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請愛我，2018

靠看風水為生的跛腿老鄭、拿命賺錢的貨車司機高群先、民營企業老闆老錢、身家十位數的滬上大佬張教授，在中國有著千千萬萬這樣的人。

40年前的1978年，詩人北島在《今天》雜誌創刊詞裡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後的2018年，“今天”對我們來說，像貼面的利刃一樣冰冷而真實。底層農民、大貨司機、私企老闆、資本鉅富，我們都被裹挾進了這個焦灼的時代，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2018年，戊戌年，炎暑，熾盛，焦灼，這是不平凡的一年。

作 者：戴老闆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飯統戴老闆（ID：worldofboss）

前郭鎮十六寨村的風水先生鄭福貴，今年自從腿腳有點兒不利索了之後，就總是在發愁這麼一件事：自己萬一活到90歲，該咋辦？

我第一次見到鄭福貴的時候，他正在鎮上幫我朋友的公司看風水。那會兒他穿一身淘寶買來的唐裝和布鞋，擎著一把棗木做成的魯班尺，裝模作樣地在院子裡量來量去，一臉高深莫測，沒多久便向在一旁搓手的朋友下達神秘指示：院子東北角是後鬼門，不能建廁所，要拆了改到西北角。

老鄭今年68歲，花白短髮，滿臉皺紋，眼珠子骨碌著精明。他年輕時幹過生產隊長，包乾到戶後搞了二十多年蔬菜大棚，這些年不怎麼下地幹活了，卻靠看風水掙了不少錢。在當地，他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個模樣端莊的中年婦女，腦門正中有顆紅痣，對此老鄭評價道：“人家長得像觀音，掙錢掙老鼻子了。”

今年五月我回老家，聽說他摔傷了腿，就約了朋友去看他。在縣城通往十六寨的路上，我給他打電話，手機那頭很嘈雜，老鄭說自己正在隔壁村給一棟小樓的封頂儀式“唱詞”，讓我們到了稍等。在他家門口還沒抽完半根菸，他就騎個破電動車回來了，穿了一身耐磨發舊的迷彩軍服，像個建築工人。

老鄭的腿沒什麼大礙，但走路還是有點跛。他硬拉著我們參觀他家的六間大房，並闡述家裡擺設的講究，嚴肅程度不亞於國博的講解員。在他堆滿物件的堂屋裡，我看到了一本翻爛的《實用易經預測方法》，一本稍微新一點兒的《建築風水大全》，這裡是整個前郭鎮風水學的理論制高點。

諾大的房子，傢俱雖然不少，卻總感覺冷清。去年初春的時候，結婚四十多年的老伴腦血栓去世了，家裡瞬間沒了生氣，老鄭的一對子女，也不在跟前：女兒遠嫁新疆，偶爾寄點兒生活費；兒子在北京打拼，有個上小學的孫子，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平均半個月打一次電話。

我們出去買了些羊雜碎和豬頭肉，中午跟老鄭喝起酒來。幾杯牛欄山下肚之後，他脖子通紅，話開始多了。

老鄭的腿是上平房屋頂收拾地瓜干時，不小心掉下來摔傷的，腿上打了好幾根鋼釘。兒子回家把他接到北京，媳婦臉色難看，而且認為老鄭搞風水是封建迷信，害怕帶壞孫子，平時不讓孩子跟他玩。在兒子一家擁擠的小三居里住了大半個月後，老鄭徹底待不住了，死活要回老家。

兒媳鄙夷的風水生意，其實傳自祖上。鄭福貴的父親和祖父都曾以風水為副業，即便在“破四舊”轟轟烈烈的60年代，他爹也常被村民偷偷請過去，給修宅、上樑、遷墳出主意。而鄭家自家的祖墳風水絕佳，似乎給鄭家帶來了長壽基因，“老爹活了九十，老孃活了九十二，爺爺活了九十八！”

不過，他眼神旋即又黯淡下來：“現在都快成累贅了，我要是也活到90歲，可怎麼辦哩？”

老鄭並不是沒攢下養老錢。2016年，兒子被瘋漲的北京房價嚇慌了，連夜去環京的廊坊定了套房，首付缺30萬，於是深夜打電話過來，支吾了半天，老鄭只好咬牙，贊助了自己大部分棺材本。兒子本想等廊坊房價漲一倍，把五環外小三居換成市區學區房，可惜天算不如人算，現在跌了30%都不止。

去北京跟兒子一家住，對他來說變成了一個遙遠又昂貴的夢。兒媳婦是外省獨女，父母也快70了，每年都要在北京住兩三個月看病。小兩口買的這兩套房時，已經消耗了老鄭和親家大半生的積蓄，養老錢沒剩多少了，而兒子兩口子一個月兩萬多的收入，扣去房貸教育日常消費，基本上所剩無幾。

