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蠟像）
1
偉大的司馬遷，就因為為戰敗的李陵說了幾句好話，就被下了大獄要處斬。
那還是漢武帝自己找來，非要他談談意見才說的。
那時候的刑罰，如果不是可以用錢，或者宮刑來贖罪免死，而司馬遷也甘於為理想“苟活”的話，那我們肯定就看不到這部蓋世無雙的《史記》了。
當時的漢武帝對李陵恨之入骨，對司馬遷並無半分憐憫，司馬遷的活著，絕對是靠接受摧殘換來的，但是奇怪的是，這後面卻發生這樣一件事。
司馬遷受刑又能出來幹活之後，漢武帝居然立刻把他從“汙垢”中抓出來，提拔為中書令。
中書令是做什麼的？
它在西漢與尚書令並列，那可是內廷宦官機構中，專門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管理書房及宮內文庫檔案的最高官職。
中書令因為身在內廷，與皇帝接觸頻繁，握有直接向皇帝密奏“封事”的權力，那地位與責任絕對無人能比。
實際上，司馬遷所做的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中書令，這之後，中書令在很長很長的歲月裡，朝位都在丞相之上！
如此，那麼一個剛剛犯了漢武帝大忌的人，一個剛剛犯了死罪的人，一個剛剛遭遇了宮刑的人，漢武帝為什麼會突然給他升官，並升得如此之高呢？
這是不是不合常理？
關於這件事的原由，漢武帝本人是沒有說的，歷史上也沒有解釋，“官方”現在的正式說法是，這是因為太史公學識過人，能力過人的緣故。
但是先要被殺掉，其後被閹割的司馬遷難道就不學識過人，能力超群嗎？他的活，可根本無關於漢武帝的珍惜。
再說了，漢武帝就是要利用他這一點，也沒必要一定將他扶上這樣的高位吧？他怎樣都足以把一個小小的司馬遷榨乾！
更何況這還是地下天上，從罪囚到宰相，一轉眼的事，沒有過程，沒有翻案，沒有寸功，可以拿來示人。
（陝西韓城司馬遷祠）
2
司馬遷自己在《報任安書》中，不就曾這樣說過嗎？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
我的祖先沒有剖符丹書之功，一向職掌的是文史星曆而已，就跟卜官、巫祝差不多，我們本就是皇上當作倡優來蓄養、戲弄的，從來為世俗所輕。
他在人家眼中算什麼啊！一般人都不當回事。
“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禍患沒有比貪利更慘的，悲哀沒有比心傷更痛的，行為沒有比辱沒先祖更醜惡的，恥辱沒有比宮刑更大的，宮刑之人，低賤到無法類比，從古到今都是這樣，可以追溯出很遠。
他現在基本樣樣佔全，就顯得更加不值一提。
低到最深最深的泥土裡的司馬遷，夠卑賤吧？
沒辦法，他不賤，就不能夠活，不能夠再有鴻毛與泰山的選擇。
可是，他怎麼選擇，那到底是他的事啊，他的高貴並沒有多少人看得見，他的歷史功績也是久後的事，這一切，更通通未必會成為皇帝心中的砝碼。
漢武帝若重這些，又怎可能會殺他，摧殘他？他總之，怎麼說，現在也算是賤透了的。
那麼司馬遷這超常升遷，到底會是因為什麼呢？
極權時代，更合理的原因既然找不到，那麼這事細想起來，就可能非常簡單，那正因為：司馬遷賤，更加賤。
首先，中書令是宦官之職，司馬遷之前在”貴人“中賤，現在在”賤人“中貴，那他豈不就成了“賤人”中的佼佼者？
然後，更重要的是——
皇帝是什麼人？那可是金口玉牙，一言可以定人生死禍福之人。
古代的有罪、無罪真有明確的界限嗎？大臣們的升降起落真有合理的邏輯嗎？那很多時候還不是皇帝們的心情說了算？
皇帝們最喜歡做的是什麼？最想讓你看到，讓你明白的是什麼？那還不是生你活你，操之我手，你之禍福貴賤，只在我一念之間？
你不過倡優一類的人物而已，我不高興的時候，自然就可以任意戲弄，把你當貓狗一樣踐踏。
而你對我有用，讓我高興，在我高興的時候，那我自然也可以重重賞賜，把你當成寵物。
所以司馬遷的升遷，歸根結底，那就只是漢武帝的由心和權術而已，由心和權術，這難道還需要什麼理由？
（馮遠征主演的歷史話劇《司馬遷》）
3
已經不得不為宦官的司馬遷，其實依舊是倡優一類，這是確鑿無疑的，不然，他何苦要寫那篇長文，告訴任安，我救不得你呢？
我雖然是中書令，但是連你舉賢任能的建議也不敢接受呢，何況為你出頭？
我依然是一個賤奴，我要活著，就只能蜷伏。
我前面之所以會選擇最悲慘，最傷痛，最辱沒先人，最可恥的活著，是因為我還有大事沒做，而現在，我依舊還只得這麼做。
我前面只是為李陵說了幾句話，就差點失去這個機會，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再犯這樣的錯誤了。
何況太子之事如此重大，武帝如此震怒，你是死定了的。
等等等等，這都是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的真實坦露，天知道司馬遷在說出那句“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時，會有多麼無奈，多麼痛苦，多麼悲哀！
這哪裡只是什麼單純的雄壯之語，這其實更是一種掙扎，一種呼喊，一種控訴，一種憤怒，一種沉於深淵的哭泣！
司馬遷，卻就是因此，才會一再“嗟乎！嗟乎！”，“悲夫！悲夫！”的。
他也還要再說一句，“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再道一聲，“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
餘秋雨先生當年，在跟北大學生們問答時，恰也曾談過這個問題，我認為他當時的這段解析，確實中的。
“在中國古代，王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掌握著一切官員的命運……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則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你看，漢武帝把刑後的司馬遷狠狠提升了一把，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蹌踉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越是有成就的皇帝，越喜歡玩這種故意顛覆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記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然後走向罪惡。”
但是司馬遷，也正是因此更為偉大的，他在那樣一種殘酷的環境下，遭受著那樣深重的心靈創痛，和身體傷害，卻依舊完成了這樣一部輝煌鉅著。
這得需要怎樣的精神力量，宏大氣魄，和頑強意志才行？這也需要過人的智略。
讀《史記》，請莫要忘了這位偉人的不易和真正價值所在。
朗誦他那句“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的時候，也請莫忘了太史公緊跟著還有這樣一句：“用之所趨異也。”
“‘不同的生命方向決定了生命的差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餘秋雨）
司馬遷若沒有這樣一種生命選擇，也就不可能有“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生命價值實現，就是萬次受辱，也無悔了！）或許，他後面的這句話，才最為重要。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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