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中國近些年的史前考古有什麼重大發現，相信很多人會想到陝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人們把這座興盛年代不晚於公元前2300年、規模大於良渚與陶寺、面積約400萬平方米的龍山晚期到夏早期的城址稱之為“石頭上的王國”。“在中國西北俯瞰禿尾河的一處山脊上，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座曾作為中央宮殿的巨型階梯‘金字塔’，以及防禦石牆、製作工具的碎片和多處佈滿了殉葬用的人頭骨的葬坑。”
8月24日，英國《每日郵報》網站的一篇報道掀起了軒然大波，被稱為“史前中國最大石城”的石峁遺址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一座沉寂了4000多年的石頭城1958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期間，稱為“石峁山遺址”的石峁遺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記錄和關注；1976年，西北大學考古系教授戴應新在山西進行考察，從山西民間聽到關於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於是專門到石峁考察，此後先後有來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隊對其進行了考古發掘。
36年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神木市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石峁遺址進行了系統區域考古調查，全面瞭解了石峁遺址分佈範圍和保存現狀。人們意識到這處規模超乎尋常的遺址，結構複雜、形制清晰，年代可能早至4000多年前。至此，石峁遺址科學系統的發掘和研究工作正式拉開大幕。石峁遺址的主體內涵是一座包含“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內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石峁遺址考古隊副隊長邵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石峁城址以皇城臺為核心，內城牆和外城牆呈半包圍狀將“皇城臺”環抱，依山勢而建，形狀大致呈東北—西南方向。
城內密集分佈著大量宮殿建築、房址、墓葬、手工業作坊等龍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遺蹟，城外還有數座“哨所”預警遺蹟。石峁內城面積210萬平方米，外城面積190萬平方米，內、外城的城牆長度達10千米左右，寬度2.5米。“碳十四系列測年及考古學證據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時代不晚於公元前2300年，廢棄於公元前1800年前後，是公元前兩千紀前後（即龍山時代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國所見規模最大的城址，相當於6個故宮，被譽為本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史前考古發現之一。”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考古隊領隊孫周勇研究員說，石峁城址大體量的建築全是用石頭堆積而成，推算總用石料12.5萬立方米，在中國考古史上絕無僅有。它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見證，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早期文明格局及發展高度的傳統認識，對進一步瞭解東亞及東北亞地區早期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金字塔”應是“王的住所”從洞川溝溝底，沿一條擴建中的道路駕車攀爬，經過一段護坡石牆，半山腰上一個高大的砌石臺地映入眼簾，考古隊的旗幟在工地上隨風飄揚。這就是當地人俗稱的“皇城臺”——石峁遺址的核心區、聯合考古隊正發掘的工地。眼前的“皇城臺”底大頂小，呈“金字塔”狀，四周包砌了多達9級的層階狀護坡石牆。這是大型宮殿及高等級建築基址的核心分佈區。
“從結構來說，它是類似於金字塔形的一個大型臺體，上面分佈了大型宮室，青銅、占卜等重要祭祀或手工業生產有關的一些遺存，應為高等級貴族或‘王’居住的核心區域，我們形象地說它就是‘王的住所’。”考古人員介紹說，這座金字塔形的皇城臺遺址，在功能上和結構上與古埃及用作陵墓的金字塔區別較大，但和美洲瑪雅文化的金字塔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座被稱為“金字塔”的皇城臺遺址高70多米，頂部修建了巍峨的宮殿和祭祀場所，高大的建築不僅加強了防禦功能，而且也是一種增強凝聚力和讓周邊部落臣服的象徵。