在煙味和酒氣的環繞中，聽老鄭用方言訴說這些家事，我感覺到一陣恍惚：一個農村的底層家庭，辛勤勞動走出貧困，培養出兩個大學生，是中國波瀾壯闊的城鎮化進程中的無數個故事之一，而如今，他們年輕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擔著壓力，而老去的一代，則在鄉村裡忍受著孤獨。

村裡年輕姑娘少，但五六十歲的寡婦卻很多，她們的男人多半死於酗酒、車禍、工地、重病等，因此兒女們一直催老鄭去相一個老伴。對此老鄭先是搖頭，又嘆口氣，說可能還真得趁自己還沒大病，找一個能相互照顧的人，省得去城市麻煩孩子們，這可能也是兒女們的初衷吧。

我跟朋友聽了後一陣難受，我們乾了杯中的酒，匆匆地扒了幾口老鄭給我們煮的麵條，就起身告辭。老鄭掙扎著坐起來，讓我跟他去裡屋。他從櫃子裡拿出一疊黃紙，抽出一張，平鋪在炕上，寫了一張道符，又小心地用報紙包起來，遞給我，讓我放到辦公室裡，能旺財運。

我滿懷感激地接過來，再三道謝。他這間亂糟糟的裡屋裡，堆滿了亂疊的衣服，充斥著一股難聞的氣味，在炕頭的小桌上，放著他跟老伴的合影。

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一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問我索要一個銀行卡號，要給我打錢。我正想掛掉，她又補充了一句：我是高群先老婆，他上個月死了。

心裡咯噔一下，我愣了十幾秒鐘。高群先是一名大貨司機，跟我認識五六年，我曾送過他一臺空調，他總說那時借款，等手頭寬裕後會還我。於是我連忙問怎麼回事，對面的女人嗓音沙啞而平靜，告訴我她丈夫是在跑車途中，在高速的休息區猝死的，“找到的時候人早就走了，沒遭什麼罪。”

我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吃力地回想高群先的模樣：陝西人，40多歲，鬍子拉碴，黝黑健壯。他個頭只有一米六，這個身高在北方省份沒啥生理優勢，甚至只有他駕駛的車頭一半高，可一旦摸到方向盤，50多噸的大貨在他的手裡靈活如飛，他開車時環顧左右的嚴肅樣子，宛如一個將軍。

2012年，我去鄂爾多斯調研，想順道去西邊的一個礦瞧瞧，當地公司幫我找了輛去那邊送貨的福田歐馬可，司機就是高群先。我們吃過晚飯出發，本打算午夜前趕到，沒想到在一段荒涼的國道上被攔下來，路邊圍上來十幾個人，都帶著口罩和安全帽，拎著一米多長的棍子。老高緊張地說：截道的。

我掏出手機報警，被拉開車門拖了下去，肚子上捱了兩腳，他趕緊跑下來護住我，說這是搭車的，不懂規矩。對方轉而問車上拉的是啥，老高說都是塑料件，幾個人看過貨後，估計覺得不好銷贓，就說給錢吧。我倆哆嗦著湊了兩千五，對方拿了錢後襬擺手，一群人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我那會兒剛畢業沒多久，沒經過事兒，覺得老高應該鎖住車門加速闖過去。他邊開車邊跟我解釋，對方在路上拖了一條像鐵鏈子的東西，那叫爆胎器，硬闖根本不行。而且這事兒只能事後報警，現場報警沒啥用，車窗沒幾分鐘就能被砸開，警察來了估計頭就被打成血葫蘆了。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那點兒淺薄和無知的社會經驗，讓我看起來像個傻逼。

這種共患難的經歷，會迅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第二天我跟礦務公司的領導聊完後，又搭他的車回鄂爾多斯，一路上在滿地瓜子皮的駕駛室裡天南海北瞎扯。2013年，老高把歐馬可換成了載重幾十噸的汕德卡，跑起了寶雞到上海的專線，這讓我們每年都能聚上一兩次。

老高跑的專線，走寧洛和連霍高速，每次都要接近20多個小時。在抵達浦東川沙的物流園後，他會趁著工人卸貨的功夫在貨場的通鋪上矇頭大睡。有時候回程貨要等兩天，便找我吃飯。我們通常約在川沙的一個重慶雞公煲裡，聽他講跑長途的各種見聞，也聽他抱怨路政、運費、罰款和偷油。

