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指的是它們的“後方”）變成了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使他們更加憤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佈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維奇以及以稍加掩飾的形式出現的策列鐵裡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派，等等）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這種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最著名領袖卡爾·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看來現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
作 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版，即第2版，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節。、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於莫斯科
第 一 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1．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我們先從傳播最廣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已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了第6版。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譯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頁）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正是從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點上開始的，這種歪曲來自兩個主要方面。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抑制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家寫的無數決議和文章，都浸透了這種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都在這樣證明），而是唱著準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下面我們會看到，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作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後十分明確地得出來的。正是這個結論被考茨基......“忘記”和歪曲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還要詳細地證明。
2．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國家和舊的氏族〈或克蘭〉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我們現在覺得這種劃分“很自然”，但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裡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蘭〉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裡闡明瞭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公共權力已經“不再”同武裝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覺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只能是這樣。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瞭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特殊的、居於社會之上並且同社會相異化的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覆，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蓋了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複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這樣的組織所以不可能有，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就會導致它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的同類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論述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實際地、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在下面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曆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時，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公共權力極其微小（這裡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指的是帝國主義以前時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佔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使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這段話至遲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註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進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這些“競爭的侵略者”，即進行掠奪的大國瓜分完了。從此陸海軍備無限增長，1914-1917年由於英德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即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掠奪戰爭，使貪婪的國家政權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釀成大災大難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個大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這個競爭加劇了許多倍而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卻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等詞句來掩蓋他們維護“自己”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為！
3．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
為了維持特殊的、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就需要捐稅和國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站在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克蘭〉社會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於是制定了官吏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比克蘭代表更大的“權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國家掌握軍權的首腦，也會對“不是用強制手段獲得”社會“尊敬”的克蘭首領表示羨慕。
這裡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居於社會之上？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殺了。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藉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zhuanzhi君主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德國的俾斯麥，都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開始迫害革命無產階級以後，在蘇維埃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而已經軟弱無力，資產階級又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直接解散它的時候，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採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法國和美國）。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裡，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暗中破壞，不願意實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而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12萬盧布的肥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聯盟，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切爾諾夫、策列鐵裡、阿夫克森齊耶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著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裡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考慮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說普選制是
“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卻正是期待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的想法：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裡”能夠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並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這種荒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個十分明白、準確而具體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宣傳鼓動中遭到歪曲。至於恩格斯在這裡所唾棄的這種想法的全部荒謬性，我們在下面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今的”國家的看法時還會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傳最廣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總結如下：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鼓動書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這種引用也多半好象是對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為了例行公事式地對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絲毫不去考慮，先要經過多麼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他們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國家機器究竟是什麼。
4．國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證，又這樣清楚地表明瞭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現在我們把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僱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產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縕E學中實行的變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頁）
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在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論述中，被現代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實際接受的只有這樣一點：和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廢除”說不同，按馬克思的觀點，國家是“自行消亡”的。這樣來削剪馬克思主義，無異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因為這樣來“解釋”，就只會留下一個模糊的觀念，似乎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似乎沒有飛躍和風暴，沒有革命。對國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眾化的（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理解，無疑意味著迴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實際上，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粗暴的、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歪曲，所以產生這種歪曲，從理論上說，是由於忘記了我們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極重要的情況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這段論述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這是什麼意思，人們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一點，就是認為這是恩格斯的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這句話扼要地表明瞭最偉大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裡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餘。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
第二，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出色的極其深刻的定義在這裡說得十分清楚。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這就是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顯然，以一種（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來代替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這樣一種更替是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所說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鮮明地說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確而肯定地指“國家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即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無恥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卻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也是國家、因而在國家消失時民主也會消失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只有革命才能“消滅”。國家本身，就是說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國家自行消亡”這個著名的原理以後，立刻就具體地說明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從“國家自行消亡”這個原理中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
