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汾市區俯瞰。 朱寶林攝
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以敢為人先的商業膽識、不畏艱辛的創業精神，萬里行賈，勤儉經商，以義取利，形成了卓越不群的文化特色，蘊育了深厚的晉商文化。
晉商起源於晉南，然後向北發展，最後在晉中形成鼎盛。明清兩代，晉商輝煌五百年。
為了豐富晉商文化內涵，臨汾市組織專家學者對“平陽商人”文化進行了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通過展現“平陽商人”的輝煌，增強文化自信，激發幹事創業熱情，譜寫新時代臨汾發展新篇章。
平陽商人研究的時代價值
張煥君（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教授）
山西商人最為鼎盛時期是在明清五百年，躋身全國十大商幫前列，號稱“山右商人”“山陝商幫”“晉商”，稱雄商界，聲名遠播。事實上，明代全國有名的晉商是以晉南（臨汾、運城）和晉東南（長治、晉城）商人為主，號稱平陽商幫和澤潞商幫。
明清五百年間，平陽商人經營鹽、糧食、棉布、煙、典當、錢莊等，其影響直到民國。如山西首富亢家就是平陽人氏，據《清稗類鈔》《骨董瑣記全編》等記載，山西多富商，尤以亢氏為最，資產數千萬兩，富可敵國，埒於王侯。臨汾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揚州小秦淮亢園，“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晚清民國之際，襄汾南高村劉篤敬榮任山西商會會長，成為平陽商人和山西商人的傑出代表。
此外，在臨汾市堯都區、襄汾、洪洞、翼城、浮山等地，著名商業世家密集，如洪洞李家、董家、劉家、許家，臨汾亢家、王家，襄汾梁家、尉家、劉家、王家、丁家、毛家、盧家，汾西師家，曲沃李家，霍州安家等。至今，省內外尚有多處臨汾商人出資興建的晉商會館（山陝會館）。據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統計，當時全國晉商會館322處，市一級有56處，其中臨汾就有30處。明清兩代，僅北京而言，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店多為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萬全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平陽商人首創和經營。除經濟實力之外，平陽商人的文化影響也十分深遠。在清末黑水城發現的宋金木版年畫均出自平陽，平陽麻箋在清代被指定為皇宮用紙，北京琉璃廠著名字號英古齋、德寶齋、晉秀齋等也大多由平陽商人開辦經營。
作為明清晉商重要組成部分和明代晉商最主要代表，開展平陽商人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其一，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收集相關史料，還原歷史真相，豐富、充實晉商文化研究內容，使平陽商人乃至晉商文化研究更全面、更豐富、更生動。
其二，通過研究平陽商人，發掘蘊藏於這一群體中的文化精神和時代價值，不僅可以重估平陽商人在中國經濟史中的重要地位，也能再現其為人處世中的智慧。如勤儉創業、誠信待人的家訓，在保存至今的平陽商人宅院中，無論是對聯牌匾還是磚雕木刻，歷歷可見，倘加發掘大有助於家風傳承。
其三，加強與平陽商人相關的家族宅院、商業字號、歷史遺存的建設與宣傳，強化臨汾文化內涵，在文化定位、對外宣傳、旅遊產業等方面打造新名片。襄汾丁村不僅以十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丁村人聞名，更保存了明萬曆至民國時期集中連片的大院40餘座，全國罕見；地處古太平縣的汾城古鎮有6處“國保”單位，類似地方還有不少，如能統一規劃，保護修復，形成與學術成果相互支撐的歷史文化遺址圈，使優秀文化資源看得見、摸得著，將對臨汾轉型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晉商源於晉南的優越條件
