长听见了老许说的那两个字，马上引起了注意，转头盯着老许道：“什么‘G楼’？”
二、尸检结论
老许对于“鬼楼”之熟悉，甚至胜过小洋楼频频更换的每一个房主。因为他二十年前初当刑警时所接触的第一起案件，就是在小洋楼里发生的。
小洋楼竣工于1930年底，出钱盖这栋房子的德国西药商人安格拉·默克尔的业余爱好竟是建筑设计，之前，他用了半年时间设计了这栋小楼。请营造商建造时，自己还亲任工程监理，据说要求之严，令营造商杜老板头痛之极。工程验收合格后，杜老板就住进了医院，足足待了两个多月方才缓过劲儿来，出院后发誓：今生再也不想看见默克尔的那张胖脸了！
不过，这时杜老板即使想见默克尔的面也无法遂愿了。怎么呢？因为默克尔死了！他是被一个姓辛的中国人手刃的。辛某是默克尔西药销售链上的长期合作伙伴，两人合作多年，关系非同一般。默克尔成了辛家的常客，辛某的那个美貌妻子就给默克尔看上了，几番努力，终于得逞，小洋楼就是应辛妻的要求建造的，为的是有—个稳妥的幽会场所。哪知，有时稳妥过头了反倒不安全。小洋楼落成后，默克尔时不时把外地生意推介给辛某，辛某出差期间，默克尔就开车将其妻接往小洋楼住上数日。
试想，这一幕别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了，就是放在现在，也必定会引得街坊邻居议论纷纷。议论之后，自有好事之徒悄悄告知辛某。对于辛某来说，银子想赚，“绿帽子”可不想戴。他决定宁可放弃赚钱的机会，也要出这口气。于是，当默克尔再次把辛某打发去天津出差时，悲剧发生了。辛某白天佯装离开，晚上就潜回青岛。先回家看妻子是否在家，不在！拔腿就奔小洋楼，越墙而入，把这对野鸳鸯堵在床上，二话不说，拔刀就捅。将奸夫淫妇干掉后，辛某自忖难逃罪责，就在院子里的那株槐树上上吊自尽。这桩血案，当时就是新刑警小许跟着他那名探老爸一起调查的。
该案当时不但轰动山东，还传到了默克尔的老家德国。不过，再大的案子也不过热闹一时，不久就会被其他新出炉的社会奇闻所湮没，因此过了些时日，媒体也就渐渐把这桩血案给忘记了。可是，冠县路这边的老百姓却依然对小洋楼议论纷纷，众口一词称小洋楼闹鬼了。据说不止一人曾在阴雨蒙蒙之夜看见小楼内有鬼影飘忽不定，更有人竟在月色清朗的夜晚看见默克尔和辛妻在小洋楼的阳台上举杯对酌。那年头坊间对于鬼神的传说多如牛毛，没有人特别当一回事，警察局更是闻而不问。旧警察老许也听说了不少这方面的传言，他半信半疑，曾约了两个同事去小洋楼实地查看，还住过几个晚上。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过，倒不是看见了什么，而是夜深入静之际听见过小洋楼或内或外、或上或下几处不同的位置发出令人惊悸的奇怪声响。其中有一天晚上，老许等三个刑警怀揣手枪在小洋楼院内喝酒聊天，楼上一个房间里的电灯竟然没来由地突然亮了，而据老许所知，这个房间的电灯数天前就已经坏了。次日，更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年轻力壮不知疾病为何物的老许三人相继发烧，病了七八天方才痊愈。从此，别说探究了，哪怕闲得发慌，老许也不敢再去小洋楼了。
血案发生时，小洋楼还是一栋新楼，房主默克尔死后，由于其妻早已病亡，又无子女，房产归属其德国的父母。其父母就委托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亲戚代为处置。那个德国亲戚也是事务繁忙，一拖再拖，直到一年半后方才来青岛处置房产转让之事。而那时，“鬼楼”的传闻在青岛已经散布甚广了，其价格顿时一落千丈。可能经纪人也在其中做了点儿手脚，反正最后基本上是猪肉当豆腐卖了。
最初捡了这个便宜的是一个名叫陈宝善的富商之子，他买下小洋楼的本意倒并非为占便宜，而是想金屋藏娇。当然，他吸取了前房主默克尔的教训，不去碰有夫之妇，也不在青岛当地寻“娇”，而是从省城济南物色了—个颇有姿色的戏子来。不过，好景不长，那美貌女戏子住进小洋楼也就不过个把月时间，忽然有一天就悬梁而殁了！陈宝善报警后，老许对小洋楼心有余悸，拒绝接受上司的出警指令，被扣了一个月薪水。女戏子最后被警方认定为自杀，至于为何自杀，大概是精神有点儿问题，用现在的说法大致上就是患了抑郁症。
这件事发生之后，陈宝善对小洋楼心存畏惧，不敢再住。他不缺钱，也不动转让的脑筋。最初是空关着，后来雇了个远亲住进去顺带看房子。这个亲戚住了一年多，平安无事，就把乡下的妻儿都叫来住在一起。半年之后，一家五口中竞有四人患了各种各样的怪病，吓得他们赶紧逃回乡下去了。陈宝善大惊之下，把小洋楼卖给了—个日本商人。日商不知传闻，看着小洋楼觉得蛮喜欢的，价格上还被陈宝善宰了一刀。日商一家住进去后，初时无恙，后来却一个接—个地生起了毛病，这才知道原来小洋楼还有点儿名堂，只得搬离。这时，日军已经侵占了青岛，小洋楼成为日本驻青岛宪兵部队的军官宿舍。军官人住后，也出现了精神恍惚、无端自杀的现象。特高课对此进行了调查，最后不了了之。而小洋楼也就空关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小洋楼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没收，由于无人敢住，就廉价拍卖掉了。买下房产的是个归国华侨，迷信得很，初时不知“鬼楼”之事，正准备装修时，听说了传闻，马上赔本出让。之后又三次易主，其中一位房主买下后入住过，没有生病，也没有人自杀什么的，就是觉得精神不爽，整天鼓不起劲儿，去医院查，却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
以上，就是刑警老许所了解的关于“鬼楼”的情况。他说的内容有根有据，时间、地点、事件、人物都说得清清楚楚。钱运闻等人乍听之下笑称是“无稽之谈”，可是听着听着就笑不起来了，觉得“鬼楼”可能确实有些名堂，不过并非闹鬼，但具体是什么，一时还不好说。邢端阳问：“青岛解放时，这房子在谁手里？”
老许指指柏新仁：“那是他的上家，问他就清楚了。”
柏新仁说：“我是从关思财手里买下的房子。”
