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寫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每當見到監控，方方的、帽簷突出的探頭，小孔一樣的隱形攝像頭，就想著問候一聲奧威爾。他一定被煩透了，只活了44歲，也許來到地下還咳個沒完，可地上的人們依然時不時提他的名字，“奧威爾式生存”，“奧威爾式國度”，說得好像他是個什麼災星似的。
但奧威爾給我熱血，鼓勵我強大，是他告訴我，人越是強大就越會恐懼，因為他總能率先認出威脅自由的力量，他將被恐懼所保護，而大眾則仰仗麻木的神經活著。《一九八四》，這陰鬱而充滿恐懼感、不給希望留一點點活口的小說，恰恰讓人勇敢；奧威爾徵收恐懼，熔鍊成克服恐懼的力量。
我曾也是那個懼怕先知的人。我讀的那本《一九八四》，字扁扁的，那情節也彷彿被到處壓著一樣，看得我憋氣不已。怎麼可能，一個國家怎麼可能在一個無所不在的獨裁者的無所不在的監視之下運轉呢？怎麼可能有像茱利亞那麼積極的眼線，為了養肥一條大魚好拿它去給主子邀功而主動送上身子呢？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我斷定，奧威爾是在一種極端的心境下寫的這本書，他要找個渠道把一肚子的負能量吐出去，還要吐成一個有模有樣的造型。
我至今都這麼認為，以至於每次接觸到奧威爾的其他作品，就忍不住推薦給別人——它們為我消磁，消《一九八四》的磁，更消《動物農莊》的磁。我看透了《動物農莊》的惡毒，奧威爾將豬設定為獨裁者——為什麼不是馬，不是狗，不是牛？還不是因為豬的形象最差，所以讀者很容易接受書中的暗示，即獨裁者就是些腦滿腸肥、一肚子壞水的主兒。就這麼簡單吧，你最懼怕什麼樣的人，就會把現實中口碑最差、形象最差的生物安在他的頭上。
可愛的奧威爾不在他“反烏托邦”時發生。可愛的奧威爾來自他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在《巴黎倫敦落魄記》裡，他寫了自己在倫敦收容所裡被趕著檢查身體的經過，細節畢現，夾著總是那麼到位的議論：“我們赤身露體，戰戰兢兢地在走廊排好隊。你想象不出我們看上去多麼狼狽不堪，站在那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流浪漢的衣著很寒酸，但掩蓋了更糟的事物。要了解他真實的、毫無掩飾的一面，你必須看到赤身露體的他。看著他那雙平足、鼓脹的肚子、乾癟的胸膛和鬆弛的肌肉——各種孱弱的體格特徵你都可以看到……有兩個人綁著疝氣帶，至於那個七十五歲的木乃伊一樣的老頭，你不禁會懷疑他能不能每天趕路。”
他的“你”總是出現在恰到好處的地方：“你想象不出”，“你必須看到”，“你不禁會懷疑”。人稱的轉換不僅僅是為了拉攏讀者——不僅僅是！他追求全面審視自己，所以總在以腳跟為立足做360旋轉，以自身為對象作遠遠近近地審視：“你”來了，你看看我，再想想自己。難怪奧威爾不論是寫別人還是寫自己，都帶著某種收容所式的無情，某種特別乾燥的幽默感，剝下皮囊，露出原形，讓人迴歸他原本的、也是十分可笑的樣子。
毛姆說過：當你自謙時，你樂於看到別人的表情，但當別人把你自謙的話當真，你就要火冒三丈。我曾想，我是不是常常因為一個人過得很慘才開始喜歡他，我是不是太容易相信那個低微的奧威爾了？關於收容所經歷，除《巴黎倫敦落魄記》外，我後來又在他的一篇隨筆中重溫了一下，我發現，讓我喜歡他的並非慘狀本身，而是他那種獨特的文字輸出。
那些文字，可不是一個僅僅在收容所裡呆過一下的人能寫的，也不是一個僅僅想揭露一個外人不瞭解的世界，或者僅僅想表示對窮苦人的同情的人會去寫的。它們寫現實，卻憑著一副不經意的樣子，夾槍帶棒地把很多東西都給撂倒了。奧威爾冷酷無情，但又滿懷深情，雖然他把人寫得又滑稽又可憐，“一半人早就該進醫院”，可看見“我腦海裡永遠抹不掉那兩三個人的形象”時，我相信他動了感情。
