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花木僧的朋友大家好，咱们这期接着讲近300年来的中日关系。咱们前面说了中国尽管受到日本的欺凌但仍然尊敬日本、崇敬日本，那么中日交恶的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日本大发世界难之财，欲独占中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明治天皇以及多数明治维新元勋们相继逝去，老一代的人开始凋零，但是日本武力和产业经济的基础却已经发展牢固了，并且赶上了一战在欧洲爆发这么一个大的浪潮。他置身欧洲战场之外，陈兵海上，辗转运输大发“世界难”之财。趁西方无力东顾的机会在中国积极实行侵略政策，遏制了中国一线自兴的机会，日本这一次的成功也为其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英日同盟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在远东的属地都交给日本海军保护。1914年的秋天，沈亦云和黄郛在新加坡居住，他们在新加坡的海峡亲眼看见日本的将校“以天下为己任”的尊严态度，和英国的下级军官向日本军人敬礼的情况。当时参战国家的物资输送也是由日本海军来护航，从亚洲取得战略物资一直护航运送到地中海，日本海军也因此气焰大涨.又因为参战各国无暇东顾不得不默认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所以日本就对中国为所欲为提出“廿一条要求”，操纵安福系的政府，占领青岛，武力承袭德国在中国的权利，想要独霸中国。因此山东成为问题，这些都是在一战期间。日本的陆军因此也跃跃欲试，想要赶超海军。
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挫折
日本的海陆军人因为欧战的原因轻心以掉天下事，而战后一般的空气、一般的愿望都以为德国战败了，那些穷兵黩武的力量从此缩头了，世界之后不会再有战争了。因此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决定英美日的海军裁军比例为五比五比三，而国际联盟又提出普遍裁减陆军。在巴黎和会上面，中国是没有签字的，所以山东问题没有解决。在华盛顿会议上，如果不解决中日之间的关系，那也没有办法解决日军军备的问题，所以华盛顿会议要求日本归还山东的权益。这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多年以来的苦心经营，成为了一场泡影，遭到了国际上的挫折。又加上在华盛顿会议上军备受到了限制，职业军事活动减少，军人失去了重要性。而拥护天皇万世一系的日本海军向来都是成仁取义白刃可蹈的，忽然伤了自尊心，这是后来日本军人不受约束而出轨的第一个刺激。
举止若狂的日本暴发户
另外，因为一战时期日本的工商业为战时各国的需要而生产，又填补了各国平时的市场，利润大增。社会上新增了不少资本家、暴发户，他们财产没有用处，生活便开始奢侈，举动若狂。沈女士回忆她和黄郛在欧洲的时候，看见各国战后生活极为艰辛，战败的德国奥地利人民保暖都很为难，即便是战胜的英法也是家家寒酸。他们接到日本一个朋友的信说：“成金举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饭”，“成金”在日语里就是暴发户，一晚上人均消费500元，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我查了一下材料，1918年日本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一年的伙食费用是386日元，这占据了他们90%的收入，也就是说在当时一晚上500元超过了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全部收入，这还只是人均消费。这种豪奢的举动不但大违日本向来勤俭的风气，为有识者所侧目，而且金钱万能还影响到了日本的政治。等到后来各国的工商业渐渐恢复，这些日本新兴的资本家在经营方面就受到了困扰，因为市场被西方挤占了。因此他们就全力寻求新的市场，并且要保持自己过去那种财富的心情也很急迫，所以他们自身也成为一个问题。
日本政友会成为军阀的工具
明治维新是西方的技术制度和东方的道德精神的结合品，日本向来是圣君贤相的领导政治多于人民代表的政党政治。日本当时有两大政党，一个是政友会，一个是民政党，它们代表资本家的色彩比较重。如我们上面所说，资本家这种报复的生活引起了全社会的厌恶，因此政党在日本也不是很受重视，所以后来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就做了日本军阀的工具。和侵略中国大有关系的田中义一，以大将军人的身份参政，成为政友会的总裁，之后在日本组阁，这就违反了政治和军人要有区隔这么一个传统的政治道德。日本的政党就徘徊在军阀和财阀之间，甚至到了后来，政党还被少壮军人一脚踢在旁边，完全不受重视。这是日本的情况。
年轻人左倾，少壮军人屡生事