但那會兒大貨跑長途還能掙到錢。老高的汕德卡是貸款買來，車頭有他兩個高，每月還5000多，扣去貸款油費輪胎修車，他一年能進賬10萬多塊。像他這樣的卡車司機，中國有三千萬名，他們跟老高一樣，沒日沒夜地穿梭在各種高速、國道、省道上，維持著中國龐大經濟系統的運轉。

2015年8月份，我當時心情不好，恰巧要去西安開會，就索性跟著他的回程車過去，權當散心。那一路上，切實體會到了大貨司機的辛苦。當時天氣炎熱，駐車休息時，車裡溫度足足有35°，只有個小電扇能用。我後來在網上訂了一個6000多的駐車空調，讓當地經銷店給他裝上，老高推辭一番才收下。

去年以來，老高的日子慢慢開始不好過了。這一年，北方的大量企業因為環保和限產的問題被取締和關停，能拉的貨源越來越少，有時候拼好久才能湊足一車貨。到了今年，老高發現運費行情越來越差，以前跑一趟還能賺個一兩千，現在扣掉各項費用後，反而經常要虧好幾千。

從那時起，老高就嚷嚷著賣車轉行，更不能讓兒子入坑。不過老高的兒子比初中學歷的他多讀了3年書，高中畢業後在西安送快遞，掙得也是辛苦錢。

老高不太瞭解的一件事情是，2015年以來，無數資本湧入貨運行業，試圖培養出一個“貨車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兩家最大的選手貨車幫和運滿滿合併，似乎在重複滴滴合併快的形成壟斷的故事。而大貨司機們面對資本和互聯網的入侵，毫無抵抗能力，眼睜睜地看著運價被一殺再殺。

作為一名投資者，我經常告誡自己要客觀，但目睹高群先的苦不堪言，讓我的情緒不由自主地站在他這邊。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導致任何一個細分行業的變動，都會牽扯到數千萬的家庭。變化無常的政策和試圖顛覆的資本，或許能提升產業效率，但被犧牲掉的一定是底層的司機們。

幾個月前，他跟我說由於掙不到錢，不跑陝西到上海的專線了，改跑綠通。綠通車是指那些運輸蔬菜水果農產品，走高速公路綠色通道的貨車。由於貨物保鮮期短，中途貨主電話不停地催，上千公里的路也得拼著命趕，貨源雖然有保障，但更累更辛苦，基本上是在拿命掙錢。

在跑一次長達1400公里的綠通時，高群先猝死在高速公路休息區，扔下了老婆和兒子。

高群先的死讓當地司機朋友痛惜，他們幫著一起料理後事，那輛明黃色的汕德卡，也以一個不錯的價格賣掉。在拿到賣車的現金後，他的妻子撥通了我的電話，說要還我空調的錢。我婉拒了她，並打算去陝西看望。後來猶豫了一番，把往返的機票，折算成現金，湊了個整數，給她打了過去。

在打錢的時候，我翻出老高的微信，打開他朋友圈，裡面最近的一條是2015年，他轉發了一段閱兵的視頻，配了四個字，“祖國給力”，後面跟著一個代表強壯的表情，那是一條結實的臂膀。

江蘇崑山老闆錢慶林，幾個月前遇到了一個難題：如何勸說剛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兒子，不要來自己公司接班。

老錢是一家民營企業的老闆，公司位於製造業工廠林立的蘇州崑山，主要搞第三方檢測，簡單說就是買一堆設備和儀器，拿到資質後，給別人的產品出具檢測報告。兒子從英國留學回來，本打算進自家公司上班，老錢卻死活都不同意，並打電話給我，託我遊說，最好幫他兒子找份陸家嘴的實習。

我跟老錢認識有三四年了。當年我被領導派去研究檢測行業，一頭霧水，朋友幫我介紹了幹了十幾年檢測的老錢。我去他公司拜訪過幾次，在他的熱心幫忙下，才逐漸搞清了行業裡的那些門道。因此接到老錢電話後，我義不容辭，很快幫他兒子找了一份金融行業的實習。

半個月後他送孩子來上海報道，順便請我吃飯。席間才知道，剛在英國讀完本科的小錢，頗具實業精神，一心想把老爸的公司發展壯大，未來要整成上市公司。看到兒子一臉雄心壯志，老錢一臉苦笑。我疑惑道，多少民營老闆都在頭疼孩子不願接班，怎麼到你這兒卻反過來了？

老錢問我多久沒跟蹤過檢測行業了，我說最近沒怎麼看，不過那幾家上市公司不是好好的嗎？他說屁，他們大公司還能硬撐，我們小公司都快死光了。

老錢在2003年從體制內辭職單幹，主要做貿易保障品檢測。那會兒正值中國加入WTO，出口激增，業務多到忙不過來，利潤率有30%之多。後來競爭加劇，掙的錢越來越少。2013年，國家放開了幾個之前封閉的領域給民企，老錢一咬牙，招兵買馬大舉投入，員工擴充到了近百號人。

