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机构的出现 中国文化在近代才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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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月24日上午,江西高校出版社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江西展区举行“晚清官书局研究书系”新书发布会,丛书主编、著名藏书家、《寻访官书局》作者韦力,《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研究》作者王晓霞副教授,江西高校出版社副社长詹斌,丛书策划人、江西高校出版社重点图书工程办公室毛静等嘉宾与会。

因为这个机构的出现 中国文化在近代才得以延续

活动现场

以下对谈为活动实录相关内容,文字有删节。

韦力:官书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

主持人:众所周知,韦老师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古籍收藏家,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韦力老师以他的远见卓识和丰富的鉴赏能力,从很早就介入了古籍收藏界,现在已经是这方面的翘楚了。近年来,韦力老师又将精力转向了文化史研究,成果非常显著。其中就有对中国近代出版史的挖掘,这就是韦力老师呈现给大家的这一本《寻访官书局》。为了写这本书,韦力老师寻访了全国的官书局,现在请韦力老师为大家分享他在寻访官书局过程当中一些有趣的故事。

韦力: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韦力这个名字,无论到走到哪儿,都被介绍为尊敬的韦专家(伪专家),也被邀请做古籍鉴定,所以使我很哄笑,但是我还得做镇定状。那我算不算伪专家?这事不好说,自认为还可以,人总得有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所谓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似乎已经是被用烂的一个词,但是从整体方向而言,我们还是说一点宏大的,尽管大家可能并不感兴趣,比如国家整体政策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但是有太多的东西没有界定出来。

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不是智者,但是我有我的解读,也就是所谓的 “我思故我在”,我有自己的思考,我有自己的看待。我以自己的思考为线索去寻访,用俗话来讲则印证了古人的那句话,万卷书和万里路的关系。

我这个人比较迂,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我总愿意把很多虚的东西变实了,所以大概用了十几年去一一寻访。当然,寻访的前提首先是要清楚文化的组成部分究竟在哪里,我有自己的体系,最后分出来十几个部分,而后把错综复杂的内容汇集成书。

按照原本的计划,准备跑五年写五年,用十年完成,但是现在想一想,当年太理想化了,目前来看,这个速度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但好在已经完成了六成以上。

很多事情就如古人所说,“日有寸进”,只要你不停地做,很多事情总是能够往前推进的,这就是我自己走过的路。具体到这本《寻访官书局》,我对官书局的理解显然是跟我的大概念混合在一起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出于这个原因,我把它作为一个题目,然后作为一个体系来寻访。它在传统文化上占的地位有多高呢?我不好评价,因为它的起源很晚,是咸丰至同治年间福建地区逐渐产生的一个特殊体系。

这个体系既然起源这么晚,跟传统文化动辄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简直不成比例,在这种不成比例的情况下,为什么把它作为专题来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振兴了中国传统文化,它使曾经要断裂的文脉得以延续,我认为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所以出于这个原因,我就系统地按照这个体系一一地去寻访它。

找官书局容易吗?比想象难很多。原因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处在剧变期,在这个剧变期内有太多的历史遗迹都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使得我们今天要想寻找一点遗迹变得很难。既然是这样,寻访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不是故作知难而进,传统文化中既然有这种遗迹存在,我们寻找它,落实它,意义就在于有历史文献来印证传统文化,最后达到像王国维所强调的两重证据法,通过这种印证,可以与自己脑海中原有的遗迹进行对接,从而产生很多新的想法。

寻访很难,虽然它是体力上的辛劳,但是给我的最大触动是我重新看待这个点,这个位置,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东西?过程带来的思索并非几句话能说清楚,这就是寻访官书局给我带来的触动。

虽说是我在找官书局,但是官书局的遗迹也印证了我的固有认识,它使我把很多历史遗迹立体化了,重新梳理一些传统的概念,当年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东西?虽然说存在就是合理,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话,怎么合理?这就是我的探索,过程中我的所思所想都写入了书中,所以它是一本我在走访中所提出的问题思索结集。

这本书能呈献给大家我很高兴,第一次翻到它,看到里面的图片、装帧,我十分感谢为这本书做出努力的工作人员,将一本偏专业的书籍做到雅俗共赏,有了他们才使得这本书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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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湖北官书局刻本

王晓霞:官书局的建立 牵涉晚清时期的权力博弈

主持人:韦力老师十几年如一日坚持着他的寻访之路,令人非常钦佩。对于一个民族文化传承来说,书籍是非常重要的载体和象征,大量传统的典籍能够流传至今也有赖于像韦力老师这些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能够使得斯文不绝。

今天到场的另外一位作者是研究官书局的专家,南开大学的王晓霞教授,王教授一直在做晚清官书局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这方面的内容,请王老师来普及一下官书局相关的专业知识。

王晓霞:官书局这个课题我从2008年做到现在,大概有十年了。博士论文写完之后有三年的时间处于停顿期,因为不知道该如何推进它,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坚持了下来,并且做到现在这个阶段,越做越有感觉。