关思财就是那个全家入住后觉得浑身没劲儿的房主。他是1948年3月买的房，4月入住，住了九个月不得不搬离。搬离后三个月，原先的不适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柏新仁买下小洋楼后是否入住过？是否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呢？柏新仁说，他和不同的几位朋友曾在小洋楼住过几个晚上，至于白天在这里聚会的次数就更多了，从来不曾有过不适。说到这里，柏新仁强调，他买下小洋楼，一是贪便宜，二是为了接待贾典珉。因此，他肯定要对小洋楼的闹鬼传闻进行考察的，每次之所以都叫上朋友，说实话那是他心里感到不踏实，有人做伴胆子就大些。正因为他住了几次都没有异常，这才让贾典珉和小黄入住，人住前，他还向两人说明了情况。小黄在旁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他和贾典珉为此还在头天仔细擦拭了手枪呢。他们本不信有鬼，即便有，一扣扳机，无论是人是鬼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也统统解决了。
钱运闻、邢端阳、张进三人商量下来，认为闹鬼肯定是没有的事，但是，也许有一些目前的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奇异现象，针对小洋楼来说，可能还有人为制造的异象之类。因此，在法医尚未对贾典珉的遗体进行解剖得出结论之前，有必要对小洋楼之前的一系列闹鬼事件进行调查，相信这样做对于下一步的调查是有好处的，最起码可以排除不必要的障碍。
当天下午，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作出决定，由市南分局主持对贾典珉猝死事件进行调查，市局治安处指派刑侦中队长邢端阳作为市局代表参与调查。市南分局随即抽调刑警三名、小洋楼所在地的冠县路派出所民警两名组建了调查组。调查工作由副局长钱运闻主持，邢端阳和分局刑侦队张进队长具体负责，刑警老许被指定为调查组成员之一。当晚，市局治安处指纹股告知现场指纹鉴定结果：现场只有死者、柏新仁和小黄三人的指纹，柏、黄的指纹遗留位置符合证词中他们进入现场后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10月10日，对“鬼楼”的调查正式开始。由于老许熟悉一应情况，加上涉及闹鬼传闻的当事人基本都在青岛，原日军青岛宪兵队特高课对于小洋楼的调查档案也找到了，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调查到的情况如下——
关于小洋楼出现已死去的那对中德野鸳鸯“鬼影”的情节，一共找到了四个证人，他们还是保持着最初的说法，称十多年前确实见到过“鬼影”；关于数位人住者出现不适现象和疾病、死亡情况，确有其事，但没有一例表明与“鬼”有关，这些当事人中没有一个亲眼目睹过“鬼影”；日军青岛宪兵队特高课的调查档案中的确记录了三名军官在人住小洋楼半年至一年后先后出现过精神恍惚、神经错乱现象，其中一人自杀，不过未能找到原因。
10月11日，贾典珉的父母等亲属从诸城赶到青岛。调查组向他们介绍了相关情况后征求其对解剖检验的意见，遭到家属的拒绝。这使调查组很为难，因为弄清贾典珉的死因乃是将调查继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家属不同意解剖，那就简直无路可走了。
10月12日中午，两名军方人员——松江军分区保卫处李朝诚科长和华东军区保卫部干事陆惕墨风尘仆仆赶到青岛。他们出示了军方的公函，要求青岛警方与代表军方的李朝诚、陆惕墨联合对贾典珉的死因展开调查。这也正是青岛警方所希望的，于是当场决定李、陆二位充实进调查组，由市南分局钱运闻副局长担任组长，李朝诚和张进为副组长，邢端阳为顾问。
李朝诚、陆惕墨在听取调查组的情况介绍后，决定立刻会见死者家属，一是表示慰问，二是做工作希望家属同意对贾典珉的遗体进行解剖。军方出面的效果果然不同，贾典珉的家属终于转变了态度，说贾典珉是部队的人，部队就是贾典珉的家，部队首长就是家长，我们听领导的。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没有发现死因！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猝然死亡，总是有原因的，要么本身的某个器官原本就有隐疾，那天晚上隐疾突然发作，于是就死亡了；要么由于外界原因导致其突然死亡—一这种外界原因，包括自然的和人为的，如果属于后者，那就是他杀了。可是，法医检验下来，竟然什么也没发现。就是说，贾典珉那天晚上躺下睡觉后，睡着睡着就停止了呼吸。
调查组对于这个结论颇觉意外。而法医呢，解剖时调查组所有成员都待在旁边，法医一边解剖一边逐个环节进行解说，就像医学院上解剖课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过程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李朝诚、陆惕墨两人交换意见后提出，请军区出面联系技术精湛的法医前来青岛检验尸体，找出死亡原因。
在等待外地法医赶来时，调查组决定对小洋楼进行彻底的科学调查。正好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专家会议在青岛崂山举行，调查人员于是前往向出席会议的物理学家、化学家请教。几位专家在听取隋况介绍后，认为有可能是小洋楼内存在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隐患——射线。与此同时，调查组还派老许寻访到了二十年前承包建造小洋楼的那个营造商杜老板，获取了小洋楼的建筑图纸，并找到了当初参与施工的两个工匠。然后，邀请了一位退休的建筑学教授沈先生、营造商杜老板、工匠以及市立医院一位姓杨的医学器械工程师，前往小洋楼进行实地勘查。
这一查，终于有了新发现！
三、可疑之举