記者穿過2100平方米的廣場，沿著發掘出的門道，登上“皇城臺”臺頂看到，十幾個考古隊員正在清理著古代堆積。這裡是“池苑”遺蹟，清理過後，將砌上護坡石牆。在皇城臺第二、三級石牆牆體，分佈著許多孔洞，洞內插著一根根圓形木頭，有的已成朽木。據邵晶介紹，“因為石牆太高了，這些木頭起的是‘拉筋’、維護穩固作用。它們貫穿了整個牆體，有可能就是北宋《營造法式》記載的‘紝木’，它是中國古代城建技術的重要創舉。”經鑑定，它們都是柏木，不是本地的。
近幾年，考古隊在對皇城臺門址一帶發掘時，揭露出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其中面積2100平方米的廣場，被確認為中國史前時期最大的廣場。此外，在東牆北坡的“棄置堆積”內，出土了約200件筒瓦、板瓦殘片，暗示著皇城臺臺頂存在著覆瓦的大型宮室類建築。尤為可喜的是，考古人員在30立方米土方內，發現數千枚骨針，各類骨器超過300件，表明皇城臺頂部存在著骨器手工作坊。這些骨料經過了不同工序的加工，展示了史前石峁人制作骨針的整個過程。邵晶介紹，石峁人採集到骨料後，先把它們砸碎，然後從中挑選出長條的骨片進行切割、打磨，做成細小的骨條，再進行打磨和鑽孔，最終加工成骨針。
“華夏第一門”裡的秘密內、外兩個甕城，南北兩個砌石夯土墩臺，以及“馬面”、門塾……考古人員陸續發現了石峁古城相對完備的防禦體系。發掘表明，石峁的外城東門址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體量最龐大、結構最複雜、形制最規整的城門遺蹟，被譽為“華夏第一門”。站在外城東門址俯瞰，皇城臺盡收眼底。作為石峁城址的制高點，外城東門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內守的實體屏障，也是石峁統治者構建的精神屏障。
這裡發掘出的甕城、馬面等早期城防設施，形制規範、設計精巧、建構技術先進、形態成熟，是國內確認最早的同類城防設施。一般認為，中國古代在城門外加築甕城始於唐代，而石峁甕城的發現，首次將中國最早的甕城實例追溯到了距今4000年前後。另外，“馬面”出現在有實物證據的漢代城牆上，而石峁城址至少發現十多處馬面遺蹟，將中國的城防史和城建史中這種附屬設施的年代，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專家研究發現，東門址的門道呈東偏北約31度，恰恰朝向夏至日出的方位，暗示著石峁人已經擁有了完善的測量工具和計算方法，掌握了觀象授時及農耕稼穡等天文曆法知識。東門址發現了6處祭祀坑，人牲數量達百餘具之多，其中一處埋有24具人頭骨，多屬於年輕女性，頭骨多有明顯的砍斫和燒灼痕跡，這一跡象或與人牲伐祭、燎祭等人祭儀式活動有關。
“外城東門址和附近出土的300餘幅壁畫，構圖精美，色彩斑斕，在製作工藝和繪製技法上均與漢代及其以後的壁畫相似，這暗示著中國早期壁畫的基本製作工藝和技法早在夏代早期或更早時期就已經基本確立。”邵晶說，石峁壁畫是迄今為止中國境內出土的數量最多的史前壁畫，是研究中國壁畫發展史、早期壁畫的藝術特徵和製作工藝的重要實物資料。這些壁畫以白灰面為底，以紅、黃、黑、橙等顏色繪製幾何圖案，壁畫由顏料層、白灰層和草拌泥層構成，顏料包括鐵紅、鐵黃、綠土以及炭黑。“現在外城東門址還有壁畫，絕對還有，沒有完全發掘出來！”每一次發現都超出了想象陶鷹、“哨所”、口絃琴……在石峁，接二連三的新發現打破了考古人員已有認識的侷限。石峁的精彩遠遠超出了想象！兩年前，在皇城臺出土了幾個陶質的鳥類爪子殘片，但不敢確認。“我說‘可能是個鷹’，可能是很早的陶俑之類的東西。因為紅山文化就出過陶質的女神像和男神像，我們想著石峁可能也有。”
邵晶說，第二年在同一位置又出土了幾百個陶片，也找到了頭、翅膀和尾巴，一年下來拼出了十幾件鷹形的陶器，都是站著振翅欲飛的陶鷹。一些鷹的表面還能看到彩繪。這些鷹放在皇城臺裡有啥用？邵晶說：“這些陶鷹當時供奉在宗廟裡。現在只能認識到這一步，隨著發掘的深入，也可能會有另外一些陶塑形象出來，意義可能會更加明確。”“一個考古隊員在一個圓土包前，竟然一腳踢出了一塊玉鏟。”孫周勇回憶，當時調出航片一看，發現這個圓土丘是個天圓地方的東西，從正投影上看，應該是個大圓土包，外面是個石頭圍成的圓框，裡頭是個方形的石頭框。因為過去發現的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祭壇，有方形有圓形，有的祭壇部位還發現高等級墓葬，以及大量隨葬的玉器，因此最初推測，這個圓土丘上的遺蹟很可能是跟石峁祭祀有關的“祭壇”遺蹟。
“我晚上做夢都夢見把它挖開後，裡面的玉器滿滿當當，大夥兒拉著架子車往外拉（玉器）。”孫周勇說。然而，在隨後的考古中發現，這是個石頭構制的東西，石頭牆上是木架構的高層建築，石頭方框裡沒有人活動的跡象，沒有發現墓葬和玉器，而是一些零星的陶片。“‘祭壇’沒發現，我們有些失望，後來判斷這是一處‘哨所’，有四道石頭牆把它圍起來，牆上有凹進去的塞木頭用的槽子，上面形成一個木架構的瞭望空間，士兵在上面巡邏。我們叫它‘預警設施’，就是通風報信的，功能跟長城烽火臺一樣，觀敵瞭望。” 此後，在城外又發現了3個同樣結構的遺蹟。
據孫周勇介紹，2016年、2017年在皇城臺還發掘出20餘件形制多樣的骨制口絃琴，共存的有骨制管哨和陶製球哨。最新測年數據顯示，口絃琴製作於距今約4000年前。這批骨制口絃琴製作規整，呈窄條狀，中間有細薄弦片，一般長約8至9釐米、寬逾1釐米，厚僅1至2毫米，由琴鞘和簧片兩部分組成，器身鏤刻舌簧，樂器特徵明顯。這是目前國內所見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絃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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