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甲戏名老艺人董义芳1902年7月出生于泉州南门米埔一家小理发铺。祖居泉州城东凤屿，祖父迁至城东大坪，父董碗司，以理发为业，母陈宝。董义芳原名添木，因为相命先生说他命中五行缺木。大名义芳，是他在南洋成名之后，当地侨胞为他起的艺名。
董添木从小就爱看地方戏，看完戏，就在家里咿咿呀呀地模仿比划，到铺里理发的顾客都说他长大会成为演员。他太想学戏了，可家里又不答应。十四岁那年的一天，他躲在一艘驶往南安石井的帆船里，决心去投石井岑兜的福兴戏班。到了那里，戏班的行当二十四人全凑齐了，他只好跑龙套，饰旗牌军。旧社会学戏，痛打辱骂是免不了的“家常便饭”。数月之后，董碗司闻知戏班决定到印尼泗水、马来亚、新加坡一带演出。为了成全儿子的愿望，舐犊情深，他愿到戏班里打杂煮饭，好照料儿子。就这样，父子俩开始了海外飘泊的生活。
光阴荏苒，年复一年。有一天，突然接到家乡来信，说添木的母亲贫病无依，去世后全仗四邻帮衬掩埋。父子俩苦苦央求班主，想移借四元大洋寄回家，不料狠心的班主竟冷酷地拒绝了！董父擦干纵横的苦泪，一怒之下离开了戏班，在新加坡重操理发故业，挣够了回唐山的船费，自己返乡了。
董添木独自跟随戏班在天涯海角萍踪浪迹，过着“戏仔”的辛酸生活。白天，他要打杂，还要服侍师傅，把得来的那点少得可怜的钱给师傅沽酒、买鸦片烟，以求得师傅的欢心，才能零零星星地学到一招一式。他做了三年年约，站了三年棚角，只能跑跑龙套。可是，他却十分留心地看别人演戏，每次演出，他总站在台角潜心揣摩各种角色的表演，把他们的念白、唱腔、步数一一记在心底，时时加以练习。深夜，戏演完了，伺候别人都铺好床位，他才能在角落上，找个安身之处。有时台上挤，师傅、主角们睡台上，他只能睡戏棚底。热带夜间蚊蚋乱叮，哪有什么蚊帐？也只好任它叮吮。有的主角不起身小便，掀起席角，把尿撒下棚底，浇得添木满脸是尿。他还因此得了个绰号，叫“放尿角”。真是说不尽的声声箫鼓、点点泪痕。但是，一切艰辛，都不能浇冷他向往戏曲的热情。
有一次，戏班在荷兰属地曼眼演出，临开锣才发现担任大花、二花、三花的三个演员受不了苦楚，跑掉了。班主急得如热锅蚂蚁团团乱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央求添木担任一个角色。在这出《罗增征番》中，他扮演番将沙良这个大花脸角色。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数年的含辛茹苦，终于一鸣惊人。从此之后，他的演出机会多了，演技也日趋成熟。不久，班里一名扮演老生兼小生的演员不堪劳累病死了，董添木才正式接替了他的角色，开始在南洋舞台上崭露头角。董添木也就以董义芳艺名闻于侨界了。
椰风蕉雨，不觉已过了第六个秋天。董义芳思乡心切，随戏班回到厦门后，要求返乡。班主怕他借此离班，不肯付给寄存的工钱。董义劳就揣着仅有的四块钱和几件破旧衣服返回故乡泉州，和家里的童养媳黄喜娘完婚。婚后，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又再前往吕宋演戏，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戏曲艺术上有所造就。凭着对戏曲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对观众认真负责的精神，董义芳经过十数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东南亚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名演员。在老一辈的侨胞当中，至今尚流传着“铜钟声董义芳”的美誉。
1947年，董义芳再次回国，在家乡加入新联升班。当时的晋南一带侨区，每逢年节，都喜欢演草台戏，有时几台戏对台演出，只要一听到董义芳如洪钟般的嗓音，尽管他人未出场，所有观众，便如风扫落叶似的拥到台前，等待他出场。其他几台戏的角色，只好望洋兴叹。即使董义芳因身体不适，无法上台演出，也要他上台坐一下台角，让观众看一眼，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这才相信这真的是董义芳所在的戏班。与其说这是观众对他的崇拜，不如说是他的艺术对广大观众有着强烈的魅力。
董义芳对于高甲剧种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吸收兄弟剧种的优点，如京戏的表演、木偶的唱念等，结合本剧种原有的长处，创造了具有自己风格，又富有乡土气息的表演艺术。人们看了董义芳的戏，都有一种新鲜感。这是因为他在艺术创造中，荡涤了本剧种那些粗糙流俗的糟粕，吸收了兄弟剧种的精华，澄清了唱念方面的杂乱现象。他以突出的艺术才华，塑造了多种不同性格、行当的角色。无论是须生、老外、老女间，还是花脸等，都有他独特的表演，至今还脍炙人口。他几十年砥砺出来的嗓子，声如洪钟，唱腔或沉郁苍凉，或激昂雄奇，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在高甲戏中，使人感到难以望其项背。