可以擔保，在1萬個讀過或聽過國家“自行消亡”論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僅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其餘的10個人中可能有9個人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人民國家”，不知道為什麼反對這個口號就是反對機會主義者。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偉大的革命學說竟然這樣被人不知不覺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結論被千百次地重複，庸俗化，極其簡單地灌到頭腦中去，變成固執的偏見。而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卻被抹殺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對於民主概念的市儈的、誇張的描寫，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由於當時是在合法地用這個口號暗示民主共和國，恩格斯也就從鼓動的觀點上同意“暫時”替這個口號“辯護”。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因為它不僅起了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會主義對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贊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裡，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僱傭奴隸的運。其次，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黨內的同志解釋這一點。
第五，在恩格斯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還有關於暴力革命意義的論述。恩格斯從歷史上對於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評述變成了對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這一點，這個思想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的，這些思想在對群眾進行的日常宣傳鼓動中也不佔任何地位。其實，這些思想同國家“自行消亡”論是緊緊聯在一起的，是聯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儘管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漲，他還要這麼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裡，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乾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迫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頁；第2編第4章末）
怎樣才能把恩格斯從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一再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這一頌揚暴力革命的論點，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結合在一個學說裡呢？
人們通常是藉助折衷主義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他們隨心所欲（或者為了討好當權者），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時而抽出這個論述時而抽出那個論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自行消亡”論擺在首位。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書刊中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這種做法，自然並不新鮮，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可以見到的。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群眾，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下面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聲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哲學的貧禱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開聲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們還可以回憶一下，約在30年以後，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達綱領的時候，曾無情地抨擊了這個綱領的機會主義），這種頌揚決不是“過頭話”，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展了他們的這些觀點。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第 二 章
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
1．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頭兩部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部著作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從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作出結論以前不久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1885年德文版第182頁）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以後（1847年11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的論述，同這一段關於國家在階級消滅之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論述對照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頁和第37頁）
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的這個定義，在正式社會民主黨的佔支配地位的宣傳鼓動書刊中不僅從來沒有解釋過，而且恰巧被人忘記了，因為它同改良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擊了“民主的和平發展”這種常見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的幻想。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複，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但是“忘記”補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要鎮壓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些用階級妥協的幻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想入非非，他們不是把改造想象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想象為少數和平地服從那已經理解到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它在實踐中導致出賣勞動階級的利益，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歷史就表明了這一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法、意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目前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復活起來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一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為它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了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在分離和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的同時，卻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摧殘比起無產階級來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獨立地進行鬥爭。
階級鬥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拚死反抗鎮壓下去，並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
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麼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組織！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接近於得出這個結論，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時也就談到了這個結論。
2．革命的總結
關於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黑體是我們用的〉。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zhuanzhi君主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中央集權，“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職能和幫手的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
......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黑體和著重號是我們用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907年漢堡第4版第98-99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裡，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裡，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裡，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準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不僅被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點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里，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裡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並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忠於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他以1848-1851偉大革命年代的歷史經驗作為依據。馬克思的學說在這裡也象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用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需要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歷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麵對著各被壓迫階級的獨立行動，國家機器如何改變，如何演變？無產階級在對待這個國家機器方面的任務是什麼？
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產生於zhuanzhi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這兩種機構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繫。工人階級是根據親身的體驗來學習領會這種聯繫的，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並且很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繫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無知地、輕率地否認這個道理，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而忘記作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把國家看作寄生機體是無政府主義獨具的特性。當然，這樣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空前地玷汙社會主義、竟把“保衛祖國”的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來替這個戰爭辯護和粉飾的市儈，是大有好處的，然而這畢竟是無可置疑的歪曲。
經過從封建制度崩潰以來歐洲所發生的為數很多的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官吏和軍事機構逐漸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還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個機構，這個機構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閒和榮耀的職位，使這些職位的佔有者居於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國在1917年2月27日以後這半年中發生的情況吧：以前優先給予黑幫分子的官吏位置，現已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獵取的對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想進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這些改革推遲“到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而且又把立憲會議慢吞吞地推遲到戰爭結束再舉行！至於瓜分戰利品，攫取部長、副部長、總督等等職位，卻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玩弄聯合組閣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戰利品”的一種表現。各種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職位已經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重新瓜分糾正了，----這無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這半年的總結，客觀的總結。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拿俄國的例子來講，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重新瓜分”官吏機構的次數愈多，各被壓迫階級，以無產階級為首，就會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黨，都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構，也就是鞏固原有的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這樣的任務：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