沈教授查看了图纸，并.向营造商、工匠了解了当年的施工情况，实地查看了小洋楼各处，认为小洋楼的建筑质量方面没有问题，如果确实存在射线威胁，那无非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有人在该建筑物的某个位置故意放置了放射性物质；二是当年所使用的某种或者数种建筑材料本身带有放射性物质。于是，就请杨工程师出场。杨工程师用便携式盖革计数器对小洋楼各处进行了检测，果然如沈教授所说，发现建筑材料有问题——小洋楼的主体是用石材建造的，这些石材带有放射性物质，由此产生了射线。从理论上来说，入住小洋楼的部分人发生的种种反应，应该是与人体遭受射线辐射有关。由于个体的不同，反应也有差异，有的则尚未形成反应。
杨工程师把各处测得的数据记录下来，当场给调查组进行了解释，说从目前测得的数据来看，现在这里的射线比较弱，不足以对人体构成伤害。这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经过多年的衰变，其辐射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从目前测得的数据可以推测，小洋楼建造伊始其辐射相当大，确实是可以对人造成多种危害的。
调查组认为，这个检测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曾经入住小洋楼的一部分人出现不适症状，但是，这应该跟贾典珉之死没有关系。杨工程师说得很明白，目前小洋楼内的放射性物质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什么影响，即使住上几年，也不会致病，更不可能要人性命。所以，贾典珉的猝死应该是另有原因。至于是什么原因，那就只有指望法医来帮助寻找了。
10有13日傍晚，上海与南京的两名法医结伴赶到青岛。听取青岛方面的情况介绍后，顾不上用晚餐，立马开始了尸检。这二位法医，一姓宁，一姓桂，当时在上海、南京颇有名气。重新检验后，宁、桂二位法医推翻了之前青岛法医的结论，指出贾典珉死于心脏骤停—一就是说，10月8日晚上他睡得好好的，也许还在做梦的时候，心脏忽然就停止跳动了，于是死神降临了。那么，贾典珉的心脏为什么突然停止跳动呢？宁、桂二位对死者业已凝固的血液成分进行了化验，发现其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元素大量超标，导致了贾典珉的猝死。
二位法医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组成人类心脏的细胞分为两种，一类为自动节律细胞，一类为工作细胞。自动节律细胞可以自动地有节律地自我兴奋；并且可以传递给工作细胞，使工作细胞兴奋、收缩，最后导致心脏的搏动。而如果发生了上述所说的那种化学元素大量超标的情况，就会出现在心脏自动节律细胞外液中，从而破坏原有的电解质平衡，导致心脏停搏。法医告诉在场的青岛法医和公安局领导，这个发现并非表明他们本领高强，而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一种进口的化验剂，能够检测出这种化学元素在死者血液中的含量。
那么，这些导致心脏停搏的特殊元素是如何进入贾典珉体内的呢？法医认为，这种高浓度化学元素进入人体的途径只能是直接进入，通常是以注射的方式，在注射不便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口服方式。总之，死者生前肯定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下了毒药。法医估计这种毒药中另外还掺入了某种特殊药物，这种药物能够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使人体对疼痛、不适等刺激的反应明显变弱、变迟钝。因此，死亡时基本感受不到痛苦，死亡后人体姿势、脸部神情甚至脸色都保持原状，看上去就好似熟睡时一样。
调查组对法医的他杀结论极为重视，连夜上报市局。次日上午十时，市局作出决定，对贾典珉死亡事件立案侦查，原调查组改为专案侦查组，正副三位组长及顾问人选不变。午后，专案组进入驻地——小洋楼。首次案情分析会的议题是：贾典珉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人下毒的？
大家认为应从贾典珉10月2日离开部队开始查摸，将其踏上探亲之途后每天的活动情况一一列出，锁定有可能被人下毒的时间段进行重点调查。这方面的情况，在柏新仁和小黄的谈话笔录里是有记载的，只是缺少10月2日贾典珉和小黄离开部队驻地松江至10月5日抵达青岛这段时间的内容。小黄因为要配合专案组调查，探亲假顺延，还是住在小洋楼。于是指派侦查员小吴、小穆下楼去向其了解一下。这样，专案组很快就列出了一份贾典珉从10月2日离开部队至10月8日晚身亡期间的活动时间表——
10月2日上午八时许至10月5日晨七时二十分，贾典珉与小黄离开松江前往上海，在虹口公平路码头上轮船，部队替他们买的是四等舱船票，这段时间贾典珉和小黄始终在一起。两人未去餐厅，几顿吃的都是自带的部队伙房提供的馒头、卤蛋、咸菜疙瘩，喝的开水是船上提供的。
10月5日上午七时二十分至下午三时许，小黄与贾典珉暂时分别，去汪旅长处做客。贾典珉先被姑夫柏新仁接往家里，十一时至下午一时十分，在市北区“大富豪饭店”接受柏新仁的宴请。餐后，前往“谭家顺茶馆”喝茶，一个多小时后腹痛、呕吐，随即被送往市立医院，经检查诊断为“水土不服”，住院两天，至10月7日下午出院。
10月7日下午二时许，跟老首长告别后的小黄前往“东升纱厂”欲与贾典珉会合，方才得知贾典珉前天住院了，今天下午可以出院，于是就和柏新仁一起前往医院接贾典珉。之后，贾典珉、小黄入住小洋楼，晚上由柏新仁陪同前往“大德西菜社”吃的西餐，餐后回小洋楼下榻。
10月8日，贾典珉、小黄由纱厂庶务科长唐芝豪陪着驱车游览了青岛的几处景点，午餐是三人一起在崂山下的一家路边小饭馆吃的，晚上在柏新仁家里吃了饯行宴。饭后，贾、黄回小洋楼，两人闲谈至九时许各自回房歇息。10月9日凌晨三时至五时许，贾典珉在熟睡中身亡。
侦查员随即对贾典珉在青岛逗留期间除住院两天以外的时间内所接触到的所有人员进行了排查。汇总分析下来，没发现有人有下毒的嫌疑。这样，专案组的注意力就投向了贾典珉住院的那四十八个小时。