闽南方言，地域相距数十里路，腔调便迥然相异。高甲戏是土生土长的剧种，在闽南这个范围活动，决定了它唱念腔调的不统一。同安腔、南安腔、晋江腔……甚至因为吸收京戏的东西，早年的高甲戏，成了南腔北调。董义芳认为这是高甲戏的一大缺陷。他认为泉州语音源远流长，淳正质朴，就费尽力气，创办“福泉音班”，从事戏曲以泉音为正音的研究；又向木偶戏学习唱念，矫正了高甲戏以前那种语音杂乱的弊端。时至今日，高甲戏的念白以泉州府城音为标准，成了一条规矩，这不能不说是董义芳的一种贡献。
董义芳为人慷慨豪爽，不入俗套，洁身自爱，没有庸俗习气。同行之所以很尊重他，正是因为他具有这种高尚的品质。当时演戏固然为了挣钱度日，但是，他更多的是考虑为地方戏曲——高甲戏创造更多的艺术财富，从而他的眼界就更宽阔，艺术造诣就更深湛了。他又平易近人，善于鼓励后进。后来也成为高甲戏名角的吴远宋，得到过他的不少教益。在成名之后，董义芳对于自己少年时的启蒙师傅坪司和语司，非常尊重，几次到南安、同安请他们到剧团来指导，并亲自奉茶递水，行弟子礼，谦恭示敬。
临解放的前一年暑天，董义芳患病在家。戏班收了人家的订钱，班主硬用轿子把他抬去。因劳累过度，第二天他不幸双目失明了。班主见他医治无效，解雇了他。多方诊治，他花尽了一点积蓄。曾经名噪海内外的名演员，一下子成了贫病交加、一文不值的“睛瞑”。
解放后，双目失明、四处流浪的老艺人董义芳，甦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1951年，泉州成立大众剧社，他被选为社长，不久剧社改为泉州高甲戏剧团，他又担任团长；并被选为历届省、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市剧协主席等职。他是解放后泉州市第一批加入共产党的老艺人。
党和政府对他的眼疾十分关心，几次派人送他到北京、上海就医。然而他的视力已经难以有明显的恢复。董义芳上台演戏时，只能依靠记忆和朦胧的灯影来走台位。1953年他登台献演拿手好戏《取长沙》，重现了如龙似虎的老黄忠，此事轰动了国内观众和海外侨胞。他还为我们留下了海瑞、王允、陈庆镛、云安等成功的艺术形象。
到了晚年，董老对艺术的要求，仍然是十分严谨的。如排练为他整理的《鸳鸯扇》这个戏，前后近三个月时间。每天一早，他就催促导演和其他人员来帮他排戏。在排练中，他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神。他这种锲而不舍地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的坚强毅力，给剧团的艺员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5年春，福建电影制片厂要为董义芳拍摄舞台艺术资料纪录片，舞台灯光都设置好了，地点就在百源池畔的原商业礼堂。不料开拍的前夜，他急性胆石胆囊炎病发，进院手术，后因并发其他病疾，于同年农历六月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三岁。董义芳五十年如一日，为高甲戏曲艺术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一代名伶，竟未能在银幕上为子孙后代留下刚健的身影和精湛的表演艺术，殊堪浩叹！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的艺术却是永远不朽的。董义芳的“铜钟声”，将永远回荡在故乡人民和千万侨胞的心中。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稿 一九七八年二稿
笔者按：家母与董夫人黄喜娘为旧交，笔者中学时代即获识董义芳先生。1963年暑假一个月朗风清之夜，董老在后城他家的石埕上，对我讲述了他从事戏曲生活的始末。此文为大学一年级的暑假作业，曾以《粉墨春秋》为题，发表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刊物《鼓浪》上。1978年二稿，此次发表，略有小改。
（作者：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泉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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