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流传到了日本，这样的学说对学术界、知识界和青年是很有影响的。年轻人天生就容易偏向左倾，因此日本之前的那种单纯的国家观念就受到了挑战。
日本举国皆兵，全国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当兵。除了特别状况被免除兵役之外，其他全都要当兵，其中大部分兵源来自于农村。这样一些农村来的孩子们面对着社会的种种矛盾，他们看到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得的国家光荣，却被另外一小部分人所享受所滥用，因此深感痛恶。因为工商业发展的原因，财富都集中在都市，人口也都向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集中，因此农村越来越贫困、越来越破败。出身于农家的这些年轻的士兵，心下不平就很容易听取少壮派军人指挥，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日本少壮派军人屡屡生事的一个原因。
日本的元老政治
另外一方面，日本在政治上虽然同英国一样是君主立宪政治，但皇室平时不问政治。日本的天皇是半神半人的存在，他平日不问政治并不是因为有宪法的限制，而是由于他是半神，他是一个超人。因此一旦有国家大事还是要取决于天皇的御前会议。一直到之后的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为止，日本一直是元老政治。什么是元老呢？元老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脉相承的重臣。他们退休了但是身负重望，为一般的日本百姓所知晓、所尊敬，也为明治天皇所信任。这些元老平时住在和政治中心有一定距离的乡村里，生活很闲散，但是他们心里面每天都在盘算着国家大事，身边还有各种问题的专家。他们对国际以及本国过去未来的事情总是密切地注意，其门生、下属也布满天下，但出于道德的原因他们又不用这些来作为个人的利害而是要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服务的元老们要做到“宁静致远”，还要保持“淡泊明志”。国家着意培养这样的元老在紧要的时候会征求他们对一些大问题的智慧和公正的意见。
我在这里介绍一下日本的元老政治，因为这是理解日本近代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日本元老政治的第一个阶段是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明治维新元勋为首相的第一代元老直接执政的时期。主要是伊藤和山县这两个人轮流出任内阁的首相，伊藤博文四次组阁，山县有朋两次组阁，并且历任多届内阁的陆相，后来长期把持枢密院议长职位，这两个人是第一代元老的代表人物，历史上一般把这阶段称作“伊山时期”。
第二个阶段以第一代元老伊藤博文第四次内阁结束为标志，以1901年6月第一次桂内阁成立为起点，开始了第二代元老桂太郎和西园寺轮流执政的时期。日本史学界将明治末期桂太郎和西园寺轮流执政的这段历史称作“桂园时期”，这是元老政治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自1924年7月元老松方正义去世，到只剩下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开始，一直到1937年西园寺辞职之后推荐后继首相的责任终止。这个时候西园寺独当重任，并与其他的重臣一起决定重要国务和推荐后继首相的人选，这是元老政治的最后时期。
日本极右主义萌生
这样的家长制度——重臣制度维持了日本政治的安定和明治维新的完成，使得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提高社会各方面的水准，这在日本是很成功的。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就开始转变了，日本也是一样，原来的政治中心开始动摇了，但是新的重心还没有诞生。日本的海军和陆军是建国的柱石，依靠他们日本扬威耀武于全世界，日本的海陆军出自于之前的两个藩族系统，陆军长期由“长州藩”所把持，海军长期由“萨摩藩”把持。虽然各由一个系统包办，但是他们却不像我们中国过去的藩镇割据，他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国家。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因此天皇和国家是不可分的。日本的军人虽然不结党营私但是他们有强烈的功名心，他们的功名心和他们的国家观念密不可分。原有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加上他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和强烈的个人功名心，这三件事情在骨子里就暗含有极右的国权主义，这就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因和主力。