贾典珉入住的那家医院，是青岛市的一家著名医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是1916年强占青岛的日本人建造的新町医院，三年后，日本人又在新町医院旁边建造了普济医院。1921年，新町医院与普济医院合并为胶澳商埠普济医院；1931年1月，该院改称青岛市市立医院。
10月15日，张进、小吴、陆惕墨、小唐四位专案组成员前往该院调查。当时，这起命案已经全市皆知，不过是以“鬼楼”内容为主的小道传闻，具体案情坊间当然不可能知晓。因此，医院保卫科对于侦查员的登门调查有点儿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死者贾典珉生前曾经入住过市立医院。侦查员说明来意，要求提取贾典珉的医疗档案。根据档案的记录，随后传唤了10月5日下午三时接诊并主张让贾典珉住院治疗的内科医生沙公品。
沙公品二十五六岁样子，身材壮硕，乍一看似一赳赳武夫，简直无法把他和医生职业联系起来。据他回忆，那天身穿军装的贾典珉被人搀扶着前来门诊部看病时，脸色惨白，冷汗淋漓，手捂腹部，神情极为痛苦，根本无法回答医生的相关问题，由一个姓柏的先生代为说明情况。沙公品当年7月才从医科大学毕业，到市立医院不过两个半月，还是—个新医生。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实行医生执业证制度，人职了就算是医生了，就有资格为病人诊疗了，当然也包括完全的处方权。沙公品了解到贾典珉午餐是在“大富豪饭店”吃的海鲜，于是认为其症状是食物中毒，就按这个思路处置，立刻让去化验。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未检出病菌，排除食物中毒。
于是，沙公品就另外考虑致病原因了。询问了患者的籍贯、经历、平时饮食等情况后，认为可能是水土不服。如果患者是一般老百姓，沙医生也就开点儿药，打打止痛针就完事了，可贾典珉是回乡探亲的军官，要慎重对待。于是就说你这毛病恐怕不是立马就能治好的，还是在我院住下，观察一下再说吧。这时贾典珉的腹痛稍稍缓解，能够回答医生的话了，当下就说我听医生的，你说要住院就住吧。这样，贾典珉被市立医院收治了。沙公品是门诊医生，病人收治入院后就不归他管了，所以，他跟贾典珉的接触就到这里为止。
侦查员认为沙公品没有作案嫌疑。然后，就该找住院部负责给贾典珉治疗的主治医生朱传瑞了。朱传瑞四十岁，是青岛医科大学毕业生。朱医生的外形跟沙公品正好相反，瘦弱斯文，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镜。刑侦队队长张进一看对方这副模样，就从关心其身体健康开始谈话，问他身体怎样。对方答称一向很好，从无疾病。其实，朱传瑞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向调查人员隐瞒了他患有遗传高血压症的病史，从而发生了下文要说到的不幸。
张进言归正传，向朱传瑞了解贾典珉住院的情况。朱传瑞竟然已经记不起这个患者了，他解释说，进入10月份以来，住院的内科疾病患者剧增，他日班连夜班忙得不可开交，一般病人根本不可能给医生留下印象：侦查员于是就拿出了贾典珉的医疗档案，朱传瑞略略一翻之后，马上回忆起这个病人了，说那是一个军官吧，我看了化验单和门诊医生的诊断结论，是因为水土不服吃坏了肚子，住下调养调养就会恢复正常。不过，肯定是要吃些苦头了，不但海鲜、肉类不能吃，连干饭、面食什么的也不能吃，只能喝点儿米汤，让肠胃保养保养，至于能量补充，那就输液吧；当然，另外还得吃几样西药和维他命什么的。他是10月5日下午住进来的，到10月7日下午出院，住了两天。侦查员又问，贾典珉住院期间，与其相关的治疗和护理等活动中是否有过与医院规章制度不符的情况。朱传瑞说没有，医院在这方面一向抓得很严，怎么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呢！
侦查员把上述谈话做了一份笔录，就让朱传瑞回病区去忙碌了。张进这时想起医疗档案里没有朱传瑞开的处方，就问了陪同的保卫科长老程，老程说处方肯定有，不过按照规定得留在药房那里，他们要作为做账凭证。张进说先去拿过来吧，记录后再还给药房就是。
处方送来之后，几位侦查员一边核对，一边聊案情。张进提出了—个问题，如果死者生前确实是在医院住院过程中让人下了毒的话，那么案犯是通过什么途径下的毒？小吴等人说，这方面只有老程最有发言权了，还是请老程说说吧。老程说我听下来，看来也只有医务人员最方便了。因为医院对住院部管得很严，非探望时间一律不准任何人进入病区，更不用说进病房了。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内科医生只管检查、诊断、开处方，其他比如输液、注射、发药、送水送餐等等，都是护士的工作职责，所以说如果要做手脚的话，护士实施起来更方便。
张进从护理记录中查到了对贾典珉进行过护理的四个护士的姓名，问老程这四个护士的情况。老程说只有小刘我认识，她家住得离我家比较近，有时上下班遇到她会跟我打个招呼，至于她的具体情况，我就说不上来了。不过，可以让护理部把她们的档案送来。
护理部送来的四份档案虽然像模像样地装在牛皮纸档案袋里，甚至右上角还有—个红色方框，内印“机密’’两字，不过，那时还刚开始在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建立档案制度，所谓档案，也仅是一份履历表而已。这份表格是由小刘等四名护士自己填写的，然后医院人事科在上面写个意见，盖上公章就是了。侦查员查阅了四名护士的履历，没发现有什么历史问题，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关系也都是清白的。
这时，已是中午时分，侦查员于是去医院食堂用餐。那个时候没有“客饭”之说，别说公安局的警察了，就是市立医院的顶头上司青岛市卫生局官员去办公差，到点了也只有自己掏钱购买饭菜票去食堂排队用餐，回去后再去财务室领出差补贴。张进等人用餐后，在食堂旁边的小花园里围着一张石桌坐下，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是分别找小刘等四名护士谈话了解情况呢，还是先对她们进行外围调查。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意见，华东军区保卫部干事陆惕墨忽然轻呼一声：“咦——”