魯靖康（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副教授）
平陽商人是指崛起於明代、延續至民國，以今日臨汾為中心，明及清前期一度包括運城在內的商人群體。平陽商人率先興起有如下優越條件和動因：
一、晉南所在的地理位置為平陽商人興起提供了交通優勢。山西地域南北狹長，南連中原腹地，北接塞外草原，中部系列盆地構成的通道是中原農耕文明和塞外草原文明相互交流的紐帶，這條通道南北分別連接內陸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而晉南地區正處在這條通道南段，交通區位優勢明顯。臨汾大中樓四面的“東臨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達幽並”題詞石刻正是對這種區位優勢的生動註解。
二、晉南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和資源稟賦為平陽商人興起奠定了經濟基礎。臨汾、運城盆地海拔較低，水土光熱資源組合較好，是山西最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一般北方農作物均能種植，更重要的是擁有豐富的食鹽資源。此外，該地區還擁有豐富的銅、鐵等礦藏，可為發展手工業提供資源。
三、悠久的經商傳統為平陽商人崛起植入了文化基因。晉南是華夏文明發源地。春秋時期，晉文公“輕關、易道、通商”，大力發展商業，奠定了晉國霸業的經濟基礎。春秋戰國之際的大商賈猗頓利用晉南草場、鹽池資源發展畜牧業和工商業，成為與陶朱公范蠡齊名的富豪，可視為晉商開山鼻祖。元代，平陽已經發展為重要的工商業城市，被馬可·波羅稱為“很重要的大城市”。
四、地狹人稠的現實是平陽商人崛起的重要推動力。歷史上晉南地區一直是人口較多的區域，“地狹人稠”之類記述屢屢見於文獻。明初，山西省人口比河北、河南兩省總和還多，雖然經歷了著名的洪洞大槐樹官方移民，遺留下來的人口仍然很多，且增長迅速，人地矛盾並未得到有效緩和，人們迫於生計，貿遷有無，遠走他鄉。
五、明代“開中制”的實施為平陽商人崛起提供了政策機遇。明朝建立後，為解決邊地駐軍物資供應，於洪武三年（1370）推行“開中制”，鼓勵商人將糧食、布匹、草料等物資輸送到邊地換取鹽引，憑鹽引到鹽場領取食鹽，然後到指定區域銷售。“開中制”中最重要的兩項物資食鹽和糧食正是晉南地區的優勢資源。時人謝肇淛記載“富室之稱首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右其富甚於新安”，其中，山右商人指的就是平陽和澤潞商人。可見，當時平陽商人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力量，是率先利用“開中制”政策崛起的晉商群體，堪稱晉商的源頭。
與時俱進的商業經營之道
馮永明（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講師、博士）
明弘治五年（1492），戶部尚書葉淇變法，改“開中制”為“折色制”，鹽業政策發生變化。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納糧換取鹽引，而是在內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納銀換取鹽引。失去“極臨邊鎮”區位優勢的平陽鹽商與時俱進，抓住新的商機，調整經營思路，或旅居淮浙繼續經營淮鹽，實現“邊商”到“內商”的身份轉換；或控制長蘆、河東鹽區後，滲透其他行業及地區，實現以鹽為主、多業經營的戰略改變。
平陽鹽商經營業務的擴展、行商區域的輻射、商業模式的轉變，不僅推動平陽商人“貿遷四方”，而且開啟晉商稱雄商界的崛起之路。從服賈東齊、壟斷邱縣鹽業的洪洞商人左復隆，到開設鹽號、兼營當鋪、錢莊的襄汾鹽商楊世堂；自手持運城鹽池25%股份的襄汾南高村劉家，至有“北安西亢”“南季北亢”之稱的平陽府亢家；再如，鹽號遍佈晉南、兩淮等地的乾嘉鉅富襄汾王家，名列晉南八大家的洪洞杜戍董家，由官入商的洪洞蘇堡劉家等，實力雄厚，影響深遠。
