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在傳統的劃分中，主要劃分為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屬於白色人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黑人的故鄉，有“黑非洲”之稱。以下情況說的非洲都指“黑非洲”。
多數非洲國家都是從原來的西方殖民地的獨立出來的，其過程還是平穩的，結果是非洲大陸上誕生了眾多的獨立國家。非洲各國開始建立的制度，很難經受任何嚴重的外部壓力，那些經受住了這種壓力的，是因為國際環境發揮了作用，也就是主要有法國、英國和美國給予的支持。正是有了這些外部支持，這些新國家才有可能誕生並熬過了最初的歲月。不同於傳統的“積極主權體制”，也就是國家負責維持自己的權威，非洲的新體制有時可以被稱為“消極主權”體制，因為國際支持具有決定性作用，而這些非洲國家被稱為“準國家”。脆弱主權最極端的例子是某個派別僅僅佔領了首都就能夠控制整個國家，首都擁有的國際聯繫具有決定性作用。例如，首都就是可以收到聯合國信件的地方。在安哥拉，這種“信箱主權”就延續了很多年。
經濟困難迫使許多非洲國家政府從國外尋求援助。但是，也並不是說，它們就必須忠誠地遵照援助者制定的條件執行。非洲政府與國際援助者的協商在本質上主要是形式主義。非洲政府承諾遵照援助者的要求，但每個人都知道協議中“不可預見的環境”的條款將很大程度上阻止援助者所提條件的執行，而非根據實際發生的環境。而援助者將警告受援國政府，如果這個或那個條件沒有得到執行，就停止援助；不過，人們還知道這也是一句空頭恐嚇，因為人們認為這樣的行為太“極端”了。那麼，在文件上就可能提出雙方都接受的諒解，但實際上執行起來仍是三心二意或者根本不予執行。
美國1975年將人權作為條件納入《美國對外援助法》，禁止美國政府向侵犯人權的國家政府提供官方發展援助；挪威、荷蘭20世紀70年代中期也將人權標準納入援助政策；歐盟於1993年9月提議修改“洛美協定”，並於1995年在對第四個協定的修改議定書中增加了“民主幹預”內容，堅持將援助與人權掛鉤，還提出應按受援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確定援助標準。
比如埃塞俄比亞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1997年後半年的爭執很典型。埃塞俄比亞要求獲得援助，但認為所有制作為一個原因不必遵照條件的規定，它應是進一步解放經濟領域的有效措施。
1997年，厄立特里亞與德國聯合項目中挪用款項購買小汽車，並將資金用作他途，讓德國援助者非常氣惱。
與此相比，中國對外援助中始終堅持“五不原則”，被西方不少人指責為“不按規矩辦事”。前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就曾公開批評中國說，“在為非洲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時，忽視當地人權和環境狀況。”
2000年時，中國對非投資累計不足10億美元。但到2015年，中國對非洲的投資已超過1000億美元，增長了100倍以上。這個增速遠遠快於中非貿易的增速。正是因為中國有“五不原則”的堅持，所以，才有了中非命運與共的廣闊前景。
附：中非合作的五不原則：
不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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