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老虎洞”
我所在的一二四师是甲种战备值班师，我那时是该师下属三七○团三营八连指导员。我们师从1970年就开始在“支左”中增加了国防施工的任务。我们团参加的“七○五工程”在广州白云山脚下，那里是军区战时的指挥所，已建了多年，有些陈旧，现在要扩建。这项工程属于绝密，虽然任务很急很重，但只许部队参加施工，干起活来非常累，星期天也不能休息。
1971年春节刚过，我的连队接到命令，到一处名叫“老虎洞”的地方执行任务，为一处刚建好的独立房子的外围架设铁丝网。那是一座平房，建筑面积六七百平方米，房子背靠白云山，房后几米远就是80度的山体陡坡，房前有个小院，房子的墙体是青灰色的，如果不走近它，很难发现。
架设铁丝网本是工兵做的事，由我们步兵连承担，不仅专业工具少，而且没有经验和技能。好在总长度只有400多米，大家可以边干边学。
任务完成后，团里又让连队在这里继续做防空隐蔽工程，并担任警卫。“防空隐蔽”就是在那座房子附近和院子里种树种草，使之从远处或是后面的山上看，与周边丛林草木环境近似，不易被发现。
我负责组织施工和警卫工作。房子只有一层，但比一般住房要高许多，宽大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厚重且密闭效果很好的大门，和广东当地的房子不一样。我想来想去，觉得像北京西山军队领导住的房子，再细细地看，发现和北京毛家湾林彪的住所更相似。
全团都为“七○五工程”紧张施工，我们连却在这儿搞绿化、当警卫，太轻闲了，我有点不愿意。团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这是军委主要领导到广州时居住的房子，要忠诚可靠的人来完成任务，团里考虑再三，才决定选我。
3月初，在室外绿化的同时，开始布置室内。军区一个管理科长带着一批人进驻到院子里的偏房，有炊事员、服务员、内勤和花匠。那几名女服务员，一看着装就知道是军区接待部门为首长服务的。凡是要搬重东西，一律叫我派战士去，帮帮忙不算难，可是战士回来诉苦，说摆放东西时总是要求他们变来变去，被指手画脚吆喝，累了不算，还遭训斥。战士每天和泥土打交道，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烂泥，可是院子里有自来水的地方只有那所房子厨房外的一个棚子里有，人一多就把周围地上搞得到处都是水。
管理人员就骂战士，双方时常发生口角。我找到那个科长，不许他训斥战士。他很恼怒，说你一个小小的连指导员敢影响我们的工作？我不客气地说，你敢把我的战士不当人，就不再让他们给你帮忙。他连声说反了反了，要反映到我们师，处分我!
一天中午，我接到师部一个电话，说军区办公室通知，指名叫我下午6点前准时到某地去有要事，要绝对保密。我感到好笑，因为通知的地点就是我们连警卫的那所房子。下午，我按时到了，被领进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政委、司令员吴法宪坐在主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
席间，听他们说，这是为林彪副主席修的一座房子，过去他来广州时住过的房子太破旧，不好用了。从吴法宪的口气中听得出，林彪、叶群并不知道此事。林彪不许专门为他修房子，在外地都是住老地方。
军区领导还提到，他们正在修建另外一个工程，是更好更大的房子。吴法宪看上去并不知情，因为军区首长强调，那是中央办公厅汪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布置的，说“那个人”国庆节之后要来住，汪主任近期要亲自来查看。吴法宪说，“那个人”的事全听汪主任的，他叫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天以后，那个科长对我不仅很客气，还特地打开了房子后面工作人员用的一处卫生间，劳动一天下来的战士可以在那儿洗一洗。
“保密”工程
没过多久，我的连队又有了新任务，奉命跟随全团进驻白云山麓的磨刀湖畔，参加一项“国防工程”施工。那个工程占地上千亩，很远之外就辟成“军事禁区”。已开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有多栋自成一体而又互相连接的别墅。在这里施工的除我们团外还有一个工兵团，一支汽车运输部队和一些外地来的专业施工队伍。
磨刀湖是早年修建的一个水库，岸边树木繁茂，风景宜人，在白云山的衬托之下美丽幽静，只是开阔的湖面略显单调。舟桥营架起一道浮桥伸向湖中，由汽车运来大石块向湖中倾倒，要堆出一个看似“天然的”岛来点缀景色。为了加快进度，这里晚上挑灯施工，团领导常站在浮桥口上指挥督战。
我们连的任务是架铁丝网，这里的地形比老虎洞那边复杂，线路也长了几十倍。100多斤重的水泥桩，200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要由战士们扛着爬上没有路的山林里。架设路径要精心选好，铁丝网要紧贴着时起时伏的地面在繁密的树林中穿行，既不能在铁丝网下面留下20公分的空隙，也不许离树木两公尺近。这样一来，柱桩的密度比常规增加了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的就是在山坡上一点点抠出来的。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连队一大清早就要上山，天黑才回来，我和战士们经常全身是泥，膝盖跌得青肿，手上身上总有几处被铁蒺藜扎出的伤口。
好不容易架好了铁丝网，又叫我们连负责砌曲折绕行于那几组房子周围的“天然小路”。为了让散步者少走回头路，并在行走时感到乐趣，小路有时弯曲沿着山边，有时逶迤傍着湖岸，路边要不断出现小景致。小路沿山时，山坡一边要有挡土墙，傍水时要有防波堤，均用大石块砌成。石块大的七八十斤重，小的也有四五十斤。为了让它们垒起来感觉不到人工痕迹，必须精心选择形状，往往要反复挑选、搬上搬下地试着对缝拼凑。战士们的手多被划破，手套上渗出了血。有一次，一段挡土墙砌好后发现少插了一只渗水的竹筒，本来只要在附近多插一两个出水口即可，可指导我们施工的质量检查人员却要求全部拆掉返工，还立即向上汇报，一个领导在团首长的陪同下来到工地，训斥我们说：“这里不允许有一点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了，就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会造成天大的罪行！”
当时正值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如果工作中出了差错，人们常会说那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差不多都是口头禅了。但我感觉那个领导说的“对毛主席的不忠”是具体所指。等他走后，我问留下来监工的技术员为何动此大驾，让我和战士受这么严厉的训斥。技术员此前就认识我，听我这么问，有点惊讶，便用手向天上指了一下太阳，见我还是一脸疑惑，又指了指我胸前的毛主席像章，小心地向四周看看有没有人，急忙收回了手。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
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活，可谁也不敢埋怨，因为领导一再强调，一定要在国庆节前竣工，时间非常紧迫。
建筑群很快就呈现出全貌，那背山面水的宏大气势，远非“老虎洞”那边可比。当时也有人猜出了这群建筑的用途，但都不敢说，这里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南湖宾馆”，给毛泽东修建的住处！
父亲到广州
5月初，团里值班室通知我到广州大沙头某地去，有人找。我按地址找到那儿，是国宾馆。我父亲的秘书到门口接我，说他们陪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来访问几天。我向团里打电话请一天假，团长说，你就好好陪陪你父亲，等他走了再回来。
有一天早饭时，秘书向我父亲报告说，在从化温泉休息的滕代远打来电话，说要到广州来看我父亲，父亲立即打住秘书的话说：“不能让滕老来看我，那成什么话！应当是我去看他，还有其他一些老同志，我都得亲自上门去看望。待我忙完了这边的事就安排。”
1969年10月，为了防止苏联对我国可能进行突然袭击，经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具体安排下，北京的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了外地。朱德委员长、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等人疏散到了广州市远郊的从化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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