平陽商人將土地經營視為重要的支柱產業。典當起家的洪洞草集劉家在山東置田2000多畝；襄汾南高商人劉篤敬於河南葉城、方城、南陽等地置田萬餘畝；平陽府亢氏“宅第連雲”，陳糧萬石，“倉廩多至數千”，在京師設立資本最多、規模最大的糧店。土地所獲收益多轉為商業資本，實現流動資金的良性循環。
從平陽商人在京師所營業務來看，其行業分工具有明顯的籍貫特徵。控制京師油行的是臨汾、襄陵商人，主營香油、花生油、豆油、胡麻油等。此外，還開辦醬菜、酒、綢緞、雜貨、錢鋪、紙坊等商號，如馳名京華的“六必居”“湧福坊”“長順公”。在京經營紙張的21家臨汾商號，具有調控京師紙張市場的能力。太平商人主營布行、雜貨，曲沃商人多業煙，浮山商人創辦的“都一處”譽滿京城，翼城商人則為京師布行主力。
平陽商人與其他商幫之間存在行銷區域劃分。曲沃商人創辦的“永興和”煙坊，主銷臨汾、屯留、長子等地，“興隆昌”西銷磧口、柳林、陝北地區，“日生昌”北銷張家口、漠北蒙古，“東謙亨”則遠銷俄羅斯。潞安商人圈定京師鐵貨市場，翼城鐵貨行“蔚隆章”則開拓陝、甘、寧等地市場。行銷區域各有側重，不僅避免市場爭奪，而且有助於構建商業路線。曲沃煙業逐漸形成了從歸綏西行包頭、新疆到塔爾巴哈臺，自張家口經多倫到呼倫貝爾，以及由庫倫到恰克圖、經西伯利亞進入莫斯科的商業線路。
隨著商業的繁榮，平陽商人與其他商幫區域合作日漸增多。在南京布出口恰克圖的中俄貿易中，翼城布商從江浙購買布匹，於蘇州整染後沿運河北抵通州，汾州商人接手運至張家口、歸化，經草原到恰克圖，共同完成“南布北銷”以及與俄羅斯的對外貿易。隨著平陽商人分流及商業策略轉換，出現資本之間的“合本共作”，勞資之間的“朋合營利”“合夥而商”等模式，均已具備現代合夥企業無限責任、共同經營、共擔風險的典型特徵。
平陽商人是晉商的重要源流，以其制度創新、雄厚實力領先其他商幫而成為晉商翹楚。
秉持以義取利的商業道德
暢海樺（山西師範大學博物館館長、副教授）
勤儉治家是平陽商人創業的根本，勤為開源，儉為節流，兩者結合才是創業之道。
“勤”表現在平陽商人為生計常年奔波、不辭勞苦，“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率二三年一歸省，其常例也”；“儉”表現在平陽商人不但省吃儉用，而且“上自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經營。
誠信是商業貿易中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機制。平陽商人意識到，只有建立一個秩序穩定的金融環境才能讓利潤最大化。為此，他們採取各種措施，維護金融秩序。如制定了《同行商賈公議戥稱定規概》，革除當時“改換戥稱，大小不一，獨綱其利”；與政府合行“公議通行元銀，公私出入永遠以九成為定製”，消除金融市場中低色銀問題。
平陽商人凡事以道德信義為標準，他們認為義利相通，“買賣不成仁義在”，在經營活動中“重廉恥而惜體面”，這種商業意識成為其獲得商業成功的秘訣。如清代浮山商人齊至盛，“貿易淮揚間，出入均平，公私稱便，尤好義推賢”；臨汾商人衛鎧“以世家為臨汾安仁坊盛族，謝資江湖間，財惟以義取”。
平陽商人在經商中堅持“義利相通、以義取利”的價值觀，他們把錢財視為身外之物，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積極回饋社會，踐行善舉。洪洞商人劉志居家勤儉而輕財尚義，康熙辛丑大飢，“出粟數百石於裡中煮粥，以贍貧者”；洪洞商人喬億傑嘉慶年間“倡捐粟兩千餘石，並出資修廢墜，以工代賑，全活甚眾”。
平陽商人致富後，富而不驕，為人仗義，除樂善好施，賑災濟貧外，還舉力修橋築路、興辦學堂等，地方誌中記載頗多。如洪洞蘇堡商人劉鎮“不為募疏樂捐，獨己資二萬餘金，為橋二十四洞”；洪洞紳商劉光昱等人“在乾隆乙酉捐輸銀三千兩重修洪洞玉峰書院”；臨汾商人徐寶源“見鄉里多以貧廢讀，計惟義塾可庇寒士，遂議興修，欲助經費。恐難持久，猶囑兒孫以繼其志”；蒲縣商人張子厚“性喜施與，裡中無力婚葬者，輒資助之，亦不責其償”。
平陽商人所秉持的“勤儉創業、誠信經商、以義取利、利物濟人”商業道德，是在長期的難苦創業過程中逐步形成的，這種優良品質，不但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而且直接影響到了晉商商業道德的建構和發展。
奔走貿遷推動文化大傳播