先前讨论时，陆惕墨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后就打开贾典珉的病史及医院治疗档案，并不是想从中发现“新大陆”，就是纯属瞎翻翻，因为档案袋是他拿着的。不想，这一翻竟然有所发现！发现了什么呢？10月5日晚上值班的是一个名叫赵婵娟的护士，按照规定，她把对贾典珉的护理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哪个时段做了些什么都清清楚楚。可是，陆惕墨发现这份值班记录的笔迹竟然是不同的。这说明，那天晚上有两个人进行了对贾典珉的护理工作。一个是赵婵娟，另一个是谁呢？这不是违反医院的规定吗？更使陆惕墨感兴趣的是，另一个笔迹记录的恰恰是对贾典珉进行输液的内容！
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众人也不再商量了，先找那个叫赵婵娟的护士调查吧！请老程一打听，赵护士昨晚上夜班，今天回家休息了。张进说这事儿一刻也不能拖，别说回家休息了，就是去外地了也得把她找到。于是就从赵婵娟的档案里找到了她的家庭住址，立刻前往拜访。
赵婵娟已经结婚，家住胶州路富民坊，距市立医院不远，步行十多分钟就到了。这个二十六岁的女护士长得漂亮，让人一眼看着就觉得入护理行业实在是委屈她了，应该去当电影演员的。她对于侦查员的来访感到有些突兀。
张进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只是生怕吓着了对方，没提她一周前曾经护理过的那个军人患者已经被害的事。赵婵娟说：“有这事儿，那天我有事离开了一会儿岗位，是当班医生帮着代的班嘛。”
“当班医生？那是谁呀？”
赵婵娟说：“那天的当班医生是朱医生——朱传瑞。”
侦查员闻之—个激灵，先前调查时朱传瑞怎么没说到这个情节呢？于是就让赵婵娟把具体情况详细说一说。
赵婵娟的丈夫是火车司机，经常在铁路上跑车。去年，她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夫妇上班不在家时，孩子由婆婆带。最近，婆婆骨折，去女儿家休养，而十四个月大的儿子这当儿却生起病来了。10月4日，儿子高烧不退，丈夫跑车在外，赵婵娟把儿子送到自己供职的市立医院，医生说患了肺炎，得住院。这么小的孩子住院，赵婵娟虽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10月5日轮到她上夜班，她思念幼子心切，想溜出去到儿科病区看看。她六年前从护士学校毕业进市立医院工作时就在儿科病医，一直干了四年才调到内科病区，那里相当于她的“娘家”，不管何时都能进去。但有一个问题很难解决，医院有严格规定，护士上班时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对于赵婵娟来说，这个问题的难度简直大得没边。这天值班的朱传瑞是全院屈指可数的几位不通人情的医生之一，在他手里，无论事大事小，于公于私，从来没有通融的余地，即使是院长周亚伯抑或市卫生局领导有什么事儿跟他商量，他开口闭口也是“规定”、“制度”，不合制度规定的，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立马转身离开。而正上夜班的赵婵娟此刻如果想离开一下，只要出病区，就得经朱传瑞批准，否则，“吃不了兜着走”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以市立医院自建院以来一直保持着的严格制度，如若违反规定，再加上可以想见的朱传瑞的强烈反应，医院没准儿把她开除了也难说。因此，赵婵娟不敢跟朱传瑞开口。
不料，这天太阳竟从西边出来了。晚上七点，赵婵娟给患者贾典珉挂上—瓶五百毫升的葡萄糖生理盐水输液，通常输完这样一瓶药液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八点钟，赵婵娟去病房巡视，在走廊里遇到朱传瑞，朱传瑞竟主动关心起赵婵娟儿子的病情，说小赵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儿科病房看看。赵婵娟闻听此语，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激动了片刻方才回过神来，说：“这行吗？要不，我就往儿科病区打个电话询问一下？”
朱传瑞说：“没关系，你过去吧，这里现在就一个病人在输液，我替你处理就是。”
就这样，赵婵娟去了儿科病区。其实，儿子在病房里待得挺好的，那里的护士一是出于责任，二是由于赵婵娟的关系，三是这孩子非常可爱，医生、护士对他都很关心。赵婵娟过去时，孩子正在熟睡，她也没敢打扰，看了看，又跟值班医生和护士说了—会儿话，就返回内科病区了。她回来时，朱传瑞告知那个病人的输液已经结束，他处理了，连护理记录也已经写好。赵婵娟自然心存感激，对朱医生谢了又谢。
侦查员听了赵婵娟的陈述，互相交换眼色，意思尽在不言中：这是一个明显的非正常情节，朱传瑞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呢？
陆惕墨问：“贾典珉当时住的那间病房，是否还有其他病人？”
赵婵娟说：“那是一个三人病房，我记得当时还有另外两个病人，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你们去医院问一下就清楚了。”
侦查员向医院方面了解下来，10月5日晚上的确有两名病人与贾典珉同住一间病房，目前都已出院，于是就抄下了他们的住址。次日，侦查员分两路调查，证实了10月5日晚上朱传瑞医生确实去该病房处理过贾典珉的输液。至于具体做了什么动作，他们没有留意。
这是一个可疑之举，专案组于是决定再次传唤朱传瑞。
四、嫌疑人当场昏迷
