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創傷的經歷中生產知識，究竟意味著什麼？
或許跟大眾一樣，學界也尚未完全做好準備回答這個問題，尤其是當“強姦”這種被強烈汙名化的事件發生時。然而，本文作者卻沒有陷在自己痛苦的經歷中，而是以勇敢而深刻的思考，觸動了學科歷史和文化潛意識中的痼疾，提出了學術機構可以改進的方向。她的經歷和思考可以開啟很多重要的探討。
孔鵬音, 劉丹楓/譯者
佳之, 唐凌/校對
原文標題：Vulnerable observers:Notes on Fieldwork and Rape -- What does it mean to produce knowledge through an experience that includes trauma?
轉載自：The Chronicle (October 12, 2016)
我在約翰內斯堡做關於中國企業家的博士田野調查期間，有八個月的時間住在中國城“Z先生”的房子裡。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同時也是黑社會頭目和人口走私販。當我逐漸深入田野並越來越瞭解Z先生後，我發現對我而言，他既像一位長輩，又是我田野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所以我謹慎地跟隨著Z先生進入了他的周邊世界。
強姦我的人不是Z先生，而是他核心圈子中的一員——他的打手。我並不怎麼了解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身形高挑、精瘦，和我吃過很多次晚飯，進過我的家門。要是在街上遇到了，我也會和他打招呼。那晚之前，我在田野筆記中非常隨意地提到過他四次。然後一天傍晚，Z先生邀請我和他的幾位朋友共進晚餐，我接受了——因為我通常不拒絕任何一次田野訪問的良機。飯後Z先生還有別的安排，便讓打手送我回家——而也就在我家裡，他強姦了我。Z先生“把關”了我的田野調研，也“把關”了此次強姦：強姦犯是Z的朋友兼下屬，那晚的事也發生在Z的屋簷下和監視範圍中。對我而言，這是一次特殊情況下發生的典型的熟人強姦。
毫不誇張地說，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對生活感到十分恐懼。因為這次無法預見的事件，我原本認為安全的境況突然間充滿了危險。多種原因促使我放棄了報警：在南非這樣一個強姦犯罪率驚人、警察聲名腐敗的國家，我不相信警方（即使在美國大使館的干預下）能夠保護我，也不相信這裡的犯罪懲治系統能給我一個公正、有意義的判決。
相反，我決定轉向Z先生——這個地下世界的統治者——尋求幫助。我想讓他知道他的打手對我做了什麼，並且向他預警，我不再是他們家的客人，而是一位遭到強姦的美國學者。儘管他表達了同情，但依然站在他的打手一邊。我們最終達成默契，我不再追究此事，他也不會傷害我。
那時我已經完成了足夠數量的研究，我本可以為此事草草結束我的田野，但我選擇了在短暫休整之後重新回到約翰內斯堡，完成我的調查。我不能讓強姦犯在侵佔我的身體後，又毀掉我的田野。
在《脆弱的觀察者：令你傷心的人類學》中，露絲.比哈爾援引了格爾茲的句子：“你永遠不能期望以一種男性的姿態‘刺穿’某種文化。你將以這種文化的方式行事，這文化也形塑了你，將你纏繞其中。”我的性侵遭遇註解了這句話，但所表達的又遠不止這些。
我的故事，關乎高危田野中的性別政治——這是一種未完成的敘事，關於田野調查者如何經歷性侵傷痛，並付出某種不可公開討論的代價。它關乎學術倫理和正義之間的衝突，以及問責機制的失效。從創傷性的經歷中生產知識，這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在人類學的領域裡談論或迴避強姦和性暴力？大學和研究機構在這些故事裡承擔了怎樣的角色？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三個關鍵主題在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來。
Illustration by Tim Cook for the Chronicle
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互相競爭的需求。在我的研究中，我曾向我所在研究機構的審查委員會就一些研究倫理問題做出責任說明。遭遇危機時我並沒有想到審查委員會。但最終我開始思考，在什麼時候，我個人的安全和脆弱性可以被優先考慮，放在我的受訪人（研究對象）的利益之上？假設我向警察申訴我所遭遇的性侵，當Z先生既是我的受訪人，又是證人和法律上脆弱的一方，我可以向警方洩漏哪些關於Z先生的信息呢？ 我將如何解決將一個關鍵受訪人置於危險境地中的倫理問題？強姦犯是否也被看作一個應該被保護的受訪人？答案很可能是，我所尋求的法律保護和我向審查委員會承諾的義務完全互相違背。
從歷史的角度上看（當然也是因為很好的理由），學術審查委員會是為保護生物醫學研究和社會行為研究中的人類研究對象而設立的。正因如此，Z先生和我的性侵者作為研究對象，其獲得保護的權利應當放在作為研究者的我之上。另外，任何機構對研究者安全的考慮只是集中在如何在嚴重事件發生時避免責任。研究者的人身安全只是一種負累。
令我欣慰的是，我所在研究機構的審查委員會成員對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關懷。但問題在於，在和研究對象的關係中，研究者被官方先入為主地認為是帶來傷害和不利因素的主體。但在現實裡，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倫理、風險、傷害、脆弱性和權力關係遠遠比審查委員會預計的複雜混亂，特別是在民族誌這種社會研究當中。
