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各地对货车超限超载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报道就会见诸报端，这些报道一方面展示了整治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凸显出货车超限超载问题的顽固与严重程度。
而货车超载造成的危害更是被多次提及：大大降低车辆自身技术状况和性能，缩短使用寿命；对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导致大量国家财产损失；危及行人和车辆的行车安全，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等。
鉴于此，在201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曾提出「客货运车辆的超载、超速、超限入刑」的提案。2016年12月，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建议，加快研究推进将货运车辆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列入危险驾驶罪的范畴，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大威慑力。
“超载入刑”被多次提及，多多少少受到近年实施的“酒驾入刑”成功实施的影响，并且许多人认为在货运车辆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下，单纯的行政处罚已经不足以震慑货车超载的行为。
不过，不少人对“超载入刑”持不同观点，而这些反对的声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针对货车司机的法规已经够多，不要再给他们增加负担。
据了解，有权力对卡车司机执法的部门也很多，包括交警、路政、运管、高速公路管理、城管等约10个部门。货车司机在运输过程中一旦被发现有任何不合规之处，往往面临着被罚款的命运，然而不同地方和部门对卡车司机的违法违章处罚标准的不统一，让他们无所适从。各种各样的罚款、扣车、扣分等惩罚措施让货车司机应接不暇，焦头烂额。除此之外，像什么二级维护、从业资格证、车辆不合格、排放超标、禁区限行等政策规定多不胜数，不断推出。我们不禁要问，政策何时能够与时俱进，多关心一下货车司机？为什么不能多一些人文关怀？
超载入刑治标不治本，超载超限问题应从根源上解决。
导致超载超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对于货车司机本身而言，货物运输的经营性质使得货车司机以追逐利益为目的，而想要多赚钱就只能多拉多跑，并且在运费如此低的当下，货车如果不超载就可能不赚钱甚至赔钱。
另一方面，制度的问题是货车超载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以治超为名的路政各种罚款，用罚款来治理超载。交了钱就能继续上路的做法是无法根治超载的。
其次是“运动式治超”的做法助长了超载。时候一到严打一阵，等风头过后继续放纵，这样的做法只会如割韭菜一般割完一茬又长一茬。
再次就是“公路三乱”的存在。相当一部分罚款变成了灰色罚款，一些执法人员想尽办法索要钱财，否则就要扣分、扣证。司机两相为难之下，只有交钱通过。国家给的执法权变成了某些人手里的“点金石”。
还有一些在当地有关系、有门路的，就可以开着“百吨王”招摇过市，让市场失去了公平正义，严重扭曲了货运环境。用户从原来的偶尔超载，变成了必须超载、不得不超载，标载车被迫转入超载大军。
所以说，超载入刑如果只是让司机入刑，则导致货车超载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
超载入刑与酒驾入刑有很大不同，施行难度很大。
醉驾入刑后，醉酒驾驶的行为大幅度下降，所以有人认为入刑是一个较好的解决途径，但醉驾入刑的实施是在保证执行力的前提下。
而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与酒驾有所不同，在货车超限超载入刑之后，交警部门是否能增加足够警力来排查违法车辆？此外，在市场关系还没有捋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再对货运行业加压是否会导致运输行业矛盾升级。
超载入刑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它不能改变公路货运行业运费越来越低的状况，不能扭转行业愈演愈烈的低价竞争，也不能够解决公路三乱等问题。
所以，要把超载超限入刑，必须先取缔那些乱收费、乱罚款，把过路费等降下来。让货车司机不超载超限也有钱可赚，这样才能让“超载超限列入危险驾驶罪”有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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