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名的第一代農民工巨曉林。從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黨代表，再到兼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作為技術型農民工的代表，巨曉林的光環耀眼。（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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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轉轉四十年，第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超過50歲，即將迎來退休的高潮。
身無一技之長，或是找不到資源，成為第一代農民工難以突破固有階層的根本原因。
養老保險交不夠15年，讓第一代農民工陷入“進退兩難”，退休生活往往很難得到保障。
張全收是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後第二年去的深圳。在他老家河南駐馬店上蔡縣，深圳是農民最主要的打工目的地。
“深圳打工一個月掙一兩百塊，一年能存兩三千塊；老家只能種地，一分錢撈不到。”這是上蔡農民工對“改革開放”最初的印象。
“種地撈不著錢”，陝西的巨曉林也深有體會。陝西種小麥多，經濟作物少。剛分地時，當地農民聽說蔬果價錢好，爭相種起了蘋果。
不曾想，蘋果氾濫滯銷，1989那年，巨曉林一畝半的蘋果一毛線一斤都賣不出去。加上當時國家為了鼓勵農民種糧食作物，對經濟作物加收農林特產稅。他忍痛把蘋果樹都砍了。
張全收東拼西湊借了兩百塊錢，路費花了179元，大巴火車倒了好幾回，輾轉來到深圳。巨曉林也進了城，他比較幸運，成了中鐵電氣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的農民工。
兜兜轉轉四十年，如今，第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超過50歲，即將迎來退休的高潮，以不同的方式退出歷史的舞臺。或體面，或落寞。
廣西農民工李會成現在成了“名正言順的廣州人”。六年前，李會成成為廣州首個積分入戶的農民工，為了這一張戶口頁，他拼了19年。
但大多數同時代的農民工，並沒有那麼幸運。從重慶農村來到廣州打工的敏姐，幹了十餘年，“留不下來，也回不去了”。廣州有她的工作和朋友，但沒有退休後的保障；農村的地也荒了，人也不認識了……重慶“棒棒”老甘，今年回到了農村，種地養禽。每月再拿幾十元特困低保。而二十年前，他當“棒棒”，一天就能賺200塊。
最有名的第一代農民工或許是巨曉林。從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黨代表，再到兼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作為技術型農民工的代表，巨曉林的光環耀眼。
四十年過去，“代表”當得越多，看到的問題也越多。“全國總工會年年調研，但現在仍然有很多企業沒給農民工交養老保險。”巨曉林說，“而我們國家有這一強制規定已經過了十年。”
1 第一代農民工
重慶的自力巷，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未來公寓”。拆遷那天，不知埋下了多少根拳頭粗的楠木棒。這裡曾密佈著破舊的木屋，是“棒棒”們在山城最後的聚居地。
“重慶‘棒棒’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於重慶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山城區域特徵的農民流動務工形式……”長期研究“棒棒軍”的學者秦潔，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如此定義。
在老甘眼裡，城市也需要他們。改革開放後，當時的山城需要修路建樓，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市場需求，讓“棒棒”這種肩挑背扛的苦力職業應運而生。數據顯示，出生於1980年之前的進城務工人員約有30%集中於建築業。
農民工並不好當。這座城市裡的髒活苦活，基本都成為沒有技術、肯吃苦的農民工的選擇。
環衛工人，是李會成來到廣州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沒想過換，畢竟沒什麼一技之長。”大型垃圾車密密麻麻地在荔灣區環衛隊廣場上橫著，李會成帶著記者穿行在每次只能通過一人的車縫隙間。整個廣場充斥著大型器械處理垃圾的噪音。在這轟隆的聲響與難忍的氣味中，李會成已工作了二十餘年。
