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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4月28日是先烈李大钊慷慨就义纪念日，先驱长逝，精神永存。大钊的文集、选集、全集陆续出版问世，成为革命史上的丰碑。每当纪念大钊的时候，反复阅读大钊著作的时候，常常联想到保存收集文稿者在腥风血雨中的艰辛险阻，对这些默默踏实奉献者产生无限敬意。恰在我所寄居的村子里，曾经有一部分大钊文稿与照片，从1943年到1948年，在此掩藏过6年。掩藏者不是别人，而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同龄同班同学李志成同志和他的母亲李联英老人。老人1990年逝世，志成已从山东省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离休，现居济南。他成了保存文稿的唯一健在人了。1989年，《乐亭文史》第四期辑载有两篇与大钊有关的文章。志成大舅李乐光，在1933年被捕前曾将收集的部分大钊文稿转移到乐亭，交由在城关任教师的三妹（地下党员）；而乐光在被捕押往南京监狱前曾暗示岳母将文稿转交大钊长女李星华。前部分文稿中有照片，后部分则只有文稿。
李乐光（原名兆瑞）与弟弟晓光（兆雨）都是三十年代入党的共产党员员。乐光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任该校助教，为党作地下工作，1933年初被捕后于抗战初期被营救到延安。晓光在乐亭县打游击。敌伪得知志成三姨与二舅的姐弟关系，扬言搜捕。志成三姨外避之前将文稿送交农村的四妹（即志成母亲）保存。当时是1943年春，志成年方15岁，帮助母亲掩藏文稿与照片。文稿是工整的抄件，他顾不上看，但对六七张照片却有深刻的印象：大钊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山并肩走出会场的照片；大钊穿日本和服的照片；大钊与日本友人的合影以及大钊在永平府中学的合影。近来我俩通电话中我提及前些年《团结报》上有人提出与中山并肩者是否李大钊的异议，志成当即响亮的回答：“若不是李大钊，为什么把这张照片寄给李大钊？”我想这应该是最雄辩的回答。大钊与中山先生并肩走出会场，应是国共合作的象征。
1945年秋，志成参军。1948年锦州解放，李乐光任军管会主任，志成大姨去看李乐光，志成母亲托大姐将保存的大钊文稿和照片交还乐光。 1954年，即朝鲜停战后的次年，志成回国，先到北京看望身患癌症的大舅乐光。志成提到保存包裹的事，大舅说：“收到了，那是大钊的文章。”
半百多年过去了，我与老伴年老体弱到女儿家寄住。此村即乐亭县胡家坨西走马浮村，正是志成故居所在地。志成的对门是冀东抗日大暴动领导人李运昌司令员的岳父母家，志成故居隔一户的邻居则是李大钊的外祖母家，走马浮村东北二华里处是木瓜口村。志成外祖父在此村，与李运昌故居相隔不过三户，志成外祖父李秀峰，字子衡，是大钊在永平府中学的同窗好友，长大钊两岁。大钊常到木瓜口作客。李子衡长子李乐光，17岁到北京投奔大钊参加地下党，志成母亲小时候对大钊叔叔印象很深。1990年病重时，志成从济南到北京探母病，老人已十余日不说话了。志成想尽办法吸引老人的注意力，均无效，便以大钊相册让母亲看，老人突然说话了：“这是我大钊叔叔，这个是你姥爷！”两眼流泪，以后就不说话了。这些正是当年保存过的照片的印制品，可见老人对保存文稿、照片印象之深了。
春天来到了渤海湾。走马浮与木瓜口村被果树环绕，纵横交错的公路上机动车川流不息，村中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在女儿家的走马浮村，面对这掩藏过大钊文稿，大钊留下过足迹，日伪军曾经抄家搜查过的地方，出过不少革命者的地方，不禁想起古人的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东蕃之榻”。大钊文稿不亚于龙光宝剑，几代革命者也尽是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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