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在歷史上出現過三個廣開風氣、大師群起的“諸子百家時代”。
第一個出現在先秦時期,老莊(老子、莊子)、孔孟、楊墨(楊朱,墨翟)、孫韓(孫子、韓非子)......卓然穎脫。
此後千年,漢儒乖僻、佛入中土、道教櫱生,中華文化日漸雜陳,
至宋明時期,程朱(程顥、程頤兄弟、朱熹)、陸王(陸九淵、王守仁)......
排漢儒之乖、融佛道之粹、興“理”、“心”之學,諸子百家再現風雲際會的盛況。
第三次為近代,晚清以來,中國遭列強凌侵,天下騷然、伏莽遍地,文化基脈遇空前挑戰,
然於險象環生之際、又一批中華學子,他們不僅學貫東西、各自立說,
而且憑其學養、本其良知、殫精積思、傳道受業,
在那個沉重的黑暗中,給民族以生機與希望,也給今天的我們以營養與獨照!
蔡元培先生(1868.11~1940.3.5)
紹興山陰人;
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20年至1930年,兼任中法大學校長,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在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學之前,北大還是一個充滿官僚和貴族氣的“皇家大學”。
據說當年北京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最歡迎“兩院一堂”的顧客,其中,“一堂”指的就所謂“京師大學堂”的北大。
而蔡元培上任後,便以“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十六字辦校箴言開北大之新風。
一時間,校園內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巨星雲集,同席笑談,盛況空前。
有拖著長辮子,認為一夫多妻制就像“一個茶壺帶四個茶杯,用著很方便”的辜鴻銘;
有“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的梁漱溟;
也有創辦《新青年》的陳獨秀,新白話運動干將劉半農,從哥倫比亞大學歸國的哲學博士胡適;
以至魯迅、徐悲鴻、李大釗、錢玄同......
“儘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
而對待學生,蔡元培也是倍加關愛。
當年有一位叫馬兆北的學生,到北大報到時看見公告,說新生報到,定要交一份由現任在京做官人簽名蓋章的保證書,才能予以註冊。
他十分氣憤,直接給蔡元培寫了一封信道:
“我不遠千里而來,原是為了呼吸民主空氣,養成獨立自尊的精神。不料,學校卻強迫我到臭不可聞的官僚面前去磕頭求情,令我大失所望。”
並表示若一定要交保證書,就堅決退學。
可馬兆北萬萬沒想到蔡元培真會回信,而且是親筆:
“馬兆北先生......”
信的開頭就極其恭敬,蔡元培在信中不僅詳細解釋了學校有此規定的原因,並在最後寫道:
“如先生認為我個人可以作保的話,就請到校長辦公室找徐寶璜秘書長代為簽字蓋章。”
1919年,北大受到北洋政府空前的政治高壓,
而蔡元培先生的“正心”、“誠意”從來就不是沽名釣譽,
他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說道:
“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說罷,掛冠而去。
張伯苓先生(1876.4.5~1951.2.23)
生於天津;
1904年,將家館改建為私立中學,稱“敬業學堂”;
1907年,在天津城南部的開窪地,即“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
1917年,創辦南開大學。
“先生,為什麼要我們練習演講?”
有一天,課堂上,一個學生問張伯苓。
那時的張伯苓,剛剛從海軍離職,回到天津執教家館。
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痛矯時弊,育才救國”。
“教”的雖是一個人,但“育”的是千萬人,所以他回答提問的學生說:
“須藉此練習備將來苦口婆心,正言勸世,以振起國民新精神,以重續國家新運命耳。”
學生們聽罷,明白了先生的苦心。
張伯苓希望南開能夠催塑具有“完全人格” ,能“改造舊中國,創造新中國”的新人才。
所以,當1919年,他相繼創辦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後,更加身體力行,為人師表。
有一次,他發現有個學生抽菸抽得手指都被燻黃了,便嚴肅地勸告學生:
“煙對身體有害,要戒掉。”
沒想到那同學倒打一耙,說:
“先生您自己吸菸就對身體沒害處嗎?”