更多的時候，農民工意味著從事更高危險性的活。“車在跑，人也在幹活。”巨曉林說，當時鐵路維修工作很危險，“內招”讓單位覺得“容易指揮、好管理”。
“大家一聽‘改革開放’就蜂擁到沿海城市，但現實是起步階段工廠少工人多。”張全收搖頭苦笑，那時“農民工勞動力很廉價還沒人要”，剛到深圳那會，他只能打著零工，鹽水煮麵疙瘩，硬挺著過日子。
一些農民工找不到工作，也掙不了回家的路費，睡在馬路牙子上。警察一查，要看身份證和當地暫住證。辦一張暫住證，交三百塊錢。這對當時的農民工而言，已是一年的收入。
一米八二的張全收，當時只有108斤，又瘦又黑。那時，他們每天工作15個小時以上，甚至兩三天不休息。“有人做著做著就鑽到桌子下面了（累倒）。”張全收說。
2 農民工中的幸運兒
“有點文化”的農民工，則比較幸運。
敏姐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玩具廠。她領的第一份工資是170塊錢。那個月，弟弟考上了重鋼技校，她花了兩百塊買了件牛仔衣寄回了重慶。
當時她在加工部幹了幾個月後，一天，生產管理部的領導到加工部問：“誰寫字寫得好，誰是高中生？”
班長推薦了敏姐。領導問敏姐會不會寫26個英文字母，敏姐鼓足一口氣寫了出來。就這樣，敏姐調到了生產管理部。工作比加工部輕鬆，負責的是成品出貨，將品名數量抄寫在本子上，出貨地包括新加坡、日本等。
對於文化，巨曉林的感受要更深一點。打從進入中鐵電氣化局工作，巨曉林就感受到了“必須要學技術”。一天，隊長派巨曉林去材料部領線夾。去了材料部，巨曉林懵了。線夾有好幾種型號，要領哪種？
以前，巨曉林總聽人說“鐵路的活兒，有力氣就行”。但真正幹下來，巨曉林覺得有力氣都“使不上勁兒”。每種材料都得叫得上專業名稱，知道用途。巨曉林有隨手記筆記的習慣，一個名詞師傅叫上一遍，他就拿小本本記下來。
除了基礎知識要學，還要“刨根問底”。哪一條鐵路能去，哪邊不能去，離電壓多遠才安全，杆子上是不是有電，弄懂弄通才能正常作業。
如此堅持鑽研了三十餘年，巨曉林研發和革新工藝工法98項，創造經濟效益九百多萬元；由他主編的《接觸網施工經驗和方法》，成為鐵路一線接觸網工的教科書。
“你的技術進步了，思想也要提高。”2006年，中鐵電氣化局時任黨支部書記王建華找巨曉林談話，有意發展巨曉林成為黨員。兩年的學習與考察後，2008年，巨曉林正式入黨。
也是這一年，張全收當選全國人大代表。
為了規範地幫助農民工解決就業問題，張全收2002年成立了一家人力資源公司。2007年金融危機，2008年開春後，3500名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全跑來找張全收想辦法。張全收給農民工免費提供食宿，每天每人支付工資40元，兩個月花費了八百多萬元。
張全收被冠以“農民工司令”的稱號，就此有了政治身份。他說自己需要“人大代表”的身份，能為農民工這個群體“奔走疾呼”。
巨曉林則是從北京市人大代表開始當起的。2009年，北京市總工會組織演講，希望能在企業找一個農民工代表。當時北京市企業裡“有文化能說話”的農民工很少，中鐵電氣化局和總工會關係近，於是推薦了巨曉林。那次，巨曉林演講的主題正是“農民工也要學技術”。
“豐臺火車站改造是個難題，推舉我當人大代表，組織當時表示想讓我多提一提改造問題。”巨曉林說。不過到現在，這個難題仍未得到解決。
3 城市落戶依然困難
對於這些想留在城市裡的農民工而言，李會成無疑趕上了政策的紅利。
2010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出臺《關於開展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的指導意見》，引導和鼓勵農民工通過積分制入戶城鎮、融入城鎮。據《羊城晚報》報道，截至2012年7月底，廣東全省已有33.8萬名異地務工人員通過積分入戶落戶城鎮。
從2011年1月到3月，李會成一直在“跑材料”，在老家廣西蒙山和廣州之間往返了三次。申請落戶的所有手續都要本人親自辦理。最終，“優秀城市美容師”等獲獎經歷，幫助他在“榮譽”一項拿到180分。2011年7月31日，廣州積分入戶名單公佈，李會成以318分的最高分成為廣州積分入戶第一人。
自此，李會成的醫保、養老等待遇與廣州人一樣，“再不用擔心自己是農民工”。2012年春節前，李會成從廣州市石圍塘街派出所拿到了戶口本，成為一名真正的“廣州人”，春節時，全家都喝了酒隆重慶祝了這件事。
李會成入戶，最直接的好處是妻子也跟著落戶。之前妻子買的是外來工養老保險，金額低，現在改成了廣州市靈活就業人員養老保險。李會成自己的社保待遇變化也很大，“過去門診就醫不報銷。現在跟廣州市民一樣，全額報銷。”