10月16日下午三时，以张进为首的四名侦查员前往市立医院保卫科，请科长老程往内科病区打电话，把正在上班的朱传瑞叫过来接受调查。其实，当时市立医院内除了保卫科之外，还没有人知道在全市已经传播开来的“鬼楼”事件的死者就是曾在该院住院治疗的那个军官，朱传瑞自然也不清楚。他对于公安人员连续两次找其了解10月5日值夜班之事既不解，更不耐烦。这种不耐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旧意识。旧时的西医乃是一门高档职业，只有有钱的家庭才有资本将自己的子弟送进医科大学。医科大学的毕业证书并不是花钱买的，在交纳了昂贵的学费之后，还得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方能获得。如此苦读加上投资，正式成为一名西医之后要想不牛也难。而再用旧观念去看旧警察队伍，其整体素质即使不说腐败成风，但这班兄弟平日里的做派也是十分让人瞧不起的。所以，西医和警察这两个行当，在旧时人们眼里属于一高一低。当时新中国成立虽然已经两年有余，可是在从旧社会过来的西医朱传瑞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还在，他依然是看不起警察的。
因为看不起警察，所以他就很牛，不再像前天那样配合侦查员的工作，至少还肯回答问题。现在呢，干脆是只听不张口，还时不时对着侦查员瞪眼。对于侦查员来说，内心已经有些锁定这主儿是犯罪嫌疑人的意思，此刻你不说话，就是心虚的表现，于是态度就强硬起来，比如说话声音响了些，偶尔还有人拍拍桌子什么的。侦查员态度的改变，使朱传瑞的态度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开口是开口了，但不是就范，而是对抗。张进一看这样下去不是事儿，于是就说：“朱医生，看来这里不适宜我们跟你进行谈话交流，那就换个地方吧，你跟我们走！”
朱传瑞一怔：“跟你们走？去哪里？”
“去分局吧，市局也可以。”
朱传瑞大怒，一跃而起：“你们要抓人？你们凭什么抓我？嗯？！”
张进见他气急败坏，于是缓和了语气：“当然，不去局里谈也可以，不过你得配合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就说没有，像刚才那样老是不吭声就不行嘛。朱医生你考虑一下吧。”
朱传瑞想了想说：“那就在这里谈吧。”说到这里，他忽然眉头一皱，“哎哟！我的头怎么这么痛啊？可能是血压升高了！”
张进关心道：“那就赶紧吃药吧。”
朱传瑞说他的降压药在住院部内科医生办公室他的写字台抽斗里，张进就请老程派人去取一下。话音未落，又多生了一份心思，寻思对方是医生，如果真是他作的案，别另外准备了用于自杀的药物什么的，取来吞下去，当着我们的面自我了断了，那可麻烦大了！于是改变主意道：“老程，你给药房打个电话，让那里给他拿降压药过来，处方回头补上就是。”
老程问：“朱医生，你平时吃什么降压药？剂量多少？”
朱传瑞说：“施必降，一天三次，每次一片。”
老程于是就给医院西药房打电话准备一片施必降，让保卫科内勤小曾姑娘去拿。小曾快去快回，拿了药就回来了。朱传瑞服药后，头痛症状却不见减轻，甚至像是加重了些。侦查员初时还以为他是故意伪装，但仔细看看他的神色，似乎不像。张进问：“朱医生，是不是需要叫人来给你量一下血压？”
朱传瑞摇摇手。侦查员小吴就给他面前的茶杯里加了开水，说：“那就先喝点儿水吧。”
朱传瑞说了声“谢谢”，端起茶杯正要喝，手忽然一抖，杯子落地，身子一歪，双手捧住脑袋轻声呻吟。
张进连忙问：“你怎么啦？”
朱传瑞想说话，但已经说不出来了，接着身子一歪，倒在沙发扶手上昏迷过去了。张进马上让老程给急诊室打电话。片刻，急诊室派来的医生、护士各两名急急赶到，他们在给朱传瑞做检查时，急诊室主任带着护士长，杂役推着氧气瓶、扛着担架也赶来了。当场诊断的结果是：急性脑溢血！
侦查员听着一愣，说前天我们找他谈话时问过他健康状况，他说什么毛病也没有啊。急诊室主任是朱传瑞医科大学的同班同学，当下就说，朱医生有高血压家族遗传史，中学时血压就已经不正常了，工作后不久就被正式诊断为高血压，长期服药呢。
医院当即对朱传瑞紧急救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开了“绿色通道”，一路绿灯，立马送进了手术室。几位全院医术最好的专家组成了一个手术组。专案组领导钱运闻、李朝诚接到张进的电话，立马赶到医院，和院长周亚伯一起待在手术室外等待结果。朱传瑞的情况的确非常危险，说已经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一点儿也不夸张，好在抢救及时，医生医术高超，用的药物也好，手术后总算保住了一条命。但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那就很难说了，变成植物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参与治疗的那几位专家说，最起码三个月内根本不可能恢复正常的神志思维，开口说话那更是别想了。这样，专案组好不容易查摸到的一条可能有价值的线索就暂时断掉了。
10月17日上午，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展开了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之前对朱传瑞一反常态主动提出代替赵婵娟值班这一举动产生怀疑，进而对其进行调查的决定应该是没错的，现在朱传瑞发生了意外，导致对他的直接调查无法进行下去，那么可以采取迂回的方式，对朱传瑞本人的历史、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和其在医院的表现予以调查。当天下午，专案组全体出动，启动了对朱传瑞的全方位调查。
朱传瑞的档案显示，他早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三青团”，还是中学的团部委员之一；上青岛医科大学时，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大二时出面发起组织了“风花雪月读书会”——该会被当时的中共青岛地下党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外围特务组织。大学毕业后，朱传瑞进入市立医院工作，在其自己填写的履历中写着：“脱离国民党，从此再未跟国民党分子有过接触。”