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的第一頁，奧威爾描寫一名意大利民兵，同樣是這種鋒銳畢現的風格，讓人感到，他之所以難忘此人，是因為他看到了他的全貌：“他幹得出殺人的事情，為朋友願意兩肋插刀”，“既正直坦率，又兇殘暴虐”。接下來，奧威爾用同樣狠辣的標準對待自己：同民兵握手後，他感嘆“對一個陌生人你會感受到那股情誼，真是太奇怪了！似乎在那一瞬間我和他的心靈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溝壑，結為了親密夥伴。我對他頗有好感，希望他也對我有好感。”緊跟著理性登場：“我知道，如果我要保留對他的好感，我就不能再和他接觸。”
這種內心戲，忠實地、一點一滴地勾勒內心所有變化的筆法，簡直太殘酷了，哪裡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讓我徹底迷上了奧威爾，他那洞察一切並述說一切的雄心令我激動不已，這個“一切”既包含別人又包含自己，既包含現在，又不放過哪怕僅僅一秒鐘前的過去。在他這裡，沒有一種情緒是可以豁免於反省的，相反，立場和傾向性降低到了零。在巴塞羅那，佛朗哥的軍隊佔領了全城，奧威爾看到這些“敵人”訓練有素，軍容遠比烏合之眾的共和軍齊整，便“忍不住喜歡上了他們的樣貌”。這就是一種完全不受左右的、沉迷於自身的視角。他腦子裡未必有“客觀中立”這四個字，可他自覺地對一個東西作遠近高低的觀察，因此，每一次作為當局者講述了現場後，他還要去想象在場的其他人：
“當我回首往事，在我的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是當時無意間接觸的一些人，是我突然間向那些沒有參加戰鬥的人投去匆匆一瞥——對他們而言，整件事情只是無意義的騷亂……”
別來無恙，奧威爾。你的記憶有沒有過載？這世上還有沒有一個人，是你不能從其身上找出互相矛盾的品質來的呢？殺人如麻卻忠肝義膽，正直坦率又兇殘暴虐，小肚雞腸又大大咧咧。而在看到這些之後，你又如何在你的世界裡安放自我？
自我浮現了，在散文名篇《射象》裡：“在下緬甸的毛淡棉，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這麼引起重視，也就僅此一遭而已”。——第一句話就是奧威爾式的“賣慘”。“一生”，“僅此一遭”，別人使出這種誇張的表述手法，我就抹頭不看了，心知此人有問題，要麼心智要麼表達，兩者至少居其一，可為什麼奧威爾總能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振奮？
總是在書寫個人慘境——包括內心那抑揚不定、反覆糾結的感情——的時候，其貌不揚的奧威爾變成了一個魅力四射的人。“慘”就擱在那裡，但是，他不賣，僅供參觀與體會。從他的傳記裡，我看到他短短的一輩子裡沒有多少真正快樂的體驗，而個人條件也不允許他快樂：身體羸弱，住房侷促，手頭拮据。早年的另一部小說《讓葉蘭繼續飄揚》，被提及率應是比較低的，書中的主角，戈登，深味出身貧寒之苦，性格被嚴重扭曲：
“一個大人是很難想象當一個孩子懂得貧窮的含義後，勢利會對他的心靈帶來多麼大的痛苦。在那些日子裡，特別是在讀預科學校的時候，戈登的生活就是在不停地偽裝，騙別人他的父母很有錢……戈登最擔心的就是父母來探望他。那時候戈登還是個信徒，總是祈禱父母不要到學校來，尤其是他的父親，他是那種讓你無法不覺得害臊的男人，面容蒼白沮喪，弓腰聳肩，穿著寒酸過時的衣服，看上去就是個憂鬱無聊的失敗者。”
有些人一旦寫作，就藉助“字遁”，與他所描述的對象脫開了關係，彷彿所寫的都與己無關；可是奧威爾不管用第幾人稱寫作，述說的都是自己最誠實的所想，這種誠實的徹底性經過了個人的反覆核驗，經得住內與外審視，容不下半點鄉愿和半點欲言又止的保留。
他一生的致命傷，就是沒錢。錢這種東西最可惡的地方就在於，你必須擁有很多錢，才能蔑視它，否則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一個吃了上頓沒下頓的人，愣說自己視金錢如糞土，誰信呢？而權力就不同，你不必先擁有權力再蔑視它。權力的名聲一向很臭，蔑視權力，有時甚至可以成為人自我提升的手段。我覺得，正是當奧威爾在金錢、物質等方面長期困窘，他才釋放出了有毒的想象力去諷刺政治，作為一種遷怒和發洩。