同一年，廣東實施《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和融入城鎮的意見》，積分入戶適用對象範圍由“在粵務工的農業戶籍勞動力”擴大至所有在粵務工城鄉勞動者，由原先僅用於積分入戶擴大至享受城鎮公共服務，並鼓勵在申請入戶地長期穩定就業、技能型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
但得到“技能型異地務工人員”的認證，並非易事。強哥正為此苦惱。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自己雖然疏通下水道的活兒也幹了二十年，但始終不在一家正式的“大單位”，也不知從何能得到相關的技能認證。
身無一技之長，或是找不到資源，成為第一代農民工難以突破固有階層的根本原因。他們用了幾十年在城市裡尋求一種身份認同。
4 進退兩難
從北京市人大代表到十八大、十九大黨代表，再到兼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巨曉林的“代表”當得越多，看到的問題也越多。
“全國總工會年年調研，但現在仍然有很多企業沒給農民工交養老保險。”巨曉林說，“而我們國家有這一強制規定已經過了十年。”
2017年，巨曉林回鄉調研。向鄉里外出務工的40人挨個核實是否繳納養老保險，結果發現只有兩人繳納。不僅是第一代農民工，甚至有第二代農民工，現在依然不知養老保險的作用。
哪怕是巨曉林所在的中鐵電氣化局，農民工的保險也是分三類人群繳納，保障程度也不一樣。C類短期農民工流動性最大，只交三險，不交養老保險。這批人自己對養老保險並不關心，企業又擔心沒交幾個月人就不幹了，白交了。
B類中期農民工大多要求繳納養老保險，作為長期合同工，他們幹活技術有保障，企業也更願意讓他們留下。A類則是農民工成了正式職工，五險一金才會繳齊全。
養老保險交不夠15年，讓第一代農民工陷入“進退兩難”，退休生活往往很難得到保障。
“我這個年紀的話在那裡（老家）不好找工作。因為社保問題，想回重慶又不想回重慶。”敏姐想等社保交夠十年，所以還耗在廣州。三年前，重慶老家修建房子，丈夫回去了。現在在重慶老家附近的廠區做生產工，工資四千多，有獎金可能有六七千。
敏姐聽說，只要交夠十年社保就能在廣州退休。現在已經交了八年半。回到農村，只有“新農合養老保險”，保障低，每月僅發40元。
敏姐已經完全適應了廣州的生活。1989年剛來時，敏姐帶了滿滿一大罐油辣椒，吃什麼菜都要加一些。現在，她不怎麼嗜辣了。晚上不加班，敏姐就到公園散步。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週末休息，朋友們會叫她一起到農莊去玩，吃農家鴨。
“老家除了鄰居好像都沒有什麼朋友了，反倒陌生了。”敏姐說。
不過，更多的第一代農民工還是選擇了回到農村。雖然他們依然喜歡把孩子們送進城市。“有出息的唸書，沒出息的打工”。他們還會將成為“城裡人”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李會成在為自己爭取落戶之前，就拿出多年積蓄在廣州買了套小戶型。這套房子的落戶指標優先給了大兒子。李會成的同事“廖哥”已經不盼著自己拿戶口了，因為他的兒子在東莞打工落了戶，也是“城裡人”，“沒什麼愁的”。
第二代農民工在就業選擇上明顯比第一代農民工多了許多。李會成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生，不再從事體力活，都是“坐辦公室的”。和老甘同住在自力巷的老杭，堅持當“棒棒”直到自力巷被拆，就是為了能給兒子兒媳在永川縣城買的房子還貸。但老杭的兒子兒媳已經不那麼嚮往到重慶打工，在永川縣城工作，賺得差不多，離家近。
最近，老杭和兒子兒媳大吵了一架。兒子兒媳貸款買了輛車，但老杭說什麼也接受不了除了房子外再貸款消費。儘管兒子承諾自己還貸，老杭還是念叨著“這個家不能再揹債”，硬是磨著兒子把新車退了。這是兩代農民工消費觀念的拉扯與碰撞。
不過，巨曉林的家鄉也再沒有人種大片的蘋果樹，耕地一停手幾年，荒草長得和人同高。巨曉林如今回到家鄉，看到的是和城市一樣硬化的柏油馬路，第二代農民工又踏上了這條外出的路。
2018年，已經是張全收當人大代表的第十年了。今年兩會，人大提前和張全收打招呼，邀請他上“代表通道”談一談“鄉村振興”。
農村現在有什麼變化？怎麼看待鄉村振興？
“上通道”的前一晚，張全收對著這兩個預備好的問題，在紙上寫寫畫畫，思考良久。
“鄉村振興肯定需要人才，需要頂層設計和政府支持。“張全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改革開放那麼多年，國家擴大內需，拉動外需。但在農村，農產品價格倒掛、農民工養老難……張全收每年兩會都會帶至少三個提案上會。每次張全收提了建議，有關部門就會給他回電話：“您提的問題，我們已經在關注，在重視，會積極想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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