日本法西斯拥戴傀儡领袖对外侵略
日本的国民性向来是以服从为最高的原则，尤其是军人所受的军事教育。因此法西斯运动虽然是以佐官阶级的少壮军人为中心，但是他们还是要去推戴地位较高的领袖来作为号召，用这些人作为傀儡来执行他们的政策和办法。他们的政策最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办法就是在国内发动政变，在国外实行侵略，用武力来制造他们所希望的一个理想世界。如果推出来做傀儡的领袖不满意了，他们马上就发动一场政变赶走他，另外拥戴一个领袖。因此日本法西斯有无数想要立功而酿成祸事的少壮派军人，却始终没有一个唯一的坚强的领导人。他们和德国、意大利不同，没有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是自上而下，日本是自下而上的。他们虽然有一些被拥戴、被利用一时的领袖，但这些领袖只是替他们来支持政局、替他们在国际上圆诳、替他们将既成的事实合法化、替他们将错误当作功劳。这些佐官阶级的少壮军人很难在短时期里成为大将，有事业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而平凡的人不敢得罪他们，于是内阁、政治家接连被暗杀，谁也不敢过问。
部分日本有思想的人同情中国
在日本从有纪律的“建国热”到这样无拘束的“侵略狂”，首当其冲、首受其害的就是中国。自从华盛顿会议日本感觉自己丢了面子受了限制之后，他们就蓄意报复，他们的军备物资远远不只是准备在一个战场上作战的。日本也有不少有自由思想的人，也有比较在世界大处着想而同情中国人的人。但到了他们自己立国生存的这个问题上，就不论朝野文武，没有不想向外发展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惜以中国作为他们成功的代价。
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如果不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话，那就需要想办法在夹缝当中谋求两全，其实两国之间能见到这条路而为此努力的人不是很多，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各种阴差阳错的事实往往随时随地而生去打破他们的努力。比如说日本的一个著名的首相大隈重信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人，而他所办的早稻田大学也招收过不少的中国学生，但是中日之间造成致命伤的“廿一条要求”也是出自于大隈重信内阁。还有一个著名的日本人叫犬养毅，他是中国革命党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是孙中山重要的赞助人，他对于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纷纷亡命逃到日本的这些革命党人极力主张准许居留日本，但是承认伪满洲国却是在犬养毅担任首相的内阁任内，距他被暴徒刺死之前不久。中国方面也是这样，孙中山先生是最早得到日本同情的人，但是中国最大最剧烈的排日运动却是出自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直是日本的眼中钉，日方和谈的首要条件就是蒋介石要下野。
日本耍赖，长期占据中国东北
本来日本在中国久已染指的是东北，理由就是这是他们国防、工业和移民的主要生命线。在大隈重信组阁的时候，日本驻英国的大使加藤高明要回国任外交大臣，向英国首相格雷辞行闲谈的时候谈到了日本和我国东三省关系的重要，加藤高明就提到说日本在东三省投资，培植了不少树林。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树木的成长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加藤高明就是想告诉英国他们在东北是有比较长的打算，想在东北长期待下去，想要探一探英国的态度。其实中国的东北特别是旅顺、大连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当中从沙俄手里抢过去的，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大多数为期都是九十九年，但是俄国和中国在1898年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里面租期是25年。日俄战争之后旅大转租给了日本，原有25年的租期不变，所以日本实际上只能接着租18年。这个时候18年快要到了，日本不想走。加藤高明的这句话是要问英国对此持什么态度。格雷也坏，他说“日本不但植林，还浇过血”。沈女士在回忆录里说这真是一言丧邦啊，这句话启发了日本从此积极侵略中国的远因。格雷的意思是你们在东北流过血，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占住我们是没有意见的。格雷是默认了他的这个特权，这个消息带回东京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这个就是 “廿一条要求”的一个起因。
