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商人，除了“權力壟斷”外的皇店（村）、官店、藩店、紳店之外，其實，還有四把刀。賦役、官府官吏的橫徵暴斂、地痞流氓、商業風險。前兩者對於整個商業集團有著致命風險。例如嘉靖年間就因為上述兩大問題，造成商業凋敝。例如賦役中的役。經常給商人打白條，致使問題頗為嚴重。
嘉靖、萬曆兩個時期，各種“白條”滿天飛。“白條”被稱為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庫、修建交通基礎設施等，自然會產生各種費用，最簡單的就是糧草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往往給予“打白條”。
“白條”上雖然也有規定還款日期的，但到了期無論商家還是其他百姓，又有誰敢跟他們要債呢？所以，這些“白條”就成了“死賬”。
也不能說朝廷官員絕無好人，至少在“白條”問題上還是有一些為民請命的官員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閏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為“白條”破產逃亡者不在少數，吏科給事中楊巍、錦衣衛都督陸炳等人就要求：在還款的同時，還要對因為“白條”問題造成貧困債務中的百姓進行幫助。
儘管嘉靖皇帝對此給予了批示，並要求政府機構迅速解決；但問題是，嘉靖說完了就完了，從來不去進行“後續跟蹤”。最終，嘉靖皇帝有了“善於賴賬”的名聲。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賴賬，有些則很可能是監督執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僅宣府這個邊疆重鎮的“白條”就欠銀幾十萬兩。巡撫趙孔昭在緊急奏章中，請求戶部應急的錢糧就有：芻糧欠款19.109萬兩，商業“白條”20多萬兩；“椿朋修墩”欠銀3900多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結果，這些欠款仍然欠著，只不過因為幾個重要人物的出現，這種事情才時而嚴重時而輕微，總之吧，明代的商業就像過山車一樣，上下起伏著，主要就是看當政者。
在明代，商人階層首先要感謝的官員並非是張居正而是他的死對頭、著名的首輔兼改革家高拱。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進入內閣，三個月後，他就上了專門解決“白條”問題的《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該文介紹了商人受的苦難：
臣奉召至京，兩月有餘，見得閭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稱數萬之家，而至於賣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折毀一空者；有潛身於此，旋復逃躲於彼者；有散之四方，轉徙溝壑者；有喪家無歸，號哭於道者；有剃髮為僧者；有計無所出，自縊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得有矣。
臣驚問其故，則曰： “商人之為累也。”臣又問：“朝廷買物，俱照時估。商人不過領銀代納，如何輒致貧累?”則曰：“非朝廷之價值虧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納錢糧，該是百兩者，使用即有六七十兩，少亦不下四五十兩，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賠矣。即得領銀，亦既受累，乃經年累歲不得關支。小民家無餘貲，所上錢糧，多是揭貸勢豪之物。一年不得還，則有一年之利，積至數年，何可紀算?及至領銀之時，又不能便得，但系經管衙門，一應胥役人等必須打點周匝，才得領出。所得未及一兩，而先已有十餘兩之費，小民如何支撐?
所以派及一家，即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為輾轉避逃之計。人心洶洶，不得以寧居也。
隆慶皇帝看到這篇奏疏之後非常吃驚。自此，對於商人的壓榨才有所減輕。
商業發展也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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