姚春敏（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平陽商人奔走貿遷，足跡幾乎踏遍全國，每到之處，帶去的不僅僅是白鹽黑鐵，還有積澱深厚的平陽木版年畫、平陽麻箋、蒲州梆子等文化特產。
清末，俄羅斯探險家在甘肅黑水城發現兩幅宋、金時期的木版年畫，一幅為《關公圖》，另外一幅《四美圖》，均出自平陽，是目前全國發現最早的木版年畫。
明清時期，久負盛名的平陽木版年畫幾乎涵蓋了平陽府各個縣域。木版年畫品種繁多，僅襄汾單家莊就有120餘種。數以千計的畫坊，年銷版畫10萬份之多，銷往全國20多個省，影響巨大，盛況空前。
版畫與造紙業的發展相輔相成。平陽盛產麻紙，元明清時期，銷量幾乎佔據全國半壁江山。清代“平陽麻箋”被指定為皇宮用紙，當時，各部大臣及地方官員向皇室呈文大都用“平陽麻箋”系列產品中的“呈文紙”。清代北京的紙張店多為臨汾和襄陵人經營。據《晉商學》載:“北京琉璃廠內許多有名的古董字號都是晉商開辦的”，10家晉商平陽商人佔據其中7席，分別是“英古齋”“德寶齋”“永寶齋”“淵識齋”“晉秀齋”“永譽齋”和“振寰閣”。可見，除了“六必居”和“都一處”等帶給京都舌尖的享受外，平陽商人還讓整個王朝享受了極致地書寫文化體驗。
明初，平陽商人離鄉背井，為了緩解思鄉之情，不惜重金邀請家鄉戲班前來演出，久而成風。各地的平陽會館中多有戲樓，北京現存的會館戲樓中，歷史最長、建築最精美、規模最大；同時，也最具皇家氣派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平陽會館戲樓。平陽商人的足跡行至何處，代表其文化特色的蒲州梆子就落戶到哪裡。如山西蒲州的梆子戲班慶和班在清初甚至加入了土默特旗王府戲班。
平陽商人還將崑曲帶回了山西。目前，在山西南部，即明清時期的平陽府轄地發現了數十通崑曲的戲臺題記，如洪洞縣上張村舞臺上刻有“道光七年（1827）天下馳名江南全福班在此演出”。集中出現的史料表明，清代崑曲在山西的主要傳播地為平陽府，平陽商人當立首功。
關帝廟數量居全國廟宇之首，這也是山西商人尤其是平陽商人推進的結果。
“開中制”後，平陽商人借天時、地利在鹽業上迅速崛起，而關帝的故鄉就在臨近鹽池的平陽府解州，當地傳說關帝就是鹽業保護神。得此家鄉戰神庇佑，平陽商人帶著自己的精神信仰遠離故土，奔赴千里之外。平陽會館均供奉關帝，有些會館直接名為“關帝廟”。據統計，全國至少有80座平陽會館或山陝會館被稱為“關帝廟”。
平陽商人把當地文化不斷傳播到全國各地，在日久年深的滲入與融合中，推動了整個民族的文化特質的行程。
劉篤敬倡導晉商實業救國
李常寶（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副教授）
時至近代，平陽商人的義利觀由早期的“利物濟人熱心公益”進一步昇華，尤其在清末，他們倡導實業救國，與列強展開商戰，不僅推進了近代中國工商業發展，還捍衛了中華民族尊嚴。在此過程中，平陽商人劉篤敬最為典型。
劉篤敬1848年出生於平陽府太平縣（今臨汾市襄汾縣）南高村的一個商業世家，1875年山西鄉試乙亥科舉人。在其後進京會試期間，結識維新志士楊深秀，一起探究維新救國之路。戊戌變法後，楊深秀被害，惟劉篤敬不顧壓力，為楊深秀操辦喪事，並將其靈柩運回山西聞喜原籍。
《辛丑條約》簽訂之後，列強憑藉不平等條約，大肆向中國傾銷商品，民族工商業步履維艱。劉篤敬棄職離京返回山西，決心走實業救國之路，他遠赴日本考察工商業，學習掌握了近代資本市場商品競爭的規律和策略。回國之後，對劉家在晉、陝、甘、豫開設的300多家商號採用近代企業模式進行改造，大膽投資創辦近代工業。
劉篤敬的銳意進取和與時俱進，使其很快在晉商中脫穎而出。1905年，他出任山西商務局總辦，倡導晉商實業救國，當年，聯合劉懋賞、馮濟川率先在陽泉開辦鐵爐溝煤礦，獨資開辦磺礦公司、“慶成窯”“永春煤窯”等。劉篤敬還積極興辦近代工業改善民生。1908年，斥資興辦山西第一座發電廠，開辦太原電燈公司，為太原城區提供照明。1914年，投資興辦機器麵粉廠，同時，還扶持盤活停產多年的絳州紗廠，成立“新絳工業公司”，投產織布業，開山西近代工業之先河。
在倡行實業救國過程中，劉篤敬深感發展近代工商業非改善交通運輸不可，他聯合三晉士紳籲請清政府修建太原至蒲州鐵路，與英商福公司在山西的路礦權壟斷形成競爭。1907年，山西同蒲鐵路有限公司成立。1908年，劉篤敬主持同蒲鐵路建設，接任公司總辦。