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西原大借款
沈女士在她的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二十一条提出的时候正是袁世凯称帝之前几个月，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默认签了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作为交换，从此除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也招来了日本的势力。之前我们做了一个长篇节目就是讲二十一条，发现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虽然沈女士对整个中日关系有着洞彻，但是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她所掌握的材料较少，袁世凯的污名化问题也还没有被历史学界解决，所以她看到的可能就是袁世凯丧权辱国。但是我们知道历史学界的研究已经证明袁世凯其实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挽回这些东西，但是弱国无外交。沈女士说袁世凯称帝不成而死，接下来是段祺瑞当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 “安福系”。
她说段祺瑞勾结日本，借日本的大外债参加欧战，而实则未出一兵，练兵仅为内战而征伐南方。二十一条中一部分在袁世凯所保留者，段祺瑞又默许之，此是五四运动之由来。沈女士所说的这个也是当时的公开舆论所说。但是通过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我们发现她的说法也是有些问题的。她说的这个大借款叫西原大借款，就是1917年到1918年之间日本借给中国很多钱，经手人是曹汝霖，曹汝霖后来也写了文章为自己辩白，他说中国借外债以来，从来没有像西原借款条件这么好的。第一，不打折，以前的借款第一要打折，比如说九二折，如果你要借1000万实际到账就只有920万，而且利率在百分之七到八，但是西原借款第一不打折，借1000万就给1000万；第二，中间没有任何回扣，就是经办人没有任何回扣，这些钱都是全款到账。而且我看过一些材料（当然这是笔记材料没有办法证实），材料里提到段祺瑞跟身边人说：小日本这些钱借给我，我就从来没想还过。所以日本人的西原借款到底是占便宜还是吃亏，还得是一个细账。一九五几年沈女士写回忆录的时候当时很多材料也没有公布，而且站在国民党的角度北洋是不好的，北洋是卖国的，就跟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说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卖国、欺压百姓之外也没干什么好事一样，每一代的政治都是给前一代污名化，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辨别性，知道每一个人写历史的时候都是力求客观，但是总难摆脱自己的主观，所以，其实没有真正客观的历史。
好，讲完题外话我们回到沈女士的原文。她说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就处心积虑做准备，中国这个时候整个风气也变化了，倾心于欧美而鄙视日本，但是却并不自求振作。中国人倾向欧美，咎由日本自取。这是因为日本人对我们做了很多不公的事情。然而我们鄙视日本，影响了日本大多数人的心理，使得日本人发奋处处要做到中国人所崇拜的欧美无可奈何于他，而使中国人心服。这句话比较绕，意思是，日本人说，好，那你就倾向欧美吧，我就要做到让你、让欧美没办法，而且让你心服。她说这一点中国人虽然做错了，但是日本人这种做法却错得更厉害了。
中日关系愈演愈烈
在当时东亚的另外一个重要力量就是北海之熊——俄罗斯，俄罗斯当年是因为被俾斯麦诱骗，因为俾斯麦怕俄国全力向西影响到德国的利益，因此想了各种办法劝诱俄国人向东发展。俄国向东发展因此有了日俄之战，日俄之战中，日本以地利人和的优势侥幸获胜，但是并没有完。之后共产苏联继续向东，成为日本人的肘腋之患。国民党有一段时间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这和日本是不相容的。这个时期的日本对中国欲纵又收，忽收忽纵。他知道中国的统一运动是不可阻挡的，也知道中国人倒向苏联对日本是不利的。因此中国（蒋政府）若在1927年的清党之后，各派不相争而相合的话，不但中国有复兴起来的机会，并且对日本也有主动回旋的余地。但是，一方面中国不争气，北伐成功之后迅速陷入了各派的争斗，而日本肚量又很小做了很多事情使得中国想和它亲近而亲近不了，因此中日的关系越来越坏。中国本来可以利用日苏之间的矛盾在中间游刃有余，而最后反而被日本和苏联所利用，自己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