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多麼嚴格地以實際的歷史經驗為依據。那時在這個問題上，經驗還沒有提供材料，後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語，還只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裡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觀察和結論加以推廣，用到比1848-1851年這三年法國曆史更廣闊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重溫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恩格斯在《霧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裡寫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1907年版第4頁）
最後一句評語已經過時了，因為從1871年起，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停頓了，雖然這種停頓（無論它會持續多久）絲毫不排除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鬥爭達到徹底的結局的典型國家。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更緩慢地、更多樣地、範圍更廣闊得多地進行著那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還是在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都逐漸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瓜分著和重新瓜分著官吏職位這種“戰利品”，為爭奪政權進行著鬥爭；最後，“行政權力”，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整個演變過程的共同特徵。法國在1848-1851年這3年內迅速地、鮮明地、集中地顯示出來的，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特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大壟斷組織的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還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由於要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就大大強化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就空前膨脹起來了。
現在，全世界的歷史無疑正在較之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提供了極有教益的材料。
3．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摘要登在《新時代》雜誌上（第25年卷第2冊第164頁）。在這封信裡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裡，馬克思極其鮮明地表達了兩點：第一，他的學說同先進的和最淵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第二，他的國家學說的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侷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踐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書第1版刊行以後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市儈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縕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卡·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符合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立場所作的上述評語，因為這種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領域侷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內，在這個領域的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貫徹到最主要之點，貫徹到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貫徹到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的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第 三 章
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戰士這次嘗試的英雄主義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現以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告誡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會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當1871年3月工人被迫進行決戰的時候，當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儘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極其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曾寫文章鼓勵工人農民進行鬥爭，而在1905年12月以後卻自由派式地大叫什麼“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為“沖天的”（他的用語）公社戰士的英雄主義感到歡欣鼓舞，他還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戰士的革命經驗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署名的最後一篇序言，註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這篇序言中，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接著他們說：“......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單引號內的話，是兩位作者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的這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他們把這個教訓加進《共產黨宣言》，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個極其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歪曲了，而《共產黨宣言》的讀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這個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們在下面專論歪曲的那一章裡，還要對這種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所引證的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認為馬克思在這裡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奪取政權等等。
實際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黑體和著重號是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709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書信至少有兩種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編輯和作序的。）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瞭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被人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現時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義的“解釋”公然歪曲了！
至於馬克思提到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有關地方，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證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中，有兩個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於大陸。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所以馬克思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設想有可能而且確實有可能不以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為先決條件。
現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馬克思的這個限制已經不能成立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官僚和軍閥支配一切、壓迫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汙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要以打碎、破壞“現成的”（是1914-1917年間在這兩個國家已製造出來而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的）“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的意。“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司徒盧威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了非常貧乏的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這種對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為例，那麼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應該算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在這兩次革命中都沒有很積極地、獨立地起來鬥爭，都沒有明顯地提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時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無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慘遭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最“底層”，曾經獨立奮起，給整個革命進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會來代替正被破壞的舊社會。
1871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占人民的大多數。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包括進來的革命，才能成為真正把大多數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同無產者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著力求為自己開闢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是，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極嚴格地估計到了1871年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實際的階級對比關係，但他絲毫沒有忘記小資產階級的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另一方面，他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剷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2．用什麼東西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確切些說，只是指出了任務，而沒有指出解決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
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會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究竟怎樣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全最徹底地“爭得民主”這點相適應，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並沒有陷於空想，而是期待群眾運動的經驗來解答。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經驗（儘管經驗很少）作了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地方摘錄下來：
起源於中世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在19世紀發展起來了。隨著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對抗的發展，“國家政權也就愈益襛具有壓迫勞動的公共權力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在每次標誌著階級鬥爭的一定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愈益公開地顯露出來”。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況固定下來了。
“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公社正是”“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種“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的呢？它已開始建立的國家是怎樣的呢？
“……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
現在一切願意以社會黨自命的政黨的綱領中都載有這個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麼價值，這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徑中看得最清楚，因為他們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後就已在實際上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完全可以撤換。但是這個“僅僅”，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在這裡恰巧看到了一個“量轉化為質”的例子：民主實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程度，就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成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化成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裡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象過去奴隸制、農奴諥制、僱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著重指出的公社所採取的一項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裡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最乾淨！通俗的解釋（這種解釋多不勝數）是不提這一點的。人們把這一點看作已經過時的“幼稚的東西”，“照例”不講它，正如基督教徒在獲得國教地位以後，把帶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種種“幼稚的東西”“忘記了”一樣。
降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金，看來“不過”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現代機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愛·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複資產階級那種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第二，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剷除乾淨。