張伯苓歉意地笑了,正因為他自己也吸菸,所以知道它的利害,希望年輕的學子不要養成這一惡習。
但那天反而被將了一軍,“也罷!”
於是,張伯苓召集全體師生,並讓助手把自己的呂宋菸全部取來,當眾燒燬,還折斷了自己心愛的菸袋杆,
他對學生們說:
“從此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菸!”
於是,終其一生再未碰煙。
當年,蔣介石十分器重張伯苓,“七七事變”後,南開大學遭日軍轟炸被夷為平地,蔣介石遂發一封電報給張伯苓,言:
“有中國就有南開!”
張伯苓雖然深受感動,但對國民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汙”的弊政看得明白,終未隨蔣介石去臺灣。
然而,解放後,他卻因曾擔任了三個月的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而飽受詬病。
不僅不得不把自己嘔心瀝血創辦的南開學系“捐”給國家,還被剝奪了校內一切職務。
1950年,南開中學校慶,校方竟提前派人對張伯苓的兒子交代:
“不要讓張伯苓來參加校慶。”
校慶那天清晨,雨霧菲菲,張伯苓穿上雨衣正要出門,兒子卻訕訕地對他說:
“下雨了,爸~~~您別去了,他們~~~也不歡迎您~~~”
張伯苓懂了,他緩緩脫下雨衣,眼神黯然得如同死灰。
幾個月後,張伯苓先生就不幸突發腦溢血去世了,
親人們收拾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的錢包裡只有七元四角錢和兩張戲票。
確實,有中國就有南開,但南開卻沒了張伯苓。
梅貽琦先生(1889.12.29~1962.5.19)
天津人;
1904年入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習;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學碩士學位;
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
1931年至194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
解放前赴臺灣,終至臺灣當局教育部部長。
有必要先講下歷史上著名的“庚子賠款留學”,
其始於國殤,卻是在國殤的爛泥裡生出的一朵意想不到的蓮花。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遁逃西安,圓明園付之一炬,史稱“庚子之亂”。
次年,李鴻章與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同意向14國賠償4.5億兩白銀,分39年付清,這就是“庚子賠款”。
7年後,美國政府決定退回“庚子賠款”中多出美國實際損失的部分,擬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
「實是意欲控制中國未來頂級人才的長計。」
於是這筆錢的一部分被用於創辦了“清華學堂”,剩餘部分則先後資助了三批共一百多名赴美留學生。
其中不乏時代巨星,比如梅貽琦、胡適、竺可楨等。
梅貽琦當年考取了首批“庚子賠款留學生”第六名,畢業回國入清華教席,於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
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
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
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合影(左四)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北大、清華與南開大學南遷,輾轉至昆明,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
那期間,聯大辦了一個附中,由於教學質量高,昆明各路“神仙”都想把子女送到這所學校讀書。
當時的雲南省主席龍雲也想把女兒龍國璧轉至該校。
結果,出乎他意料,自己的女兒居然沒有被錄取。
據說當時龍雲有些氣急敗壞,因為在聯大創立時,他沒少幫忙,而梅貽琦居然這麼薄情寡義,一點也不給他這個“雲南皇帝”面子。
於是,便打算派自己的秘書長去梅貽琦處理論,而那個秘書長卻躊躇不動,
龍雲就更火了,叱吒道:
“還愣著幹嗎?趕緊給我去問問那個姓梅的!”
