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兩次重大政治架構調控,武將成爲附庸,文官走向腐朽,明亡矣

明朝立國276年,是朱元璋統一南方,北伐元廷而建立,為了拱衛大明江山,明太祖大殺功臣,將兒子們分封到各地,鎮守邊疆,政治上廢黜丞相,集權中央,到了燕王朱棣靖難之役成功,更是組建了內閣制度,由此大明王朝呈現的是君強臣弱,文武平衡之勢。

大明兩次重大政治架構調控,武將成為附庸,文官走向腐朽,明亡矣

這種平衡直到明英宗朱祁鎮頭腦發熱想要開疆拓土,而一舉奪得了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恥的嘉獎而宣示結束,大明王朝的權力架構,出現了傾斜,文官集團逐漸掌握更大話語權,由此皇帝、文官集團和武官集團不再平衡,皇權受到文官集團掣踵,中後期就有了皇帝用閹黨來制衡文官團體,但是皇帝自此之後也不可一意孤行。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政權架構的一次無形轉折和調控。這是由大太監王振而挑起的,皇帝朱祁鎮允諾的戰爭,他們的一意孤行,造成了數十萬大軍的傷亡,且皇帝被俘虜,瓦剌大軍長驅直入,明朝社稷危在旦夕,自此打響了盛名一時的北京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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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急關頭是于謙帶頭,在不少文臣的擁護下,最終敲定了朱祁鈺為監國,穩固了朝局人心,然後號召勤王之師,北京城中軍隊列陣於九門,嚴陣以待,眾志成城,誓死捍衛,才有了大明王朝的延續,這場北京保衛戰中,文官集團因為挽救社稷危局,所以權利逐漸凌駕於武將之上(其實自組建內閣之初,就有了這種態勢,朱棣是靖難成功,自然是要抑制武將的)武將也在後來的政治中衍變成為了文官的附庸,明朝初期的尚武之風,就這樣被文官集團的冒頭而壓制了,被制衡的還有皇帝。

就這樣經過幾代帝王,到嘉靖朝時,武官的地位可謂是極為低下,已不再具備和文官平起平坐的資格,世人都以文而榮,民族英雄戚繼光雖然名垂青史,有著大量的戰功,可卻最終還是仰文官鼻息,可見武將並不被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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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文官一枝獨秀,可是皇帝為了抑制文官集團,又扶植了另一股勢力,在長期的衍變中成為了明朝的一大特色,那就是閹黨。明憲宗時期的汪直,正德皇帝朱厚照時期的“立皇帝”劉瑾,天啟朝的“九千歲”魏忠賢,無不是權傾朝野,不可一世之輩。

嘉靖末年,天下土地兼併嚴重,人民生活疾苦,兩極分化極為明顯,文官集團不少開始抱團,利益小集體是層出不窮,國庫空虛,有鑑於此,一代明相張居正發起改革大潮,和大太監馮保以及李太后三者互為協助,最終“一條鞭法”就此在萬曆初期而形成,改革雖然令得國庫充盈,減緩了社會矛盾,可是張居正卻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包括支持自己的團體,從此張居正於負重前行中備受抨擊,彈劾不斷,直到自己死去,萬曆皇帝終因受不了文官集團對張居正無休止的誹謗而一改初衷,最終明相落得個被挖墳鞭屍的慘淡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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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人政治的張居正滿腔的熱血和愛國情懷,卻也碰的頭破血流,可想當時的文官集團所主導的力量是如何的強大,此時的朝局已非明初、明中時期那樣明朗,而是表面清澈下所掩蓋的汙濁,混亂不堪,大明已經併入膏肓,急需一副重藥。

果然在萬曆中後期所呈現的態勢,那是文官外廷的集體抱團,各種黨派如雨後春筍,到了天啟和崇禎年間,更是一發不可收拾,楚黨、浙黨、東林黨等等再加上內廷的閹黨,整個朝堂烏煙瘴氣,文官集團已經經過時間的沉澱而變得追求利益和權勢,他們為抨擊而抨擊,為彈劾而彈劾,變得自私自利,曾經那個為國家社稷,為人民謀福祉的正直團體已經湮滅在了歷史長河,取而代之的是腐朽而懦弱的文官集團,自此明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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