根据新中国成立伊始各地军管会的规定，朱传瑞应当去军管会登记自己那段跟国民党有联系的历史。军管会公安处(与公安局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会把登记材料建立一份单独的档案，之后，凡是在处理其他案子时涉及此人的，就会把相关材料誊抄一份放人其档案袋，以便以后需要时查阅。因此，市公安局应该有一份朱传瑞的档案。专案组特地去市局档案室调取了这份档案，未发现朱传瑞有其他异常情况。
朱传瑞的社会关系原本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的老爸曾经出钱捐过清朝的五品官，后来人补为正式官员，在广东那边做过知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朱老爷子是自己掏钱买的官帽，自然要考虑收回投资并且稳赚一票。据说朱老爷子卸任回乡时，贵重细软装了十七八车，外加五房太太。五房太太都有生育，所以朱传瑞的兄弟姐妹特多。不过，和旧时同类大家庭一样，待到老爷子伸腿走人，就树倒猢狲散了，大家夺得若干财产后各奔东西，大多老死不相往来。所以，此刻侦查员能够调查的也不过是与其还保持着来往的三个同胞兄妹。据他们说，朱传瑞在大学毕业后确实不再涉足政治，一心做他的内科医生，这与其曾经被国民党特务揍了一顿是有关系的。
朱传瑞挨揍是为了一个名叫陶锦兰的女性。陶锦兰是市立医院的护士，苏州人氏，长相俊美，说话声音甜糯。朱传瑞在毕业前来市立医院实习期间，跟陶恋上了。这使旁人感到吃惊不小。因为以两人的相貌，陶锦兰肯定是看不上朱传瑞的，而后者这时也早已没了昔日的富贵荣华，不过比一般人家好一些，属于中等偏上。陶也并非平民家庭出身，她的老爸是米行老板，她是独生女。而且，陶锦兰在认识朱传瑞之前是有对象的。对象名叫谭相，与朱传瑞同岁，也是青岛医科大学毕业生，不过他读的是药学专科，所以学了一年就来市立医院工作了。陶锦兰跟朱传瑞接触两三个月后，就毅然决定与谭相分手转而投入朱传瑞的怀抱。
陶锦兰的决定，谭相坦然接受了。他说他和朱传瑞既是同学又是挚友，还一起创建了“风花雪月读书会”，现在既然陶锦兰愿意跟朱传瑞好，那就认命吧。可是，谭相的哥哥谭镇却恼火了。谭镇是国民党“中统”青岛站的一个什么组长，在当时乃是一个惹不起的人物。朱传瑞于是收到了一封信笺上印着“中统”字样的警告信，让其立刻停止与陶锦兰的交往，否则要他好看。朱传瑞其时既是国民党员，又是“风花雪月读书会”的组织者，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打得火热，自我感觉甚好，哪里把这封信放在眼里？根本不答理。于是，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他在和陶锦兰看了场电影把陶送回家后自己步行回家的途中，被人打了个鼻青脸肿，还断了两根肋骨。
朱传瑞咽不下这口气，立刻向警察局报案，又向市党部告状，出示警告信，指明此次遇袭显系谭镇指使，要求组织为其做主。警察局、市党部初时都说得好好的，说一定立刻立案侦缉，抓获凶手，绳之以法。可是，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朱传瑞反复催促，最后市党部方面反倒劝他息事宁人忍下这口气算了。朱传瑞这才觉得国民党这个组织是靠不住的，好在陶锦兰倒是忠于爱情，在朱传瑞伤好后立刻举行订婚仪式，当年年底正式结婚。朱传瑞从此就不再涉足政治。谭相对于其兄策划、指使的袭击行动不以为然，朱传瑞住院治疗时，他数次前往探望；朱传瑞和陶锦兰的订婚、结婚仪式，他都应邀参加了。两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整个市立医院都知道谭相是不善交往的朱传瑞最好的哥们儿。
当天晚上，专案组在汇总各路调查情况时，侦查员胡敬奎、小穆汇报了上述内容，当时还没有人将当年的这一事件跟朱传瑞眼前的遭遇联系起来。新的线索，是在次日上午发现的。
10月18日上午九时许，专案组十一名成员悉数来到市立医院，除钱运闻、李朝诚之外，其余九名侦查员分头前往预先拟定的科室调查摸排。钱运闻、李朝诚二位也没闲着，待在保卫科跟科长老程貌似闲聊地了解情况。正聊着的时候，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钱运闻一眼就认出这是前天参加救治朱传瑞的内科老专家郝医生，脑子里电光石火地闪过一个念头：他有情况要反映！
果然，郝医生说出了连日萦绕于其心头挥之不去的想法——朱传瑞的高血压症已经持续多年了，朱本人虽然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内科医生，可是出于对他这个留英专家的信任，一向是来找他诊断和开药的。郝医生相信自己对于朱传瑞的诊疗是没有问题的，他查阅了朱传瑞的病历记录，发现每年的这个季节，是朱血压最低的时候，相应的用药量也会减少，一直要到11月中下旬入冬以后血压才会渐渐升高。即使那天朱传瑞在跟侦查员谈话时情绪激动了些，血压也不至于升高到脑血管迸裂的程度。因此，郝医生怀疑其中可能另有原因，比如据说之前朱传瑞曾服过降压药，不知那药是否有问题。如果不巧正好吞了片升压药，那可是会送掉性命的！
郝医生这么一说，钱、李马上想起那个药剂师谭相。这人历史上跟朱传瑞一样参加了国民党，办过“风花雪月读书会”，两人关系又那么好，如果朱传瑞是命案涉案者的话，谭相会不会是同谋？见朱传瑞受到了怀疑正接受调查，担心撑不住牵出同党，于是就利用发药的机会把朱传瑞给打发了？
送走郝医生后，钱运闻和李朝诚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刻调查此事。从老程那里得知，那天奉派前往医院西药房给朱传瑞取降压药的是保卫科内勤小曾姑娘，于是就把小曾召来，问她前天去药房替朱传瑞取药是怎么个过程。