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措施關係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繫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繫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馬克思寫道：“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人頭地”（從資產階級的意義來說），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者變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佔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3．取消議會制
馬克思寫道：“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佔了統治地位，這個在1871年對議會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評，現在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之列。部長和職業議員們，現今的無產階級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把批評議會制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做，又根據這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宣佈，對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難怪“先進的”議會制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爾、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斯陶寧格、布蘭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會黨人”就產生惡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儘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象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樣，把革命的辯證法看作是一種時髦的空談或動聽的詞藻。馬克思善於無情地屏棄無政府主義，鄙視它甚至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這個“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給議會制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里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作國家的一種機構，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擺脫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從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訓竟被忘得這樣乾淨，以致對議會制的批評，除了無政府主義的或反動的批評，任何其他的批評都簡直為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應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所不知道了。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於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這正好擊中了現代的議員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哈巴狗”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諥E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裡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後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裡，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帶有腐朽的市儈習氣的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列鐵裡之流，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耶夫之流，竟把蘇維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資產階級的議會，把它變成了清談館。在蘇維埃裡，“社會黨人”部長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民。在政府裡，不斷地更換角色，一方面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嚐嚐高官厚祿的“甜頭”，另一方面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在官廳裡，在司令部裡，卻在“幹著”“國家”工作！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情況不也證明了這一點嗎？這裡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官場裡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季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是這樣的不知羞恥，竟滿不在乎地在公眾面前象談小事情一樣厚著臉皮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佬的，官吏的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聯合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汙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而沒有議會制，我們卻能夠想象和應該想象，除非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是空談，除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不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是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象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需要的那種官吏的職能時，拿“任何一個工廠主”僱用的人員來作比喻，即拿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作比喻。
馬克思沒有絲毫的空想主義，就是說，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以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為依據，竭力從這個經驗中取得實際教訓。他向公社“學習”，就象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的偉大運動的經驗學習而從來不對這些運動作學究式的“訓誡”（象普列漢諾夫說“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鐵裡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一樣。
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舊的官吏機器，立刻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並不是空想，這是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
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的職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拋棄“長官職能”，把全部問題歸結為無產者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以全社會名義僱用“工人、監工和會計”。
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並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從；這種由於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幻想，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實際上只會把社會主義革命拖延到人們變成另一種人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現在的人沒有服從、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對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的服從。國家官吏的特殊“長官職能”可以並且應該立即開始、在一天之內就開始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夠勝任，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了。
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託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當然還要用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在大生產的基礎上，這個開端自然會導致任何官吏逐漸“消亡”，使一種不帶引號的、與僱傭奴隸制不同的秩序逐漸建立起來，在這種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監督職能和填製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後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後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郵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型。這是非常正確的。目前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變為這種樣式的組織。這裡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笨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拳粉碎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毀現代國家的官僚機器，我們就會有一個除掉了“寄生物”而技術裝備程度很高的機構，這個機構完全可以由已經聯合起來的工人自己使用，僱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對所有這些人的工作如同對所有“國家”官吏的工作一樣，付給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在對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務，它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考慮到了實際上已經由公社開始了的嘗試（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
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得象郵政一樣，做到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下使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如同所有公職人員一樣，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金，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標。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取消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構，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的這些機構免除家產階級的糟蹋。
4．組織起民族的統一
“……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也應當由各個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則不應該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樣予以廢除，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藉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站在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理解，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多麼不願意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談到馬克思的上述這些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普魯東主張的聯邦制……儘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普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這幾個字放在引號內，想必他是表示諷刺〉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的思路是再接近不過的”。伯恩施坦接著又說：自然，地方自治機關的意義在增長，但是“民主的第一個任務是不是就象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象的那樣是廢除現代國家和完全改變其組織（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成），從而使全國代表機關的整個舊形式完全消失，對此我是有懷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第136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物”的觀點同普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裡談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對立的聯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裡都存在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圍、在充滿市儈的庸俗習氣和“改良主義的”停滯現象的環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機關”！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進行過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過伯恩施坦，特別是俄國著作界的普列漢諾夫和歐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這一歪曲。
機會主義者根本不會革命地思考，根本不會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聯邦制”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把他同無政府主義的始祖普魯東混為一談。而想成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卻對此默不作聲！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極端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的根源之一。關於這種庸俗的觀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一點聯邦制的痕跡。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普魯東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不管是普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主義者都不願意看見，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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