中日交往被法西斯军人控制只能从恶
在济南惨案之后，日本派出佐分利出使中国，谈判解决的办法。黄郛就认为佐分利这个人能见到远处，知道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意思是彼此都要有所忍耐，有所妥协。当时日本认为这个田中义一在济南酿下了大锅，使得中国政界高层对日本有所了解、对日本有友好取向的人不能在政界立足，因此就派出佐分利来中国，希望把形势缓解一下。但畏于老百姓的民气愤慨，黄郛处理完这件事情就辞职到莫干山里躲起来了。但是日本也并不是举国上下对此有统一的认识，因为当时日本的法西斯军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之后中日的关系越来越坏。在东三省，陆军酿成了满洲事变；而在上海，日本侨民和海军陆战队也造成了淞沪之战。1931年到1932年在中国担任驻华大使的重光葵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他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也受到了中国的排日分子的欺凌，包括在路上要受到欺辱性的盘查等等，但是他都保持忍耐没有酿成大问题。并且在淞沪开火之前数小时，上海当时的市长吴铁城也已经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最后通牒，但是战争为什么还要打起来，既然中日双方都有人在忍耐，不想挑起战争，为什么还会打起来？就是因为，日本的军队要闹事，必须要把事情弄大了的这种野心太强大了，所以在重光葵解职回国之前曾经当面跟黄郛说，日本的军备始终在为两面作战做准备，实力在十年以前之上。十年以前就是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他跟黄郛说这话是出自于友谊，并非外交官的话，是暗示中国不要低估日本的实力，日本这个时候有力量一方面可以侵略中国，一方面可以和前来干涉的西方的某一国作战。
在淞沪停战协议达成之后他在医院里面先等待签字然后割去他的伤腿，为什么会受伤？是因为在淞沪协定签字之前，当时中方的高级将领叫陈铭枢派了一个韩国的刺客去扔炸弹，炸伤了重光葵，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大将。重光葵受伤需要做截肢手术，但他考虑到他做了手术就要长时间的静养，那样就没有办法签字了，那中间可能还会有变数。所以他说我先签字，签完字使得形势就真正的了结了之后我再去治伤。这个也就是想说明中日双方之间一直都有人想要使得双方相忍为治，同时又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是要侵略中国，一方面是要积极地抗日，就是两种力量之间来回的博弈。沈女士还说她听人说起过重光葵有次在宴会上演讲，他指着桌上的鱼翅说日本出鱼翅而不会烹调，经过中国厨子之手才能成为美味，他是通过外交辞令来表示中日之间是可以合作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本的外交官已经只有“从恶”与 “补苴（ju）”这两种办法了。“从恶”的意思就是说跟着军人一起去侵略中国，而“补苴”的意思就是说在背后给军人擦屁股，就只有这俩办法，外交已经起不到主要作用，两国之间的交往已经被军人把控了。
1935年塘沽停战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 “日本人除了侵略中国之外，样样都好，事事可敬佩而可学”，这句话中国人未必听得进，但是这个时候说这话也太迟了。沈女士说黄郛常常以英美和德奥的关系来去希望中日之间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和美国既有互相争斗的地方，也有互相尊重的地方，德国和奥地利也是一样，但是中日之间却没有达成这样的关系。他说：试想中日之间如能结善缘，互利而利人，那今天的亚洲将会呈现一种何等的面貌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由战败而复兴，有了大转变，中国也有了大转变。今日之因，将为他年之果，殷鉴不远，一切要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这是她1950年代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一个期许，实际上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人都可以拿着这段期许去做比较。好，关于沈女士对中日近300年的这种关系的梳理和反思，我们就讲到这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
閱讀更多 讀歷史的花木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