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及1949年初，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战役战略决战，国内形势直转急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北平和平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然而，签署和平协议后，傅作义疑虑重重。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
另一方面，傅作义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的战争自己应负全责，接受人民惩处，一直想当面谢罪。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斥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
此信由于措辞严厉，且多指斥语言，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写给傅作义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转给傅作义，其意在于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于《人民日报》刊登的时间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义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便增强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虑。
此时，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团前赴西柏坡拜见中共领导人，傅作义认为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和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很快获得同意。
于是，傅作义为到西柏坡开始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北平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六国饭店经理王拓曾回忆说：“傅作义2月21日晚上到我办公室说：‘王经理给我拿些香烟，就来一包袱吧。’说着将先买好的一块方正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我问：‘你买这么多干吗？’傅作义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说完付款后高兴而去。原决定让我陪同代表团及傅作义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见毛主席，当晚叶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务，故改让统战部派来的朱友学同志陪同前往。”
1949年2月22日上午10点半，傅作义一行包括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以私人资格去的邵力子、颜惠庆的医生焦湘宗和傅的秘书阎又文、邓宝珊和中央统战部朱友学等共计9人在北京机场登上飞机，飞往石家庄机场。杨尚昆和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汪东兴等人到机场迎接。在石家庄中央交际处（花园饭店）吃过午饭，于当天下午2时乘车离开石家庄，7时到达西柏坡。周恩来亲自迎接，安排他们住在后沟招待所。
毛主席在接见傅作义时，傅作义有恐慌害怕心理，表现精神面貌说话很不自然，傅作义见毛主席时，立正向毛主席说：‘我有罪。’毛主席说：你办了一件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主席话音一落，傅作义的精神面貌即变，不是那么紧张害怕了。
当天晚上分别进行了交谈。当天晚上，在东柏坡大礼堂演出文艺节目，有话剧《白毛女》，歌剧《赤叶河》。周恩来同志陪同和平代表和傅作义、邓宝珊等观看演出。他们看到戏剧演到高潮时，心情非常激动，感动得流下眼泪。傅作义及代表们也很受感动。傅作义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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