小曾原是化验员，其老爸是中共地下党员，青岛解放前夕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了，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小曾于是就作为可靠分子调到保卫科做了一名内勤。这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性格开朗活泼，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因此全医院上下都很喜欢她，人际关系没的说。她把前天去药房取药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一
药房属于医院重地，门口通常都挂着一块牌子，上书：药房重地，非请莫入。小曾在医院干了四年了，自然知晓规矩，因此即使处于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也没破坏这个规矩，而是站在取药窗口排队取药的病人后面，对着里面喊了一声：“我是保卫科小曾，你们里面谁落空的，出来一下，有事儿要说！”
说完，她就直奔药房门口。门开了，出来的是药剂师谭相，小曾说要取一片施必降。谭相说降压药不是随便可以拿的，得凭医生处方，你这是拿给谁吃的？小曾于是就说了朱传瑞在保卫科接受公安人员调查时血压升高之事。谭相听了显得非常紧张，连脸上的肌肉都瑟瑟发抖，对小曾说了句“你稍等”就返身退回药房。片刻工夫，谭相就把药拿给她了，于是她就赶紧往回跑，只想赶快帮朱医生控制住血压。
钱运闻就请老程立刻查一查西药房的降压药和升压药的库存。西药房的人得回避，因此需要请几个医生帮忙，钱运闻说干脆就请刚才那个郝医生负责吧。老程立刻照办，当然先得报告院长，周院长立马批准了，并且亲自赶到西药房去督阵。查下来的结果是：施必降的库存数加上处方数的数量与账目上的总数相符，就是说，前天小曾给朱传瑞拿的那片药并非施必降。再查升压药，按说应该是少了一片，可是查下来却一片也不少！
难道当时小曾从谭相手里取得的那片药既不是施必降，也不是其他升压药，而是另一种什么药片？钱运闻、李朝诚两人问郝医生：“您估计还有什么药能够立马使朱传瑞脑溢血发作？”
郝医生说：“能够使朱传瑞中风的.只有升高血压的药。现在升压药没见少，可能是发药的人做了手脚，把按照处方发给病人的升压药偷偷拿了一片交给小曾姑娘了。”
—语提醒了钱、李两人，于是，请郝医生查前天有升压药的处方，同时直接找谭相谈话，问他那天交给小曾的是什么药。谭相说的情况使钱运闻、李朝诚吃了一惊。那天虽是他接待的小曾，但那片药却不是他取的，而是另一个药剂师小康取的。为什么不是他取的呢？谭相解释说，朱传瑞既是他的同学，又是铁哥们儿，冷不防听说朱传瑞被公安找来谈话导致犯了血压高，他就像被人往头上砸了一锤似的一下子懵了，如果他也患有高血压症的话，只怕当时也得立马吞药了。所以，他就只好让别人给小曾拿药了，因为小康的位置离门口最近，就随口叫她取药了。至于药名，他记得自己说得清清楚楚，确实是施必降。
于是就把小康找来谈话。小康的说法跟谭相倒是一致，施必降确实是她拿的。问她是从哪里拿的，怎么这施必降查下来的总数一片也没少呢？小康经这一问，神色变得紧张起来，皱眉道：“哎哟！我忘记啦——糟糕！”
原来，小康是个既大大咧咧又胆小如鼠的姑娘，平时没心没肺，一有事儿就恨不得天塌了似的立马钻到桌底下去。昨天，她轮到的活儿是核对发给病人的药，就是由其他药剂师根据处方把药一一取来后，集中到她那里，由其核对是否有误。她核对好后，把处方和药送到每个收取处方的窗口，由别人把药发给病人。昨天谭相让她取一片施必降时，小康正好遇到了两个“正好”：前面已经核对过的那批药里，有一张处方上正好开有二十一片施必降；几乎是谭相吩咐她取药的同时，正好有人喊“小康接电话”。最近小康正谈恋爱，前天和男朋友见面时说过今晚去看电影的，不过由于是新进口的苏联片，青岛还是第一轮放映，电影票不一定搞得到，男朋友让听他的消息。小康为此已经等候了一个上午半个下午了，这会儿的电话是不是男朋友打来的呢？她恨不得马上知道。于是，就从已经核对过的药里取了一片施必降先拿给谭相，寻思接听电话后再补上也不迟。接下来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男朋友已经把电影票搞到，她非常开心，回来时就把要补进二J片药的事儿给忘了。
小康所说的“糟糕”就是这个意思：少发给病人药，和多发药、发错药是一样的，属于药剂师的失误，是要受批评的。
但是，这番陈述仍然未能解决侦查员的困惑。郝医生说得很清楚，导致朱传瑞中风的原因只能是升压药。可是，小康说她拿给谭相的是施必降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还得请郝医生来解答。郝医生说可能是小康慌忙之中把升压药当施必降拿了一片给谭相。这种情况，通过查处方是能查出来的。有一种叫“格莱特”的升压药，外形、大小、颜色跟施必降一模一样，如果放在一起，根本就没法分辨。
于是，立马查阅处方。这回查起来快捷多了，就找有格莱特的。很快就查到前天下午那个时段有一个患者前往西药房取格莱特片剂，一共开了二十一片，一日三次，一周的量。如果郝医生的判断准确无误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取回家的药片应该只有二十片。要确认这一点，就必须迅速找到这个患者。
患者的病历卡是交由医院保存的，挂号处在每天上下午门诊结束时前往各科室收取，拿回挂号处后按病历卡的编号分门别类放在大立柜的一个个格子内。患者复诊时只要报出自己的病历卡编号，就可以拿到了。如果患者忘记了编号也没关系，报出姓名，挂号处的工作人员会从登记本上按照四角号码翻查到编号。现在，就是通过那张处方上的姓名从挂号处登记本上查到了患者的住址，侦查员和医院派出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去，顺利找到了患者本人。一查他从医院取来的格莱特药片，果然少了一片，不过他自己还没发觉。
这样，药剂师谭相的嫌疑被排除了，而线索也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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