秘書長只好囁嚅地說:
“我打聽過了,梅校長的女兒梅祖芬也未被錄取。”
聞聽此言,龍雲頓時愕然失語。
不過,龍雲並未死心,親自登門拜訪梅貽琦希望能夠通融。
但梅貽琦儘管對他禮敬有佳,但終未答應,最後安排校內老師為龍雲的女兒補課,以便明年再考。
對學生如此,對同事梅貽琦亦不通私情。
抗戰前,清華大學的總務處長是位頗有名望的“海龜”,辦事幹練,梅貽琦十分倚重他。
一日,這位總務長請求梅貽琦給他頒發個教授聘書,為的是給自己鍍金。
但梅貽琦掌管清華以來,一直堅持將一線的教員與行政人員嚴格劃分的治校理念,
這個舉手之勞的順水人情,他就是活生生得不給,以至該教務總長與他撕破臉皮,拂袖而去。
人要正道直行,說得容易,其實絕難做到。特別是有權的人,倘真能不以權謀私,那是“鐵漢”。
然而,
自古鐵漢,都難免“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厄運,梅貽琦豈能不知,
但他究竟還是“以身試法”了,用錢鍾書的那句話說就是:
“門外的繁華不是我的繁華。”
陶行知先生(1891.10.18~1946.7.25)
安徽歙縣人;
1909年考入南京匯文書院,後轉入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
畢業後赴美留學,獲伊利諾伊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
1927年在南京北郊曉莊創辦鄉村師範學校“曉莊學校”。
陶行知先生是偉大的教育家,不僅體現在他提出的:
“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論,更體現在他對學子循循善誘的教育法。
當年,他在重慶日軍大轟炸時期辦育才學校。
有一次,看見一個叫王友的孩子,用土塊砸同學,就趕忙上前制止,並讓他放學後到校長室來。
放學後,陶行知去外面辦事,回來晚些,看到王友正等在校長室門口。
他把王友引進校長室,從兜裡掏出一塊糖遞給他,和藹地說:
“因為你按時來了,我遲到了,所以這是我獎勵給你的。”
王友還沒弄明白,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在他手裡,
“這也是獎勵你的,因為我不讓你砸同學,你馬上就住手了,說明你很尊重我。”
王友剛接過糖,陶行知就像變戲法似的又“變”出一塊糖來,
說他調查過了,王友之所以打同學,是因為那個同學不守遊戲規則,還欺負女生,
“這說明你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所以再獎勵你一塊。”
現在王友已經得到三塊糖了,他捧著糖當時就哭了:
“校長,我錯了,同學再不對我也不該打人。”
陶行知聽了好高興,又掏出一塊糖,說道:
“你正確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再獎勵你一塊。”
然後,他拍拍兜,說:
“糖沒了,咱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陶行知先生不僅善於啟發學子們思考,更強調“教、學、做的合一”,
在他看來“行是知之始”,所以他早年先是把自己的名字從“陶文浚”改為“陶知行”,再改為“陶行知”,
因為他認為“有行的勇氣才有知的收穫”。
他在曉莊辦學時,沒有桌椅,同學們只能各自從家帶凳子來上課。
不久學校請來一位木匠,木匠手腳麻利,悶頭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幾個。
陶行知見木匠師傅滿頭是汗,就給他端來一杯水,說道:
“師傅,我們請你來不是做凳子的呀~~~”
木匠有點蒙了:“那叫我來做什麼?”
“我是請你來做‘先生’的。”
“啥?我斗大的字不認得一個。”木匠更摸不著頭腦了。
陶行知親切地說:
“沒關係,你不認字我們教你。可我們不會做木匠,也得拜你為師。我第一個向你學。”
說著,便挽起袖子,拿起了一把鋸子......
第二天,全體老師和學生聚集起來和“木匠先生”學做凳子,有孩子嘟囔:
“我是來學認字的,不是來學做凳子的。”
陶行知笑笑,說:
“我給大家念首詩聽聽:
人生兩個寶,雙手和大腦。
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手腦都會用,才是開天闢地的大好佬!”
孩子們都樂了,從此以後,學校的桌椅、甚至教學儀器都是學生和老師們一起動手製作。
談到教育的本質,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
今日讀來,這話仍有一抹泥土般樸拙的芬芳。
清代詩人黃景仁有詩云: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今夜已非昨夜,然仰望歷史的星空,民國的一隅仍巨星輝映,光彩奪目。
那雖是一個天下大亂、國無寧日的時代,
但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一個思想的時代,一個雅潔的時代。
那些巨星,閃爍著,穿透歷史的迷霧,洞明沉重的黑暗,給予我們日漸枯燥的生命以潤籍和甘露。
如有晚輩諸師,能讀懂先生的學養、風骨、膽識與氣節,
克己修身,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即使功底不及先生們沉厚,思想不及先生們宏曠,仍可不負時代賦予的使命,擔當學子一聲“老師”的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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