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迴歸，重慶直轄，我上大學。後者跟前者沒有任何瓜葛，重慶直轄卻與我上學有著直接聯繫——我幾乎是衝著重慶直轄才去西南政法的。四年求學時光，所思所想所悟與法治緊密相依。十年以來，人世漂泊，心情沉浮，每天蠅營狗苟，寫一些無關自己心情的文字，說一些無關自己心聲的話，從事無關自己法律專業的職業。只是偶爾回首，對知識的渴求依舊，對自由的嚮往依舊，對理想的憧憬依舊，對法治的期許依舊……或許，再過十年，還有很多“依舊”依然“依舊”，那麼，就讓自己“夢裡依稀聞法語”吧。
這是2007年我在天涯論壇首開博客時寫下的話。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家事國事天下事，紛紛於歲月紅塵中穿梭，一件件翻滾，一件件定格，成為歷史任人述說，貌似波瀾不驚，實則驚心動魄。
十年過去了，我已經在其他平臺寫作閱讀，天涯博客也成為了自己寫作的歷史。近期整理往日小文，偶然在網上查閱時，發現了上述話語。
香港，這迷人的香港，勾起了我的無限思緒……
於是，我第三次翻開了強世功教授的《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這本作者口中的“小書”，納入甘陽教授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論叢的第三輯，2010年由三聯書店出版。此前，部分內容曾在《讀書》雜誌連載，並於2008年以《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為書名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我想，對於大部分非政治學、憲法學領域的人而言，香港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話題。熟悉，是因為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舉國歡慶，舉世矚目，是炎黃子孫期盼已久之事，每一箇中國人都再熟悉不過。陌生，則是因為絕大部分人對香港的認識都僅僅停留在由於清政府的無能，導致香港被英國人佔領的層面。至於佔領之後迴歸之前經歷了哪些驚心動魄的事，進入“後97”時代香港與大陸、香港與英國、香港與世界的關係如何？則是非常陌生的領域。不僅是普通人，其實知識界也是隔行如隔山，大部分人同樣是一知半解。
大家之所以對香港問題會這麼隔膜，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制度因素來看，“一國兩制”的實施，使大陸與香港之間的交流客觀上存在一定的障礙和限制，沒有在兩地工作的實踐經歷，很難對香港問題有深切的體會和把握。
從宣傳輿論來看，站在國家治理的全局高度，對涉及香港問題的輿論報道不可能很全面，人們只能從中得到一鱗半爪的消息，難以形成完整準確的認知。從學術研究來看，如果研究得太深入，勢必曲高而和寡，得不到太多人的關注，如果太淺顯，則又觸及不到問題的實質，必須有個度的精準把握。強世功教授的這本著作，恰恰繞開了上述三個問題，可謂在天時、天利、人和的條件下寫就。這本著作，成書於作者借調香港中聯辦做研究工作期間（2003-2007年），是作者研究香港問題成果的集中展示。整本著作由13篇文章構成，每一篇都獨立成章，敘述清楚一個問題，同時又相互呼應，構成了對香港問題研究的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這是一本很好的學術著作，對很多問題作出了精闢的研究和討論，但全書卻沒有故作高深的生澀學術用語，行文非常流暢，讓人有一翻開就想一直閱讀下去的衝動，作者用生動流暢的語言帶領讀者經歷了一次愉悅的學術之旅。
這本著作，開闢了了解香港問題的新途徑。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承認過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一直主張對香港擁有主權，因而香港問題對中國政府而言，不是歸還主權，而是恢復行使主權。1997年，香港整體迴歸。對於歷史不太陌生的國人可能知道，香港共分為新界、九龍、香港島三個部分，其中香港島於1842年割讓，九龍於1860年割讓，新界則是於1898年租借，租期為99年。對於同為被割讓的港島和九龍，也經歷了不同的發展歷程，其中九龍城寨曾於辛亥革命前後回到國人手中。20世紀80年代，中英啟動談判的時候，英國人剛開始竟然天真的不但認為《南京條約》有效，而且還幻想能根據當初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延長新界的租期。讓他們沒有料到的是，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碰上了鄧小平這顆硬釘子，不但新界延長租期純屬妄想，就連九龍、香港島本身，也讓中國人一鼓作氣給解決了，老牌殖民帝國在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前栽了大跟頭。作者作為一名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和憲政理論學者，自由穿梭於法學與政治學之間，深入淺出的道出了香港問題的“前世今生”，特別是深刻解析了香港迴歸前後各方力量的角逐，讓世人於風平浪靜之下感受到了國家較量的暗流湧動，也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弱國無外交的“外交鐵律”。