英商福公司憑藉1898年簽訂的侵權協議,包辦山西平定、盂縣、潞安、澤州以及平陽各屬煤鐵礦產，不準本地商民開礦，山西的爭礦運動隨之興起並持續發展。劉篤敬為此赴京與英商福公司交涉，經過兩年多的竭力抗爭，1908年1月20日迫使英商福公司簽訂《贖回開礦制鐵運轉合同》，山西贖回平定、盂縣、潞安、澤州、平陽各地礦權。在與英商爭奪山西路礦權過程當中，劉篤敬還支持劉懋賞、渠本翹等人組建山西商辦全省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
1909年，山西諮議局成立後，劉篤敬擔任副議長、議長並任保晉公司總經理。1916年，辭去職務返鄉養老，1920年，病逝，享年73歲。
劉篤敬作為近代平陽商人的傑出代表，開創了山西煤炭電力工業和鐵路交通發展的先河，是山西近代工業的奠基者；他領導支持山西曆史上著名的“爭礦運動”，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尊嚴的大義情懷為後人敬仰。
平陽商人研究的資料利用
仝建平（山西師範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教授）
開展平陽商人研究，就今臨汾市域範圍而言，有很多資料可供利用。
首先是書面資料，包括方誌、譜牒、詩文集、日記等。清代到民國，臨汾各轄縣所編縣誌，尤其是晚清民國縣誌，均有商人商業資料，包括物產、實業、交通、商務、人物等卷目；新編縣誌、鄉鎮志、村志有部分類似資料。反映商人家族的譜牒尚有不少保存，如洪洞馬牧許家、洪洞草集劉家、洪洞蘇堡劉家、襄汾南高劉家、襄汾丁村丁家、襄汾師莊尉家、翼城北絳孫家、翼城王莊北丁翟家，對平陽商人世系、事蹟、家規多有記述，如《張瑞璣詩文集》《吳庚詩文選》《楊篤詩文選》《臥虎山人感慨集》《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東遊紀略》等。
其次是實物資料，包括碑刻、書信、賬簿、行商指南、雜抄等。現在臨汾市所轄17縣(市、區)保存有大量碑刻資料，其中，關於商人商業的碑刻目前已知約有200通，包括墓誌墓碑、會館碑、捐資碑、集會碑、禁約碑等，從明朝中期到民國，分佈縣域以襄汾、翼城、曲沃、洪洞、侯馬、浮山、堯都區為最多，其中三分之一為商人墓誌，碑刻所見商人經營以鹽、糧、菸葉、棉布為主，商人家族有襄汾縣南高劉氏家族。這批碑刻，一半以上在以前的晉商研究中未曾利用過，有極高的利用價值。商人書信，現在尚有大批保存，主要集中在民間收藏者及商人後裔手中，多是在外地經商的臨汾商人寄回家鄉問候親人、彙報在外情況。賬簿存量也不少，或線裝或函裝，涉及商號、貨物品種、收支明細等。行商指南，如行商路程，多為經摺裝，有函套，襄汾商人為最多，如《赴臺兒莊商號路程裡數折》，記錄了從太平縣永固村家中出發至臺兒莊，沿途所經各地名稱、里程及“打尖”“宿店”。雜抄，匯賬目、指南、里程、歌謠諺語等內容於一體。當然，實物資料更包括尚存數量眾多的商業老物件、照片、古宅大院等。
再次是口述資料，包括平陽商人及其員工夥計後裔的採訪記錄和回憶錄，均為豐富平陽商人商業歷史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此外，外地保存的商業文書，其中多有涉及平陽商人。如1994年，晉中地區發現的抄本《行商紀略》和《行商遺要》，記述了清代從祁縣總號到湖南安化茶山基地行程，屬於“萬里茶道”或曰“茶葉之路”中的“大西路”，其中，一段從茅津渡上岸經由夏縣、曲沃高顯鎮到達祁縣，說明臨汾乃此茶商“大西路”的必經之地。祁韻士《萬里行程記》記載高顯鎮曰：“鎮為曲沃縣所轄，直隸省欒城、獲鹿所出棉花、布匹，販運者皆卸集於此，商旅甚多”，足見當時高顯鎮商貿活動之盛。
平陽商人研究成果，目前，已有《晉商史料全覽·臨汾卷》《翼城晉商史料》《堯都文史·晉商專輯》《襄汾文史資料·晉商專輯》《襄汾明清富商》《丁氏家族與丁村》《愛國實業家、晉商領袖劉篤敬》《師莊尉家傳奇》《話說高顯》《家國往事》等，具備一定研究基礎。在推動經濟轉型、大力發展文化旅遊業的當下，開展平陽商人研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也有助於臨汾乃至山西省文化研究及開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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