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裡面描寫劉備攻取成都，取代劉璋一節，頗有意思。
劉備進攻四川，眼看成都不保，當時的當政者益州牧劉璋召集百官商議對策。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眾未附，野谷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鷹野谷，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
這條計策，端是狠毒。如果劉璋真的按此行事，有沒有後來魏蜀吳三國鼎立都不好說。所以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
法正是成都舊人，知道劉璋的底細，所以他看劉備、諸葛亮驚慌失措的樣子，笑了，說：“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
為什麼法正這麼肯定劉璋不會採取這條計策，因為他對劉璋的為人一清二楚：劉璋是個心裡頭還裝著點老百姓的官。用劉璋的話說就是：“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
到後來，劉備兵臨城下，劉璋打算投降。大臣董和說：“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回答道：“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劉璋就這樣投降了。
“投降以安百姓”，筆者每每讀到此處，心中都會湧上一股酸楚。
一身富貴付之東流，且落得個“婦人之仁”的評語，以一個失敗者的身份定格在史書上。換來的，是成都，包括四川的普通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資產得以保全。
類似的事情，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也偶有出現。
元末群雄爭霸，當時的吳王朱元璋圍攻誠王張士誠的首府蘇州，年載有餘，張士誠見城中糧餘漸盡，他又是厚道好人，幹不出殺人為食的惡事，幾次突圍均未果，最終城破被俘，趁人不備上吊自殺，終年四十七歲。
張士誠踞蘇十餘年，保境安民，輕徭薄賦，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蘇州的老百姓對張士誠十分懷念，吳語遂有“講張”一詞，始於明初：朱元璋消滅張士誠建立了大明王朝後，蘇州百姓仍思念並談論著張士誠的恩澤。百姓總把朱元璋的法令與張士誠的相對比，更是覺得張士誠比洪武皇帝好得太多，於是大家聚在一起就講談張士誠的恩德，這便是“講張”的起源。
明代太倉人陸容的《菽園雜記》記載:“高皇(朱元璋)嘗微行至三山街，見老嫗門有坐榻，假坐移時，問嫗為何許人？嫗以蘇人對。又問“張士誠在蘇何如? ”嫗雲：“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這段話，前半部分肯定是敷衍之詞，後一句，當是蘇州老百姓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當然，歷史上也有截然相反的事例。
唐朝安史之亂爆發後，張巡和許遠一同率兵退守至睢陽城。張巡為了給唐朝大軍爭取時間，殺掉自己的愛妾，來讓士兵和青壯年充飢。隨後，許遠也將自己的家僕殺掉，以供士兵裹腹。士兵們吃完張巡、許遠等主帥的家人後，接著殺掉睢陽城中的老弱婦孺以充飢。張巡率兵進入睢陽城時，城中百姓有四萬多人，城破離開時，只有四百多人僥倖存活了下來。史書記載：“公守睢揚，皆城孤無援，賊攻圍既久，城中糧盡。食茶紙；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張公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後戮城中婦人老弱，食三萬人。”
看到這個數字後，讓人不寒而慄。
真要問一句，被張巡的士兵吃掉，和被安祿山的士兵殺掉，對於睢陽城中的老百姓有什麼區別嗎？
再退一步，假如沒有張巡堅守睢陽，安祿山推翻了唐朝，對睢陽，對天下的老百姓來說，又有什麼區別嗎？
同樣，在明末清初混亂時機，史可法堅守揚州，後來兵敗被殺。清廷因為攻城的清軍傷亡嚴重，競慘無人道地下令屠殺揚州百姓作為報復。大屠殺整整持續了十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慘案－“揚州十日”。
揚州失守後不久，清軍輕而易舉攻佔了南京，發佈了一道剃髮令，強迫百姓按照滿人的習慣，在十天之內一律剃髮，只留一簇編成辮子拖在腦後，違抗命令的殺頭，“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這一暴行激起了江南人民的英勇反抗。江陰軍民在典史閻應元的領導下，用包括磨盤、界石在內的各種武器殺傷清兵，堅守八十多天，使清軍死傷累累。全城沒有一個人投降。嘉定軍民堅持抗清鬥爭一個半月，惱羞成怒的清軍先後三次屠城，製造了血淋淋的“嘉定三屠”慘案。
令人弔詭的是，就在史可法死後不到50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所到之處一片歌舞昇平。
更令人弔詭的是，就在江南人為“留髮不留頭”而拼死抗爭不到300年，同樣是這群人的後代，卻為了能保住頭上的“豬尾辮”而想出各種辦法，甚至有的因為辮子被剪了而投河自盡，懸樑自殺。
1912年8月3日，《華盛頓郵報》有這樣的一篇報道：中國北京城內一片男子的哭聲，很多男子反覆摸著自己的辮子捨不得剪去。他們的領袖袁世凱下令所有的男子必須剪掉辮子，有的有錢人甚至剪辮子前拍照留念......著名學者王國維死活不願意剪辮子，他認為辮子乃學問之徵，據說梁啟超還為此專門跑去勸說他，最後直到跳湖自盡他也仍留著大辮子。
如此，史可法抗清的意義何在？江南人“留髮不留頭”拼死抗爭的意義何在？
打戰的時候畢竟少，所以，體現當政者的面子和老百姓的肚子的，更多的還是平常日子。北宋仁宗年間，陳州發生大旱，當地的長官隱瞞不報，繼續按豐年標準向老百姓徵糧，餓死眾多老百姓，餓殍遍野。後來朝廷知道了，派大員下來賑災放糧，又被這群貪官汙吏侵吞了不少。這件事被後來的藝人們改編成了戲劇、小說，就是家喻戶曉的包公戲《陳州放糧》，也叫《鍘龐昱》。
類似這樣的事，在史書上隨時可見，從未絕跡，不由人不發問：
當政者的利益、氣節、面子，老百姓的性命、實惠、肚子，孰大孰小，孰是孰非？
誰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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