這本著作，開啟了香港問題對話的新模式。二戰之後，英國首相丘吉爾已經意識到大英帝國將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為延緩衰亡的節奏，他於1947年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成功挑撥了蘇聯和美國從雅爾塔會議以來形成的合作關係，創造出“冷戰”格局，迫使美國與英國結盟，從而利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大英帝國不至於徹底崩潰。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大英帝國的輝煌畢竟已成昨日黃花，只能苟延殘喘而已。尤其是1956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行動的失敗，標誌著大英帝國開始走向崩潰，從此進入了“非殖民地化時期”。英國人自然不甘心從歷史謝幕。1982年，馬島戰爭的勝利，給了英國人錯誤的自信。帶著這份榮耀與傲慢，撒切爾夫人踏上了中國，開啟了與鄧小平的談判之旅。眾所周知，最終“鐵娘子”敗給了“鋼漢子”，以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臺階摔跤的小插曲宣告了英國人以“主權換治權”圖謀的破產。從此，英國開始考慮如何在香港佈局，以使自己能夠體面、光榮的撤退。不得不承認的是，英國人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中，切實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帝國的技藝”。英國人無論是通過政治手段，還是通過法律手段在香港佈下的局，都給香港的迴歸和迴歸後的治理栽下了很多“釘子”，挖了很多的“坑”，致使爭取人心迴歸的進程受到很大影響。香港人長期在英國人的統治下生活，領土的割佔不可避免造成心靈的割佔，僅僅從香港的角度或者西方的角度看香港，“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客觀存在的。作者作為“局外人”，不僅從香港的角度看香港，而且從中國的角度，甚至從全球的角度看香港，試圖開啟香港不同派別之間的對話，增進不同派別之間的理解，進而增進香港與大陸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學者言說的力量，牽動各方從不同角度加深對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理解，使各方能夠理性、平和的展開對話，可謂開啟了香港問題對話的新模式。
這本著作，啟迪了現代國家治理的新視野。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如果放到現代政治理論的框架下，是無法準確下定義的，特別是難以契合現代“國家”的定義。然而，如果放寬歷史的視界，從歷史上的中國來看待今天的中國香港，看待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國兩制”，就會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其實，無論是明清時期的邊疆治理，還是當代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甚至再往前回溯，中國的經略周邊的政策，無不給當下的我們以深刻的啟示。解決香港問題的智慧，無疑是華夏文明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的，從根本上講，香港問題不能僅僅從狹義的國家視野來看待和界定，更準確的說，應該從華夏民族、中華文明共同體的視野來看待和建構。正如作者在後記所言，中央對香港的執政，是在非直接管制下的執政，往往要“以外交方式辦內政”，這種治理模式，進一步豐富中央的執政經驗，對於未來處理臺灣問題甚至是處理國際區域問題都積累了不可多得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問題就絕不再是單獨的香港問題，而是新時代下如何提升中國總體治理能力的問題，如何強化中華文明共同體輻射力的問題。
不經意間，這本著作出版已經8年，書中提出的很多觀點，也在時光的流逝中被吸收或淘洗。
唯有那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始終在金紫荊廣場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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