檢測這個行業很耗錢，通常需要先租場地，然後高規格裝修，再購買昂貴的檢測設備，招聘相應的人員，才能組成一個像模像樣的檢測實驗室。但這還不夠，還需要向主管單位申請實驗室的資質認定，批下來之後，才能做業務。整個過程沒有2年根本下不來，中間的資金壓力巨大。

就這樣，老錢陷入了“借錢-買設備-賺錢-還貸-再借錢-再買設備”的怪圈，民營的檢測行業競爭激烈，你不投入買更新更先進的檢測設備，單子可能就被別人搶去，因此只能硬著頭皮繼續砸鍋賣鐵。經常一年下來，賬上利潤五百多萬，買設備花了一千萬，一核算反倒多欠了銀行五百萬。

2015年股市行情好的那會兒，深圳一家檢測公司過來洽談併購，開價8000萬，全部是現金，老錢猶豫了一個周，最終拒絕了被併購的提議。後來他跟我說，拒絕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當了十幾年老闆，被收購就變成一個分公司總經理，他接受不了。當然，沒過兩年，他就對此懊悔不已。

老錢在席間給我算了一下，去年一整年，公司利潤只有不到100萬，而職工工資是這個數字的12倍，廠房租金是5倍，設備折舊是4倍，上繳稅費是3倍，銀行利息是2倍，都比企業的淨利潤多太多。算完後，老錢飈了一句國罵，在旁邊看他演算的小錢，皺緊了眉頭，一聲不吭。

到了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淨利潤率已經降到了不足2%，公司已無力再投入。但壞消息並沒結束，幾天前，離崑山只有100多公里的江蘇常州，一家公司被追繳了十年的社保，引發了蘇錫常中小企業的恐慌，老錢公司的社保也不怎麼規範，他算了一下，如果要追溯，恐怕得接近千萬。

這麼多年下來，老錢已經拼光了力氣，的確是幹不動了。如果找不到下家接盤，他準備逐步賣掉設備，還掉貸款，關門清算。

在酒精的催化下，老錢開始回憶起體制內的日子。中國的檢測行業，超過50%的市場屬於國資檢測機構，那些利潤豐厚的政府強制性檢測單子，大都在它們手裡。老張在下海前，就是杭州一家國有檢測單位的骨幹。如果他沒有離職，恐怕現在已經是單位領導了，身價未必比現在少。

唯一值得慶幸的時，從09年開始，依靠蘇州新區的政策，老錢陸續用公司的名義買了幾十套房子，給核心員工當宿舍。如今，附近的房價已經比09年漲了六七倍，這些房子反而成了公司最值錢的資產。“何苦要來做實業呢？”他問自己，也堅定了不讓孩子接班的想法。

兩個月後，小錢實習結束，過來找我吃飯。從他亢奮的眼神裡我能感受到，這個95後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目標，已經從實業屆鉅子，變成了華爾街之狼，實業已與他無緣。

身家十位數的滬上大佬張教授，今年是本命年，火氣相當旺，因為跟太太討論孩子移民問題時吵了起來，他一氣之下把遠在美國的夫人給拉黑了。

張教授是浙江寧波人，業內之所以稱他為“教授”，只是因為他學富五車才高八斗，渾身一股書卷氣，但他真實身份是證券投資領域的大腕，畢生只會兩件事情：賺錢和讀書。他在東郊有兩棟別墅，其中一棟改造成了圖書館，越堆越滿；另外一棟則住著他的小女友，常換常新。

從財富的角度講，張教授是這個國家前0.01%的那類人。這些人旗下公司的名字，經常出現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裡；他們通常在開曼或維爾京有離岸公司，在御翠園或湯臣高爾夫有大宅，在蘇河灣或翠湖天地有頂豪；他們既熱衷於在年輕人面前佈道演講，也喜歡在黃浦江邊搞神秘兮兮的派對。

移民對他來說，恐怕跟我們去辦個戶籍證明一樣簡單。能不能移民，是一個手續問題，要不要移民，卻是個態度問題。

我20歲的那年，收拾行囊來交大面試，在一位同鄉攢的局上，我認識了張教授。當年還是學生的我，滿腦子都是大國崛起和強國邏輯，而張教授卻總在關鍵時刻潑出一盆冷水，瞬間把火澆滅。最後，他旁徵博引侃侃而談，拋出了一個結論：

