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提及的“黄宗羲定律”是什么?


这次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二十周年,尺度较大,大家好像聚集在一起轮流出主意,也像是吐槽,还好像针对与会的某些代表似的。看来,话风会有变化呀。

其中,吴晓灵提到, 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这个定律就开始出名了,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快陷进去了?

根据百度百科的信息,“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当时黄宗羲提出一个观点:”积累莫返之害”。意思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环境的局限性,人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时下民企呼吁减税,而一系列严管严检严征落地之后,有些人叫喊说:我再都不喊减税了,还是维持之前的现状吧。

相信现在忧国忧民的人很多,出言献策的人很多,在当下的改革关键时期,能有更更加气魄宏伟的深化改革和开放,最终百姓信心满满,迈向更加光明的又一个40年。


财经作家邱恒明


9月1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表示,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一代大家,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
除此之外,黄宗羲还是少有的提出限制君主权力的人,在明末能有民主思想萌芽,真的是非常罕见的。
吴晓灵引用黄宗羲定律,可见对黄宗羲也有不少研究。吴晓灵在论坛上提出,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其实也是“把权力装到制度笼子”里的另一种描述。这表达,我感觉已经颇为大胆了。
事实上,16号的50人论坛上,参会者的表述都挺大胆,比如必须要深化改革,不仅要简政放权,还要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目前经济国进民退情况突出等等,可以说都说到了核心问题上面,到底能不能对高层决策有所影响,我们还要观察。
这次会议,我们主抓经济的核心人员也参会了,希望能听取各位的呼吁,这次呼吁真心是对中国未来,长期有利的呼吁。
从这次论坛也可以看出,目前言论方面,并未限制太多,很多敏感话题都拿出来讨论,而且还在有高官参会的情况下。
不要悲观,既然大家都没有装睡,那就还有希望!
每天坚持原创,已经很多年了,其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也希望各位能够给些鼓励,关注,点赞,留言都可以!感谢读者,感谢粉丝的长久陪伴!

赵冰峰


在本月16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原央行副行长,现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在发言中提到了“黄宗羲定律”。那么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牛熊交易室为你介绍。

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对于农民的负担非常重视,并对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有一定的研究,提出了“积累莫返之害”。意思是,历代以来,封建王朝对于赋税都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改革成效却差强人意。每一次的改革或许在短时间内可以减轻负担,但是在一定时间以后却又会让人们陷入更深的赋税负担。

吴晓灵的发言中说,要让国家全面走向法制,要避免陷入黄宗羲定律。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大胆的,却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令人拍案称好。牛熊交易室发现,不只是吴晓灵,许多出席者都提出了大胆而锋利的问题,让我们看见了希望,看见许许多多人为社会的发展发出真实的声音。


牛熊交易室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现代学者秦晖在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原话是:“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

黄宗羲定律是描述农业社会农民税费负担的论述。

我们国家在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农民税负确实减轻,甚至没有了。不过,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表面上看商家和老板是纳税大户,但实质上消费者是真正的大纳税人。而享受纳税大户种种优惠条件,受表彰、得奖励的,却都是商家或者老板,而老百姓作为实际税收的贡献者,却没有明显享受到各种优惠与名誉。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工业社会中,如果政府的征税权不受控制,税制每改革一次,企业的税有可能最终又加重一次,而且还可能一次比一次重。这个从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降税减费,但财政收入却一直高速增长,这里面虽然其他原因在内,但多少也能间接说明点问题。

简单地说,中央要降税减费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向,关键是这个实处如何被执行到位。吴晓灵因此指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在吴晓灵的理解里,“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这些确实都是高见!唯有如此才能化解利益博弈下的减税政策的滞与碍,让减税在阳光下行进。


波士财经


比起黃宗羲定律,更有名的是黃宗羲週期律!

幾千年來的歷史周而復始地重復著一個可怕的週期律:

新的官吏或富人在政府的國家機器撐腰下開始向中國老百姓壓迫剝削,中國老百姓起先會如同彈簧被初壓那般的毫無反抗地逆來順受,而這種逆來順受的軟弱性也就導致了在政府撐腰下的官吏或富人開始肆無忌憚起來,向中國老百姓實施更猛烈、更殘酷的壓迫剝削,直至壓迫剝削的程度逐漸接近並碰觸了中國老百姓的生存底線——彈簧被壓至反彈或者斷裂的臨界點——亦即:中國老百姓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無可退縮關頭,才終於迫使中國老百姓忍無可忍把遭受壓迫剝削過程中的一切壓抑著的憤怒爆發出來,至此一場規模巨大的災難隨著累積的能量之釋放而拉開了帷幕,大批大批的人將被這場酷烈的戰亂浪潮捲走生命,謂之是血雨腥風、屍橫遍野決不為過。

最終舊政府、舊官吏和舊富人被怒火中燒的老百姓一個個揪出來株連九族滿門抄斬,而一個新政府、一批新官吏和一批新富人在此同時也從紛亂的戰火中脫穎而出誕生了,開始進入下一個循環……

封建王朝的歷史大致的規律都是:建朝初期,百廢待興,開國皇帝勵精圖治,政治清明,天下富庶,出現一代盛世;盛世後幾代皇帝開始驕奢淫逸,人亡政息,官僚腐敗,百姓民不聊生,或外戚專權、或後宮掌權、或太監弄權;接下來大多會迎來個中興時期,當權者懲治腐敗,改革變法,百姓勉為生計,中興後腐敗不堪,百姓苦不堪言,揭竿而起,帝國轟然而塌,新的皇朝取而代之,重復著新的朝代週期。歷朝歷代最苦的還是咱們最底層的老百姓。






天眼1971


谢谢你的提问。黄宗羲是明清四大思想家之一。他并没有什么定律,但是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历史思考,他的有些思想被现代人强调了一下,于是就出来一个“黄宗羲定律”了。

那么,这个“黄宗羲定律”是什么呢?原来,黄宗羲对于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总结发现,那些历史上的历次经济改革措施,确实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不久,农民发现,我们的负担不但没有因为减轻而宽松起来,反而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了。

如果没有现代思维,也就黄宗羲的一个思考而已。

但是,现代学者却发现这却是一个改革的实践矛盾:要减轻国家税收给社会的负担,为什么,负担没有减下来?

而黄宗羲首先思考提出了这个疑问,所以,就叫“黄宗羲定律”了。

既然是定律,就不是开玩笑,而是不可抗逆的规律。

所以,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不是我们感觉不到的,而是人人可以感觉到的。

比如,我们的收入一直在增长,我们的消费品质也在提高,但是,从来感觉不出“工资增长”后的富裕感。

所以,有人就说,还不如不要增长工资了,物价稳定就好。

我们个人是这样。企业呢?企业的税收也在改革,但是,企业并没有感觉负担减轻,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盈利增长缓慢,最容易感觉企业负担过重。

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主要靠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确实也高效率促进了社会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行各业,受国家指导发展的因素很大。

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产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这就不能把过去的经验当做永远的灵丹妙药了。

而应该按照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去为企业服务。

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制体系来做社会发展的保障,而不是以行政运作代替企业规律。

例如,国家税收的增长究竟如何合理地才社会财富增长高速的产业获得?实际收入增长者,是不是应该赋税高一些?

目前,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最容易感到增长被抵消了。

企业的经营条件是变化无常的,而一个行政手段,往往有强烈的目标性和规定性,这就不能按照规律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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