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連房都買不起，房產稅跟我有什麼關係”
房貸還完了？房產稅等著你。
“有沒有房產稅都不會影響我，無論如何，我都得買一套房。”
備受關注的房產稅，終於要來了。
據第一財經8月1日報道，房地產稅立法可能將會提速，年底可能會提交人大審議。其中一個跡象，就是“不動產登記全國聯網”從6月起全面實現，為房產稅的徵收掃清了道路。
看到這裡，沒有房子的你可能要關掉這篇文章了：我一定是膨脹了才會關注房產稅，連房子都買不起，房產稅跟我有什麼關係？
從字面上看，“房產稅”確實跟“無房一族”沒什麼關係，畢竟要交這個稅，首先也得有房產不是？
天真如我，以前也是這麼覺得的。
推開一扇新房的門，就會有更好的生活到來麼？
房產稅，又一項物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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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房產稅與大多數國人都沒有直接關係。1986年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第五條規定了五類房產免納房產稅：
一、國家機關、人民團體、軍隊自用的房產；
二、由國家財政部門撥付事業經費的單位自用的房產；
三、宗教寺廟、公園、名勝古蹟自用的房產；
四、個人所有非營業用的房產；
五、經財政部批准免稅的其他房產。
我們從房地產開發商那裡購買的自有住房，其實一直是免稅的。但新房產稅立法後，房產稅將適用於所有“有房一族”。
這是效法歐美對地產物業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在美國，房產稅徵收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按美國現行稅法，房產稅的徵收主體是地方政府，也就是州以下的郡政府（County）、市政府（City）、鎮政府（Town）等，跟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沒有什麼關係。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會根據房價、地價、房屋面積、房型、房齡等因素，按一定的比例徵收房產稅。而收上來的稅，將會投入到教育、安保、消防、醫療、環衛、基建等項目中去。
看起來很眼熟對不對？沒錯，美國房產稅的功能，跟中國各小區業主、租戶交納的物業費是高度相似的，都是用來改善居住地的環境或向物業購買服務。
國外的一些公共服務，依賴房產稅支持。
在一些超大型小區，業主交納的物業費，遠遠不止於維持基本的安保和環衛，還支撐了小區的幼兒園（教育）、診所（醫療）、園林維護和道路修建（基建）等。
那麼，中國的房產稅收上來後，會用於改善當地的公共服務嗎？
財經評論人譚浩俊認為，大眾的關注點以及房產稅政策的出臺目的，是希望房產稅能夠穩定樓市，“讓包括開發商、炒房者、投資者和購房者在內的所有人群、所有主體都能產生有效的約束作用”。
也就是說，房產稅主要用於一項公共服務——維持房價“高位穩定運行”。
面對最近一二線城市房租高漲的局面，房產稅能給普通人“上車”的希望嗎？
收我房產稅？那就給租戶加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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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管房價多高，只要我不買房，房產稅與我何干？這樣理解房產稅，就“圖樣圖森破”了。
最近兩個月，北京的房租像坐上了馬斯克的火箭，直線上漲。據某房產搜索引擎發佈的市場報告顯示：7月底，北京房租同比上漲25.6%，部分地段的漲幅接近40%。
如果你的朋友在北京還住著兩三千塊錢的房子，不用問，他一定是跟別人合租，並且住的還是小得可憐的次臥。
據工人日報近日報道，在北京天通苑，一套100平米的三居室，現在的月租金水平已經從8000元檔漲到了10000元檔。想要住主臥，起碼得出4000塊錢。而這只是五環以外的情況。
潘石屹微博對於房租飛漲的看法。
房租這麼貴，能怪誰？潘石屹說了，既不能怪中介，也不能怪開發商，因為“供求關係決定價格”，沒有那麼多人要租房、買房，租金和房價能這麼高嗎？
再說了，潘石屹老師似乎也沒覺得房價和租金有多高，他認為一線城市的租金回報率現在只有1%，應該達到7%才合理。但“房住不炒”是大勢所趨，房價放緩甚至在部分城市出現了下跌，
那麼只有把房租大幅提高，才能達到開發商理想的租金回報率。有一種觀點認為，這輪房租上漲的“元兇”就是房產稅，因為開發商和房東提前把即將到來的房產稅成本轉嫁到了租客身上，再經中介加價，房租漲幅達到了20%-25%。
在穀雨實驗室的報道中，一名剛剛畢業的機械類博士生表示，他的房租一句從去年的5300元漲到了7100元，而他的收入只有10000元出頭。“週六還在為航天事業加班，週日一上午搬走了。”
這讓人想起了《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中描述的21世紀都市圖景：
“許多家庭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不增反減；於此同時，居住成本卻一路飆升，大多數貧困的租戶家庭得砸超過一半的收入在‘住’這件事上，至少四分之一的家庭要用七成以上的收入支付房租和電費。每年因為繳不出房租而被掃地出門的人，數以百萬計。”
《掃地出門：美國城市的貧窮與暴利》封面。
“有沒有房產稅，我都得買一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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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關於房產稅的討論中，不乏反對意見。
羅振宇曾總結過，坊間認為徵收房產稅的三種方式，很有可能會被中國國情消解。
首先是從二套房開始徵收，第一套免稅，第二套開始徵稅。但這早已被聰明的中國人破解了，在過去幾年的房市限購調控中，多少夫妻為了用更低的首付買第二套房，高高興興地去民政局辦了離婚。
第二種方法是按人均居住面積收稅。這更不靠譜，萬一人家把老家的親戚借過來住呢？一一甄別某家某戶到底住了多少人，哪些是貨真價實的親戚，哪些是瞞天過海的假親戚，將會是一項難度不亞於人口普查的工作。
第三種方法是目前全球最流行的，按房產價值徵稅。然而正如羅振宇指出，在中國一線城市中心地帶擁有住房的居民，很多並不是富人，反而是窮人，因為他們在國企或單位工作一輩子，就換來這麼一套房子。
在大城市有房的人，也未必是富人。
把房子賣了，他們也買不起新房子，只能住在市中心，承受高物價，靠退休金過活。對這些退休老人徵收高額房產稅，能收得上來嗎？如果對他們網開一面，又怎麼保證房產稅制度的嚴肅性？
2011年，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財經》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房產稅並不符合當前國情。他認為房產稅將會像農業稅一樣導致“零和博弈”，讓基層徵稅機構面臨兩難選擇：對困難住戶聽之任之，其他人就找到了理由不再繳納；強制徵收，則必然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假設這些憂慮並非杞人憂天，房產稅開徵之後，中國樓市會不會有所降溫？
對中國人來說，結婚購房是剛需，養兒育女總得有一套房才能安心。在四川某地級市從事保險業的小夥子呂傑，去年排隊輪候了很長時間，終於在11月份買到了某小區最後剩下的一套房子。
即將談婚論嫁年紀的呂傑便對媒體表示：“明年有沒有房產稅都不會影響我，無論如何，我都得買一套房。”
在最近上映的紀錄片《最後的棒棒》中，有社會底層人士對於房子淳樸而熱誠的企盼。/ 《最後的棒棒》
大多數國人還是會像他一樣，花多點錢也要買房，因為房子對他們來說並不是投資，而是最基本的生存所需——“有瓦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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