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健先生在《再提胡適的博士問題》中說：“胡適1917年4月19日家信說：‘連日因趕緊將論文抄完，故極忙，不能多作書矣。論文五日內可完成。’ 5月4日日記《我之博士論文》說：‘吾之博士論文於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屬稿始於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對於這樁頭等大事，胡適似乎有點漫不經心，1916年8月後的日記，沒有撰寫進度的記錄，如某月日評估審議，某月日開筆，某月日成某篇，某月日殺青：九萬字的皇皇大文，二百七十天彈指之間就完成了。”
從上面的引文判斷，胡適抄論文大約用了十餘天，也就把初稿抄成清稿，以便請人打字。打印用了一週時間，胡適又把打印本校讀一過後交上。這樣的敘述真是沒有什麼毛病。至於用二百七十天完成九萬字（“字”對應的英文是“Words”， 中譯本《先秦名學史》約10萬漢字）的論文，寫得很快嗎？胡適從1915年9月起準備，1916年8月起寫起筆，1917年4月底完成，應該是很正常的速度。就以每週工作五天計算，9個月39周，除去一週的新年假期，38周，工作190天。除去10天的謄寫時間，180天寫9萬字，每天平均寫500字（Words），這應該屬於精雕細刻的寫作速度了。270天完成，說是“彈指之間”，頗有詩意，但寫得並不快。要說寫得快，梁啟超有15天寫成五萬餘字的《清代學術概論》，蔣廷黻用兩個月寫成六萬餘字的《中國近代史》，且成名著，那才可以稱得上是快手。也就說，胡適的論文擱在梁啟超手裡，一個月內就完成了；擱在蔣廷黻手裡，三個月也足夠了。胡適用了九個月，卻用“彈指之間”來形容，那對於梁蔣兩位，又該如何形容呢？
因為胡適日記中沒有記載寫論文的過程，就猜想胡適並不重視此事，這想象力也真夠豐富的。依我看，那段時間，胡適每日的工作就是寫論文，也就沒有必要寫到日記裡了。另外，胡適寫日記並不是每日都寫，有時會間隔一週或半月才記一次，所記多政治和社會事件、讀書筆記及朋友間的詩文唱和，日常之事所記甚少。今查《胡適日記》，在撰寫論文期間，胡適還是記過一次的。1916年11月17日胡適記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推到邵堯夫，燒殘太極圖。從今一部易，不算是天書。”《孔子名學》是胡適的博士論文的第二編，該編主要是討論《易經》，胡適認為這是本關於中國古代邏輯理論的著作，並不是所謂的天書。從中譯本《先秦名學史》看，如果按順序撰寫，此時已完成前兩編，約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從8月初到此時，這個進度是也屬正常。此後的五個月，到4月中旬寫完後兩編，是可以預期的。另外，1916年9月27日胡適致母親的信中談到寫博士論文，“夏間已完成約四分之一，今當竭力趕完，以圖早歸。”兩個月完成四分之一，也就是兩萬餘字。之後，1917年1月17日胡適致母親的信說，“兒入冬以來，似有病意，雖鬱積不發，終覺無有精神，不能高興。以故，除工課以外，頗無餘力及於他事”。這裡所說的“工課”，當然是寫博士論文了。身體不適時連家書都不寫了，對“工課”則不敢懈怠，足見其重視。以此推知，胡適在1917年4月中旬寫完論文是有跡可循的。
歐陽健先生的文章還說“1917年4月19日家信卻用了一個‘抄’字：‘連日因趕緊將論文抄完’，抄什麼？抄謝無量《中國哲學史》也。”這樣寫真可以說是捕風捉影了。
現在要問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何時出版的？可從互聯網上查到拍賣品圖樣，版權頁上標明：“中華書局民國五年九月印刷十月發行”。 1916年 10月發行的書，在美國的胡適幾時能看到？估計1916年年底看到就是很快的了。那時，胡適的論文應已完成大半了，還抄什麼呢？另外，謝無量的書只有中文版，胡適如何抄？抄完了再翻譯成英文？到1917年4月19日，還有十多天就要交稿了，在這最後的時刻，胡適還在抄中文版的《中國哲學史》來給自己的英文論文湊字數，那樣，胡適也真是笨到家了。要詆譭一個人，歐陽健先生真是連基本的常識都不顧了。
如果認為胡適寫博士論文時抄襲了謝無量《中國哲學史》，也請把謝的書與胡適的博士論文對照一下，指出那頁那段是抄的，也好服人。現在互聯網如此發達，可以很容易查到1922年亞東圖書公司英文版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和1983年學林出版社中文譯本《先秦名學史》。要進行學術批評，還是先做些具體的查證工作，單憑一個字就肆意揣測，如此為之，真是連基本的學術態度都不要了。胡適曾說，“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還是請歐陽健先生舉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
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紀念碑寫的碑文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或許此句也可用之於胡適。陳寅恪悼王國維的詩中曾提到胡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曾經“獨為神州惜大儒”的“績溪胡”，後來也成為一位“大儒”、大學者。他的那些著述，真是經歷了“有時而不彰”，在很長的時間內被列為禁書。他的那些學說，也需要“有時而可商”，但絕不是無端的攻訐和肆意的詆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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