我重回學校後發現自己的很多需求很難被滿足。雖然我的田野創傷並沒有摧毀我，但我仍然如同身陷囹圄、困難重重，康復也遙遙無期。在我獎學金到期之際，我曾經想過要停下鐘擺，完全休息一下。但是，這意味著切斷我的收入來源和醫療保險，對我而言是完全不可行的。
我非常感激導師和同伴作為個人給我的關懷，但學術機構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滿足研究生的精神健康需求。提供研究助教獎學金、帶薪病假、還有為了幫助學生重新適應田野後的生活而提供的諮詢治療，都會是很好的開始。
田野調查和強姦。因為強姦在田野調查期間發生，我把這次創傷從我的生活中隔開，把它看作是在遙遠的地方發生、只在“作為研究者的我”身上發生的一件事。將強姦視為田野上的一個事件，使我能夠用理性去分析它，也因此能讓它與我自己之間隔開一段距離。但是過度分析同時也擊垮了我。學術習慣使我不停分析我的自我呈現和與他人的互動，這讓我在腦海中重演了那晚自己所有的行動。
儘管我知道這不是我的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卻相信這就是我的錯。在事情發生的過程中，我做得太過了，危及到自身安全。我過於沉浸在田野調查中，以至於不能感知危險和權衡處理方式。我太迷戀於探究那些違法的事，以至於無法放棄一個危險的次級研究項目。像伊卡洛斯一樣，我飛得太靠近太陽，所以掉進了海里。
我永遠無法把這次強姦與我的田野調查區分開來。在掙扎過程中，我向最親近的受訪人求助來應對這種困境。但是當我休假結束回到田野之後，我不得不面對田野裡傳播的流言蜚語和被強姦的汙名。我最終放棄了一些訪談，包括對Z先生的一次重要採訪。研究準則要求學者徵得對方同意後才可以進行訪談。我想：要我在訪談前向Z先生解釋，作為調查者我會保護他、不惜任何代價來減少他的損失，然後徵求他的同意，該是多麼乖謬、多麼諷刺的一件事啊！
強姦和它的餘波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我的作品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創傷既激發了我的寫作，也陰魂不散般地糾纏著它。我對人類學家通過寫作對研究對象行使權力、以寫作來決定研究對象的呈現方式有著深刻的批判。但是當沒有正義和說法的時候，寫下這些有權力的男人卻成了我緊緊抓住的一種拿回權力的有效方式。
冒險的調查要付出的代價。當田野調查者能夠接近和沉浸在未知的世界裡，例如違法者的世界裡，他們的工作會被重視被獎賞。在學界的名人堂裡，冒險的、無畏的、通常情況下為白人男性的田野調查者被視為明星。人們並不總能認識到，很多田野調查者從事田野工作要付出代價，而且強姦帶有其獨有的汙名。
同樣的，這也許不是巧合，一些男性學者質疑我寫作這段經歷的動機——認為這是追名逐利。一名教授弄不懂為何我要寫強姦，問我“這是不是很時髦”，好像分享這種經歷不管在知識上、還是在其他方面都幾乎沒有任何價值。一位好心的教授開玩笑說，如果我的論文寫得不好，這篇寫強姦的文章可以成為我的“名人堂入場券”。（“但是別擔心，你的論文其實寫得相當好，所以晚點發表這篇文章吧。”）把強姦重塑為一種頗令人垂涎的事業助力，這隻會加重沉默和恥辱，而且提供了又一個實例（如果我們確實需要一個的話），證明學術界並沒能逃離隱伏著的強姦文化。
職業方面的擔憂也利害攸關。作為博士生，我不想讓寫下的這些內容永遠定義我的事業。我也不想淪為開學術會議時人們嚼舌根子的八卦，一個聲名受損的故事，或者一個警世故事。和其他學者分享我的故事後，我遇到了一系列耐人尋味的反應。儘管很多學者批判那種責備倖存者、為強姦犯找藉口的強姦文化，他們卻受到這種文化的傳染。“她當時穿了什麼？”這種疑問轉化成了假定我的研究設計和實施存在缺陷，假定我缺乏方法論訓練和嚴格的監管。我面對過的最滿懷敵意的回應來自一個女教授，她詳盡地問了有關我的田野調查的問題，以此來嚴厲指責我，想讓我承認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在最沒有同情心的批評者面前，我感覺倒不是我的私人生活、而是我的研究方法“受到審判”。我被迫為我的能力、敏感度和研究計劃的正當性做辯護。也許這沒什麼讓人驚訝的。學者總是在考慮方法論，而且常常吹毛求疵地批判，很容易就重現了強姦文化的標誌性特徵：她該受責備；她不可信、不正當，應該沉默、應該被羞辱。
一些同情我的人想要責備其他人——我的導師、老師或者大學。這種責備任何人、就是不責備強姦犯的願望，還有認為女人是可以被強姦的社會文化結構，正是強姦文化的邏輯。責備並不是重點。
強姦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可能發生。它不是一種可以通過教育來簡單控制或避免的“風險”。大學能做的是支持那些因為創傷而必須迅速離開田野的研究者，然後在他們回來後，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
再說清楚一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我免於這次強姦，或者讓我對它有所準備。而人類學界對強姦的汙名化更加於事無補。研究者們公開討論田野調查者如何處理不想要的帶有性含義的互動。但是同樣涉及到田野調查中的性暴力和性政治的強姦，卻是討論的敏感區。它仍舊是不可言說的。例如，當你去做田野調查時，沒人會直率地提到它。甚至在女性主義田野調查者之間，它也是通過建議戴結婚戒指、不喝酒或不要晚上獨行來被含蓄地暗示的。
儘管我的故事中有極端的方面，它不應該被否認為是失常的。田野調查中的性暴力是我們應該談論的現實。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我不是孤單一人。
本文轉自“與猛虎談情”（微信號：tiger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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