最早接触官书局这个课题是我正在写一部出版始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机构在当时设立了三十多间,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以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令我很震惊。但是与之相关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出版史的,而且很多历史的细节都没有敲定,所以当时萌生了研究官书局的念头。

懵懵懂懂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研究,越研究越发现这个课题的含金量非常非常高。首先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官书局?我当时看了学界的研究成果之后,发现学者们的定义非常不一样,甚至对官书局的定义,很多的作者只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去下的一个定义。

我在想,当大家都指向同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为此我去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官书局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查完之后,如果按旧历算是1895年底,但是按新历算应该是1896年,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官书局这个词。

后来我想,为什么我们的学者在研究的时候把以前的书局都称为官书局呢?查阅以前的奏章会发现一个现象,各个省的书局,如浙江书局、广雅书局、湖北书局,没有一个书局拿“官”字做字样。但是在1895年之后,这些书局出现了一个情况,各个省的书局突然全部开始在奏折里出现了官书局的字样。

我在琢磨这个的时候突然发觉,官书局背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所以这本书我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官书局的。同时,官书局在当时是处于晚清时期权力重新组合的一个阶段,通过官书局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书局较量中可以反出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权力较量。

举一个例子,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史》,当时在开始编纂的时候,只是一个大致的想法,李鸿章向当时的皇帝上奏折说明二十四史要编纂,皇帝看到这个奏折很高兴,认为二十四史要重刊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大的,当时下了御令要重新刊刻《二十四史》,但各省督抚们感到手忙脚乱,因为当时只是处于一个筹立阶段,各省之间的刊刻力量是很不统一的。但是因为中央已经下了命令,各省的督抚就开始了通力合作,最后促成了《二十四史》的刊刻。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在官书局发展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博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的书里也会重点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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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金陵官书局刻本

毛静:官书局是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一个源头

主持人:有的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50年前各省的官书局是新闻出版管理与发行机构的雏形,也是各省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一个前身。这套书就好比是研究近代新闻出版局的前传,请江西高校出版社的毛健老师,来介绍一下整个图书策划出版的情况。

毛静:谈到这套书策划的过程是挺有意思的。在2016年的时候,韦力老师到江西进行一个寻访系列,他每到一个地方,不是为了单一的寻访,而是把很多个寻访的对象综合起来,可能会去看藏书家的遗迹,可能会去看书院的遗址,然后又开始其他感兴趣的过程。

我感觉到当时韦力老师应该在同时推进几个写作计划。我看到之后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东西,设计出一个选题。因为韦力老师是国内顶级的藏书家,近年来他把自己寻访的一些计划付诸实施以后,将所思所想写成了相关系列的文章。

他在书界是非常有名的,我不敢冒昧提出,后来离开江西的时候,韦力老师问我,你在出版界吧,要不要我拿一点书到你们这里出版?当时我求之不得,因为我知道韦力老师的书在国内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出版社负责出版,比如中华书局、上海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韦力老师特别懂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难以启齿的想法,当时的心情非常雀跃,斗胆提出来想做官书局。

为什么呢?官书局是我们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一个源头,韦力老师的书很多系列是关于文学方面的,我知道他有做官书局的想法之后,我们想出版官书局,准备做成一个系列,后来就商量在相关网站上查,找到了王晓霞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对晚清官书局的研究。

在此之前也有别的学者陆陆续续写过,但是最新的研究成果肯定是涵盖前面的研究内容的。这两本书定下来之后,就像一艘航船有了压舱石,心里放心了。我找了上个世纪30年代国内一位学者的著作,已经故去了,他曾经有个官书局的书目,所掌握的一些主要的官书局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图书,把这本也放进官书局系列图书了。

其他的两本是找一位老师做了官书局论文的文献汇编,我根据两位老师里面研究的成果,还有官书局的书目去找相关的书,配成一个官书局版本的图录从而设计出这个书系,开始慢慢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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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书籍在当今时代不可能消亡

观众提问:我们研究晚清官书局是对150年前新闻出版的创作梳理和整理,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事业依然要继续,研究官书局对我们现在乃至将来的新闻出版工作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韦力:这大概是两个话题,这个话题比较大,关于出版的未来,我是爱书人,爱书人肯定会关心书的未来,我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考虑。纸质书要消亡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我对此不以为然,这个不以为然不是敝帚自珍,也不是强要留住一抹红,更多的原因是对于整个文化的思索。

书籍流传到今天也有很多的变化,从藏书角度上讲,甲骨到简牍,一路变下来,变成了帛书,最后变成了纸质书,但是无论怎么变,书籍没有消亡。同样,不管今后载体变成什么样子,书籍消亡的概念我认为没有可能,在我的认识中,书籍的形式会变,但是书籍不会消亡。

换一个角度来说,站在收藏的角度,它恰恰是一个新的机会,因为收藏不是所谓的人弃我取,更多的是人有我优,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出于这个概念,我认为书籍就像我们出的官书局系列书系一样,会越来越精美,因为书籍不单有阅读功能,它同样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觉得纸质书会越走越高端,越走越精致。

