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
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是危险家伙。”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一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 ,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132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
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
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元, 最低估计是4481亿元。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 %。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一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一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一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一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
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1984年底，统派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其中24种是中药材)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元一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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