可愛的奧威爾和令我敬而遠之的奧威爾，哪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他？為什麼《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裡總在為普遍人性感到悲憫的他，到了《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時，卻開始“站隊”，採取了某種陣營立場？過去，我也受俗見的影響，以為“反烏托邦”不過就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反蘇罷了，因此，我拒絕承認書中所寫的那些事情有可能成真或者已經成真，甚至覺得，他在1944年寫出的《一九八四》，未必是基於極權引起的憤怒，反倒是書出之後，沒準其中的想象還啟發了極權的手段。
然而，拒絕承認，並不能阻止我想起它。雖然“老大哥”不太可能存在，但那些企圖控制人的力量從未缺席，而且還越來越被我所感知到。控制總是以安全的名義進行的，似乎無可辯駁，可是，當我們的社會因為電子化、互聯網化而催生種種新的便利的時候，一種隨處都有“後臺操作”的感覺就越來越強烈了：需求是人制造的，選項是人提供的，輿論是人影響的，讓你知道什麼和不讓你知道什麼，統統依某些人的意願為轉移。在這種控制中，沒有具象的獨裁者，也沒有肉體折磨的脅迫，溫斯頓們不再遭到非人的折磨，而是自願接受改造。
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閱歷，才能和奧威爾重逢，需要不被任何寵辱所馴服的熱血，才能在重逢的時候說一聲：“奧威爾，別來無恙。”倘若說“憤怒”一詞有點文青兮兮，有點虛張聲勢，那就改成“恐懼”吧——每個人都該學會恐懼，認出那些擠入我們日常的工具、設施、制度、機構的足以令人警惕的本質。
《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反對的其實是控制人的企圖，尤其是前者，當注意到農場裡的動物是在推翻了人類的統治後開始建設自己的新社會時，我覺得，我終於明白作家究竟為什麼心如死灰了：他看到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控制慾，在每一個社會形態裡都恆常如新。而《一九八四》的緣起，則跟奧威爾在戰時接受的洗腦訓練有關：1941年8月8日起，他當了一名BBC海外節目的助理播音員，為此讀了不少戰時宣傳冊，不用說，從頭到尾都是顛倒黑白、玩弄詞藻、引導輿論的內容。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裡那種讓我激動不已的公平意識——對每一個陣營保持同等力度的批判，對每一種宣傳保持同級別的蔑視——是奧威爾血液裡流著的東西。他為英國效力，卻同等地唾棄一切利用權力來行洗腦之事的行為。在他的《日記》的弁言中，編著者戴維森指出，《一九八四》裡折磨溫斯頓的“101房”，其原型並不是某個蘇聯的勞動營，而正是BBC海外東方部的會議室。這可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處在戰時的特殊情境裡，但奧威爾卻據此想象出了一個可怕的未來社會，寫這樣的小說，對其個人而言，只會致鬱，根本沒有藉此發洩、報復的可能。
這兩本書都沒有得到激賞，尤其《動物農莊》，英國讀者很不高興，他們覺得天然的優越感被毫無理由地打擊了。果然是先知的命運，活著的時候沒幾個人愛他，多數人都嫌他總髮驚悚之論，不願去看到事情的“積極面”。這個不快樂的人也很知趣，匆匆地過完了不快樂的一生，就此閉口不語，讓後人從他留下的文字裡找尋啟迪，獲得內心強大所需的養料。我就是這些後人中的一個，經歷了一個從不理解、排斥到深深感激的過程，感激他帶給我恐懼的能力，然後，通過看清每一個被監視和被宰制的時刻而向著強大成長。
原文鏈接：http://www.eeo.com.cn/2018/0411/3264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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