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傅雷及其妻朱梅馥被打为"黑五类"，同年9月双双自缢身亡在家。
傅雷夫妇火化后，骨灰暂存在殡仪馆。一位与傅雷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年青女子，自幼爱好文学、音乐和美术，曾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等傅雷翻译的名著，她为傅雷先生流畅老练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倾倒备至;她也曾被傳聪行云流水般的琴声所陶醉。
1966年9月间的一天，她在钢琴老师的家中，偶然听到了傅雷夫妇惨遭迫害、愤然弃世的消息。一向钦佩翻译家傅雷的这位女读者，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要进一步了解傅雷夫妇自杀身亡的详情。在了解过程中，她从傅雷家保姆周菊娣的口中得知:傅雷被归入"黑五类"，又系自杀，他的骨灰是不准留下的。一股不平之情与正义之感， 油然而生，她下决心要把傅雷夫妇的骨灰保留下来。 她瞒过了父母，躲开了周围的耳目，开始了一系列秘密而冒险的行动。
她戴着一一个大口罩， 自称是傅雷先生的"干女儿"，来到殡仪馆，以极其真挚的感情与口吻，说动了有关人员，取出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但她只是个女工，每月仅有的一点点收人，也全都交给了父母，没有剩余的钱去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匣。她从殡仪官的登记簿上找到了傅雷亲戚家的地址，设法取得联系。
后在傅雷亲戚的同意与帮助下，把傅雷夫妇的骨灰装在一个大塑料口袋里，转移到公墓，为了避免意外，她不用傅雷的名字，而以他的号——怒安，将傅雷夫妇的骨灰保存落了。 她觉得，保存下了骨灰，仍不能使傳雷夫妇联目安息，因为，还有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在辱没着他们的英灵。 于是，她向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报告傅雷夫妇惨死的经过，其中，特别强调了他们一贯爱国的心迹。后来，她的信落到了"四人帮"爪牙的手中。"为右派鸣冤叫屈!"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时，她已年近三十。以后的十来年间， 她在不断受人指责和冷眼中渡过，但她从不后悔自己为傅雷夫妇所做的一切。她的父母，在得知详情后，赞许了女儿的行为。
1979年4月26日，上海市文联、作协上海分会，隆重举行了傅雷夫妇的追悼会。郑重宣布: 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傅雷夫妇的名誉。
就这样，傅雷夫妇的骨灰幸运地被一位平凡的读者保存下来了，后来，这位女子一直不同意公布她的名字，她认为，傅雷夫妇值得她这样付出，不图任何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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