2008年的中國，的確剛經歷了一波崛起的狂熱：從年初的火炬全球傳遞，金晶面對臧獨分子死命護衛著聖火；到年中的汶川抗震救災，無數青年去廣場上高喊中國萬歲；再到李寧在奧運開幕式上騰空而起，每一幕都是一針腎上腺素，在我眼裡，中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怎麼就已到頂峰了呢？

面對我的質疑，張教授沒怎麼理睬，勉強丟給我一張名片，便匆匆離去。我看了下，上面只有一個座機號碼。

三年後的2011年底，我在一次校友會上又見到他。那會兒中國人已經完全沒了2008年的那股精神氣兒。那是李承鵬們的黃金年代，媒體上充斥者對體制的反思和鞭撻，而幾個月前的甬溫線動車事故，更讓全國人民的悲憤之情達到了極點。這似乎印證了張教授當年的預言。

我這次沒有輕易地放走他，而是刨根問底，請教他當年為何會做出那樣的結論。他面對我這麼一個校友會志願者，禮貌性地假裝記得我（然鵝並沒有），然後給我講了一句話：中國人的群體情緒，受限於民族性格和從眾效應，總是從一個極端，切換到另外一個極端。

這段話太過抽象，更像是一個沒有邏輯推導的結論，我並沒有被說服。

所幸的是，張教授這次記住了我。2012年我參加工作，跟他公司有些業務往來，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時，他眼睛一亮：“怎麼是你啊！”這讓我在領導面前很得意。跟他熟絡起來後，張教授的形象也逐漸清晰：92年跟領導下海創業，00年公司上市，賺了一個億，轉做投資，如今身家十位數。

但他對討論投資沒興趣，反而喜歡研究一些有趣課題。比如，當年我向他請教的問題，他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指導我去做中國大眾情緒的歷史研究。經過幾個月的摸索，我發現了在過去的60年中，中國人經歷了情緒亢奮到低落的13個完整週期，完全就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循環。

這解答了我當年的疑問，也讓一窺張教授的框架。它不僅能洞見歷史，好像還能預測未來。

在2015年~2016年的那波群體狂熱中，媒體和民間充斥著各種厲害了的論調，他對此一針見血：精英們積極擁抱穩定的新秩序，大眾們被民族主義情緒調動，所有人都在選擇性放棄質疑，而在未來，這些質疑一定會重新浮現，它們會鋪天蓋地，它們會變本加厲。

2018年到現在，他的預言又對了。

在張教授眼裡，這次跟以前沒有什麼不同：精英階層充滿焦慮，民營企業陷入不安，商人鉅富轉移資產，悲觀的言論被無限傳播和放大，樂觀的信號卻被熟視無睹，網上的聲音喧囂無比，但中國的基本盤卻波瀾不驚，而最終，這一切都會過去，樂觀的人會再一次贏得獎賞。

骨子裡，他是一個對中國人極度樂觀的死多頭，這讓他在所謂精英圈裡顯得獨特，另類，甚至邊緣。

但這次還真有點兒不一樣。太太遠在美國陪讀常春藤的孩子，一向支持他對中國的樂觀，但這一次卻堅決要求他儘快辦理全家的美國身份。對此張教授表示反對，兩人從電話吵到微信，從微信再吵回電話，太太情急之下指責他放不下國內的小姑娘，他火冒三丈，把老婆給拉黑了。

究竟是不是女人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不過張教授在前幾天拉我喝了兩瓶茅臺後，搖身變成中年頹廢男人老張，仍然堅決否認他紮根大陸是因為那些走馬換燈的年輕姑娘。我趁著酒意，一字一頓地問他：這次真的跟以前一樣嗎？他眼神中透露出了猶豫，但還是重重地點了點頭。

這讓我想起了今年4月底的某天晚上，我問他對這個國家和時代的前途怎麼看，他的微信沉默了半天，最後發給我一句帶著雙引號的話：

“我愛你不後悔，也尊重故事的結尾。”

我毫不費力地認出來，這是去年一位青年創業者選擇赴死時，給這個世界留下的告別詞。而在今天，這是一個理想主義中年面對他已經無法預測的時代，給出的一個最苦澀的告白。

40年前的1978年，《今天》雜誌創刊，詩人北島在創刊詞裡寫道：“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今天，只有今天！”

40年後的2018年，“今天”對我們來說，像貼面的利刃一樣冰冷而真實。底層農民、大貨司機、私企老闆、資本鉅富，我們都被裹挾進了這個焦灼的時代，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在大時代面前，每個人都是小人物。2018年，請對我們好一點。

轉載自：飯統戴老闆，政知事，正和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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