第二个话题,关于官书局这个书系落到实处,我认为正如毛先生所谈的,因为它是现代出版的雏形,最初由书局逐渐发展至冠以“官”字,而后经过一系列的变化,直至逐渐消亡,从整个历史来看,任何历史都是在特定时代产生的特定效果,因为社会的动荡,战争的毁坏,使得中国文脉产生了问题,这才是官书局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之前,地方大员有义务接上这个文脉。

官书局产生在江南地区,寻访很难,比如说我们现在谈到官书局的雏形,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会提到金陵书局,而安庆书局跟金陵书局之间有哪些关系,安庆书局与曾国藩兄弟之间的关系等,我所看到的官书局演变过程大概是从私人变成了官办,到了宣统之后,又由官办逐渐变成了私人。

在整个变化过程中,后来发展的私人书局又逐渐成为了今天许多出版社的前身。从这个角度来讲,看到了文化的延续。我认为,对历史的总结即是当时的借鉴,因为文化对于国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国家体系,尤其是思想体系的建设至为重要。

我们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体系,中国人以儒家作为正统理念从两汉开始到今天已经相当的成熟了,虽然说中间经历了文化的动荡,但是我们要看到好的一面,社会思潮又逐渐回到正统的体系上了。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总结历史就是对今天思想界的一个借鉴,对官书局的梳理,恰恰是对传统文化梳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王晓霞:第一个问题我蛮同意韦力老师的观点,我自己不藏书,但是我爱看书,曾经在三年时间大概看了三千多本书,基本上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那么看书,有电子书,有纸质书。在学生阶段我愿意读电子书,之后基本上很少读电子书了,读纸质书给人的阅读体验很不一样,读的时候会感受到书香,感受到文字的魅力。

第二个问题,官书局对于现代出版事业的影响,我们看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古为今用,在这里我谈一个官书局的“局”。“局”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晚清的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晚清时候的局所非常多,书局只是众多局所之一。地方大员需要因时、因需而设立一个“局”,处理当时的事情,任务完成之后,这个“局”会撤掉。晚清书局,随着地方大员的调动,会逐渐走向衰弱,除非继承者是和前任一样有相似的文化追求才有可能继续发展。至于能不能作为现代出版的前身,这个观点我我是有保留的。

毛静:近代出版以来,我们的出版从哪里来?怎样发展?将向哪里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晚清官书局诞生的时候,并不是有计划的设立,不是以政府的行为全面铺开,往往带有很多个人色彩。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天国出现了,整个国内形势比较混乱,要进行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书籍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近代报纸。

太平天国平息之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推广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机器,印刷术与时俱进,传统的雕版印刷走向下坡。官书局慢慢地被民间资本所赎买继承。比如“江西官书局”变成了“江西官办印刷所”,成为了江西报纸的重要源头,他们传播的近代思想或多或少地保存了下来。官书局在历史上尽管只有半个世纪,但是影响很深远,至于它给我们的现实指导意义,我赞同韦老师的观点。

书籍对意识形态是一个正确导向的引领力量,我们现在不好把这个时代与15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时代相提并论,但在多样的情况下,不知道哪种是好的,哪种是不好的,还需要大力应用以书籍为主体的出版业来引导,进行一个导向保障。

我一直认为书本的阅读和电子产品的阅读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在书店里看纸质书可以有选择性地去决定买哪本,是主动的。而现代电子产品,出现一个不负责任的标题,点进去打开一看上当了,被骗了,这时候是被动的。阅读纸质书和阅读电子书,就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区别,一个是以人为本的问题,一个是人被电子产品所捆绑的问题,这样对比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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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经处刊刻

官书局的消亡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观众提问:韦力老师讲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相信您的书不光是写出来的,更多是走出来的。我本人也特别喜欢跟着书里讲的故事去实地寻找,会有自己的感想,这个位置几百年前是一个地方,现在又是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发生了哪些变迁。您刚才讲到了文化传承,想问您在寻访官书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地方怎么会从官书局变成了现在这个地方,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韦力:这个问题有点难,因为特殊的原因,官书局都逐渐演变成了单位,大多因为它有“官”字,这种演变就使过去的官书局现在被一些机构在使用,到今天所看到的与原本的样子有很大差异。

为什么还要寻访它?是源于自己的忧思,看到官书局,想象它当年对于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巨大贡献,同时心里也会感慨江河日下的没落,当然,什么都在变,官书局结束了它应有的使命,变成了新的使命,这是一种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解读,涉及到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不适合谈论。

总之,寻访官书局,只是自己对于一段历史的反思,思考它的兴与衰,为什么在上个阶段兴盛,到了下个阶段就很快衰败。官书局并非随着晚清的结束瞬间就不存在了,它有它的变化过程。

就如纸质书一样,不管它怎么变,存在是必然,衰败也是必然。如果这个东西长久的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社会没有向前发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所有都在变化,这就是我对官书局的一种看法。寻访官书局,就是以史为鉴,通过这样一个出版现象,反思一下,当发生不可逆转之势的时候,应当怎样与时俱进。这就是我对官书局这件事的反思。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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