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陶行知，突然決定提前回國。這讓他的導師，美國著名教育家孟祿唏噓不已。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學府。三年前，陶行知懷揣“教育開發民智”的夢想，告別新婚不久的妻子來到這裡，學習現代教育理論和思想。
兩年時間，陶行知拜於大教育家杜威、孟祿門下，構建了自己的知識體系。一一研習了公共教育管理、學校與社會、教育史、教育哲學、現代社會教育等，奠定了他所謂的“以教育行政”為終身職業的基礎知識。不久，令人羨慕的博士帽，即將像王冠一樣戴在他的頭上。可如今，他為什麼要放棄完成的博士論文，要突然離開呢？
儘管陶行知的導師和同學，存在諸多疑惑和驚訝。但陶行知的頭腦卻是十分冷靜的，他的選擇絕非是一時衝動，而是深思熟慮之舉。
前不久，他接到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代理校長郭秉文的邀請，請他回國任教。郭秉文在信中，介紹了當時國內的情況，袁世凱已死，重興共和，政治安定， 新教育被提上日程，"教育救國"的夢想可以得以實施。
陶行知還記自己當年，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金陵大學，畢業論文的題目叫《共和精義》，文中曾寫道：“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相比於“教育救國”，博士帽顯得不那麼重要，於是他義無反顧了選擇了回國，投身於國民教育。
如果說，陶行知當年的這一選擇，讓很多人看不懂。那麼，10後，他的另一個選擇，更令人難以理解，包括他的家人。
1927年，已經身為國內著名教授、擔任東南大學教務長的陶行知，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放棄優厚舒適的待遇，脫去西裝革履，穿上布衣草鞋，來到南京北部的曉莊，興辦鄉村師範教育。
此前，他謝絕兩所著名大學的邀請。
陶行知出身貧寒鄉村，後來是因為得到別人的資助，才接受教育。而步入都市，留學美國，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如今36歲的他，為什麼又要回到鄉村？
從他給母親和妹妹的家信中，可以看到他的心境——
那一年，母親大壽，他沒有回來，只捎回一封家書：“兒從母親壽辰立志，決定要在這一年當中，於中國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滅的事業……兒現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鄉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親傳給兒的精神都在這件事上放出偉大的光來。”
他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我本來是一箇中國的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的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於我的修養固然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外國的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陶行知要做的，正是孔子當年要做的事。
2000年前的孔子，主張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應該受教育。於是興辦平民教育，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對學校教育的壟斷。
陶行知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以農立國。所謂平民，即農民。中國一百個人中，有八十五個住在鄉村。
他要籌措100萬元基金，徵集100萬位同志，開設100萬所學校，改造100萬個鄉村。
而創辦曉莊鄉村師範教育學校，就是要為將來鄉村平民教育培養人才。
他不但繼承了孔子平民教育的主張，還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鞭策自己，將平民教育落實到實處。他不僅遵循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學理念，還將美國著名教育學家的杜威的實驗主義理論，批判地應用到教育實踐。
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一系列思想。 他的教育目標，是讓學生擁有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和社會改造的精神。所以，學生在這裡擁有以往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幹農活、看戲劇、學燒飯……
曉莊師範開辦後不久，就在周圍開辦了平民學校、鄉村醫院。“改造社會”的口號，完全落實到行動中來。
為此，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費正清這樣評價：“陶行知是杜威的學生，但他正視中國的問題，則超越了杜威。”
為了普及平民教育，陶行知親自編寫了兩本教材：《平民千字課》和《老少通千字課》，奔走於全國各地，免費贈送教材，義務教廣大的農民兄弟識字。
他的平民教育的方式是自由的、隨時隨地的，乘輪船，他讓一個識字的茶房教另外三個茶房識字；到北大校長蔣夢麟家做客，他讓識字的門房去教老媽子和車伕識字。在自己家裡，他讓妹妹和兒子教57歲的母親識字，後來母親竟能讀懂他寫的信。
經過數年的努力，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南京一地就出現了126所平民學校，學生近5000人。全國農民的識字率一下子上升了二三十個百分點。
陶行知為了辦好曉莊師範學校，把全身心、全部家產都投了進去。他曾說：“為了勞苦大眾，我們吃草也幹！為了受苦小孩，我們要飯也幹！”而他的母親、妹妹、妻子，為了追隨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陶行知被譽為“鄉村教育的聖人”。
1930年，蔣介石政府以宣傳赤色為名，查封了曉莊學校。陶行知被通緝，隻身流亡日本。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回國，在上海、重慶等地繼續開展平民教育的實踐。
1932年，在上海創建了山海工學團。他說：“四萬萬人若能用腦來指揮手，手來變化腦，那麼組織起來必能產生驚人的力量。那時應付日本，一定不難。”
1936年初，他倡志成立國難教育社，被推為社長，擬訂《國難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救亡教育結合起來。
1939年7月，在重慶附近的合川縣古聖寺，創辦了育才學校，主要招收難童。
這期間，他將原來“陶知行”的名字，改為“陶行知”。他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他不但勤勉的進行教育實踐，還在不懈地追求教育的科學和藝術。
他提出“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教育理念。
他十分重視學生的美育教育。他認為，能慰人慰己的行為就是美的。不僅是音樂美術，比如烹調、清潔，所有的生活細節，都可以是美的創造和體驗。
他重視教育者的主體意識的提升，並提出“六大解放”的教育思想，即“解放雙眼、解放大腦、解放雙手、解放嘴巴、解放空間、解放時間”。這些內容，在今天的教育改革看來，仍具有啟發。
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他把很多學習內容，編寫成歌謠。最著名的，莫過於那首《自立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自己幹，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漢！”
他的教育與現實緊密結合，充滿了情趣。他教孩子認識“春”字，首先告訴孩子們，“春”代表著春風奏樂，花兒伴舞，看見“春”也就看見了中華民族的希望，把“春”字分成三部分看，便是“三”、“人”、“日”，三人為眾，就意味著大家聯合起來，是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的！
陶行之曾言“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長期勞累過度，突發腦溢血，因搶救無效，不幸逝世於上海，享年55歲。
辭世次日，上海萬國殯儀館擠滿了前來悼念的民眾。
毛澤東稱之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慶齡盛讚他為“萬世師表”。
郭沫若為他題詞：“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後陶行知”。
東南聯合大學校長美國人布萊恩·庫朋評價他說：“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僅是中華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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