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领域的追问和思考
除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典籍外，毛泽东晚年还曾比较多地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著述。他先后让出版机构把一些西学著述印成大字本书籍给他读，包括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摩尔根《古代社会》，海思、穆恩、威兰合著的《世界通史》，法国福尔《拿破仑论》，苏联塔尔列《拿破仑传》，达尔文《物种起源》，杨振宁《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和李政道当时尚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还读《自然辩证法》《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等。
毛泽东也不是漫无目的地读谈西学著述。从下面几则材料，可大致体会他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关注的重点。
据王任重1966年2月3日日记记载，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正在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并告诉王任重，要在武汉读几本经典著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毛泽东对他讲：“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唯物主义代表和无神论者，是达尔文学说的发扬者。毛泽东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读过一本《赫克尔一元哲学》。1965年1月9日同斯诺谈话时，曾说到：“海克尔写的一本书，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了海克尔的代表作《宇宙之谜——关于一元论哲学的通俗读物》。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谈话中，他向刘少奇推荐了海克尔这本书，还有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机械人》。1975年10月3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毛泽东对他讲：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海克尔的书感兴趣。接着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的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前不久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也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
法国的拉普拉斯在1796年发表的《宇宙体系论》一书，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今译施米特）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谈话时表示：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观点还有点道理。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讲起拉普拉斯的贡献。比如，1970年7月13日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说：拉普拉斯，听说他教过拿破仑读书。他讲天体的历史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原先就这样，而是星云学说。拉普拉斯这个学说是恩格斯所赞成的，现在苏联有些天文学家否定这个学说。你们大概都是主张上帝创造世界的吧。有位法国作家讲地球的毁灭，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也相信世界是要毁灭的，然后再创造。我的意见是要破除迷信。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大概因为马里是法语国家，毛泽东对他讲，“拉普拉斯，巴黎大学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的太阳系这个样。”
1974年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他又详细谈到：英国的培根信宗教，他的宇宙力学现在被批判了，因为它要用一个外面的推动力，第一次，以后就自己动了。英国的达尔文、莱伊尔、培根都是了不起的学者。英国汤姆生编著的《科学大纲》，由中国很多人翻译出来，我读过那本书。它那里边有一部分讲神学，你们大概不看那一部分。
到晚年，毛泽东对他早年熟悉的达尔文进化论，又燃起再读的热情。他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成1函7册的大字本线装书来读。1969年8月初，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谈话，推荐了一批书给他读，其中便包括《天演论》。1970年12月29日，收到姚文元报告读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体会的来信，遂让姚文元找一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给他。赫胥黎在这本书中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论。毛泽东由《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还想到《天演论》，在姚文元来信上批示：《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赠送一张有达尔文签名的照片，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交谈中，毛泽东说自己不仅读过达尔文的著作，还熟悉赫胥黎。1975年6月21日会见柬埔寨外宾，对方谈到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经验，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严复《天演论》曾引用鸠摩罗什法师说的话，“学我者病”，要自己想一想。接着，他又兴致很浓地谈到《天演论》，谈到赫胥黎，谈到达尔文，提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凡此等等，不难看出，毛泽东晚年读谈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体现出对物质的构成和运动，对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古代社会的起源，有着浓厚的兴趣，似乎要从根本上追问和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终极课题。
毛泽东晚年喜欢这类话题，很值得思索。1975年10月30日陪同施密特和毛泽东谈论海克尔《宇宙之迷》的克劳斯·梅奈特，曾探讨过这件事。1975年11月30日，他在德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里面说：“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克劳斯·梅奈特的分析是：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克思主义也坚持一元论哲学，但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克尔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或许，“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
录存此论，聊备一说。
閱讀更多 新湘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