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規劃形成的國內外經濟變化背景
【內容提要】從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來看，“一帶一路”規劃和行動的形成是必然的。從國內經濟形勢看，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不足和相對收縮，生產過剩、傳統工業化到了末期，到了產業和資金 “走出去”的 階段; 從國際經濟的歷史和目前格局看，發達國家產業和資本都先後向發展中國家進行過轉移和輸出，這是全球產業結構變動的一個客觀趨勢，而美國奉行貿易投資主義政策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博弈，加上日本、韓國與中國經濟結構相當程度上的同質化，使得中國選擇西向的 “一帶一路”經濟開放。而從國際經濟關係看，“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正處在不同階段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進程之中。需要幫助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形成，需要不同層次產業的引進，需要外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的輸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是滿足這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需要，合作互利，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有益行動。
【關 鍵 詞】“一帶一路”；產業轉移；保守主義再平衡；開放空間
【作者簡介】 周天勇，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講座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9到10月間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訪問，以及後來的其他的一系列會議報告演講中提出、宣示和倡導的。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在 “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框架內，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從目前一些論文的研究看，“一帶一路” 倡議似乎是我們在外交上的主觀有為。中國為什麼要從過去經濟方面出口導向、引進資金、市場換技術、著力於自身工業化，國際關係方面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轉向奮發有為、積極 “走出去”，合作共贏，和平發展，倡議 “一帶一路”建設等國際經濟政治戰略轉變？大多數文獻，只是從國際關係方面論述，沒有分析其形成的經濟原因。因此，需要將 “一帶一路”的“為什麼”分析清楚。我認為，其深刻的背景是：中國對外經濟開放的國民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需要適時推出更高層次對外經濟開放構思和戰略。
一、國內經濟形勢變化與產業和資金需要 “走出去”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1世紀的前10年，引進資金、技術、裝備、管理與國內豐富的勞動力和土地等資源相結合，形成生產能力，滿足國內消費需求，特別是加入 WTO 以後向全球出口加工品，強勁地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在1997 年提出了“走出去”的戰略設想，但國民經濟總體上仍然是“引進來”遠大於“走出去”，中國主要通過主動開放吸引要素流入、努力促進工業升級與採取製造品出口導向相結合。然而，到了21世紀的第2個10年，我們卻進入了產業和資本需要“走出去”的時代。
（一)人口變動與國內需求的相對收縮
人口少子化、國內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老齡化，使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從國內經濟形勢背景看，21世紀前10年國民經濟有這樣的特徵: 剩餘勞動力大規模轉移，人口結構正當中青年時期，工業化進程正處於填補供給缺口的中期，製造業規模擴張，城市和交通等基礎設施及住宅大規模建設，投資和消費需求旺盛，出口強勁，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而進入21 世紀第2個10年後，剩餘勞動力逐漸枯竭，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結構開始老化，經 濟主力人口發生收縮，需求相對萎縮，傳統工業化進程提前結束，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體系初步建成，居住性城鎮住宅供給已經逐步被滿足，生產能力凸顯過剩，製造業比例下降而服務業比例上升，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幅度下降，出口也因成本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和國際貿易保護壁壘等因素而增長速度放緩。
首先，重要的變化是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收縮，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21世紀前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每年平均增長1100萬，而第2個10年進入收縮階段，從2012年開始到2017年，16至59歲人口，每年減少的數量分別為345 萬、244萬、371萬、487萬、349萬和548萬人，6年勞動年齡人口總計減少了2344萬人;前10 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610萬人，進入第2個10年後，截止2017年平均每年為264萬人，其中2016年只增長加了50萬人。外出農民平均月工資，卻從2001年的644元，增長到了2017 年的3485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0. 45%，高於同期GDP年均9. 32%的增長速度。
其次，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在相對收縮。2017年，居民消費總額/就業勞動力，平均為3.1萬元，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而減少的消費需求為1698.81億元，為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0.67%。如果我們將6年數累積，2017勞動年齡人口比2011減少了2344萬人，假定失業率為5%，因經濟主力人口減少損失的消費需求為7266.4億元，佔居民消費總額的2.86%。相關研究發現，少兒撫養比對消費有著顯著的正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消費有著顯著的負影響。
綜上可以看出，勞動年齡人口收縮，帶來兩個效應: 一是勞動工資成本上升，使出口的競爭力下降; 二是國內消費需求因有支付能力人口的減少而相對減少。其關聯的結果為:產品出口佔GDP的比例下降，國內消費對產品的需求能力也疲軟，製造業生產步入過剩趨勢。
（二）生產過剩與擠出性的資金和產業轉移
從2012年出現到2015、2016年，製造業過剩態勢趨於嚴峻。從國際經驗看，一般認為79%－83%是產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高於85%為產能不足，低於75%則表示產能嚴重過剩。如2015 年以來，中國工業大省江蘇的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為73.89%。當時的調查被訪者認為，產能利用“明顯不足”和“略有不足”的企業佔比分別為20.4%和29.31%，兩者之和達半數。從主要的工業產出品看，中國粗鋼產量在2008年只有5.03億噸，到了2016年鋼產能高達8.08億噸，佔全球產量的49.6%; 2015年水泥產業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水泥的需求收縮，產能利用率從2014年的70%左右降為了當年的65%，2016年水泥行業的產能利用率仍然不足70%; 由於2014年電解鋁行業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該行業於2015年實行階段性停產427萬噸;再如2014年，全國風電設備中有40%的產能未被利用。在其他的工業製造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包括化纖、紡織業、服裝、造紙、非金屬製品、有色金屬、不鏽鋼、電子機械、汽車、煤化工、農藥等傳統產業，也包括醫藥工業、碳纖維、風電設備、多晶硅、裡電池等新興產業。2016年末，中國工業企業產能綜合利用率整體上低於70%，有的行業甚至低於65%，已屬於絕對過剩。
應當說，國內生產過剩，形成了對產業擠出性轉移的壓力。經濟開放的格局發生轉折，產業從境外梯度向中國轉移，變化到了中國產業向外逐步梯度或逆向轉移。首先，內外經濟要素和產業的雙向流動和轉移中，FDI從大舉進入中國到低增長和負增長，ODI向外流動數量增多，增幅上升;外部技術進入到中國開拓市場，到一些國家對中國開始進行技術封鎖，並且中國技術也開始向外流動。其次，21世紀前10 年境外產業向中國大陸的最後一波轉移逐步回落，而國內從低級的鞋帽、打火機等產業向外轉移開始，到高端消費品和裝備等製造產業也開始和越來越多地向外轉移。
產業轉移市場機制的調節過程為：剩餘勞動力的減少，使勞動力成本上升，製造業成本也因此而攀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下降；而少子化和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市民化城市化受阻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原因，使國內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增長放緩，生產相對和絕對過剩，市場飽和，投資產業機會減少，對國內外資金和產能發生了擠出和排斥效應。技術的快速進步、製造業的快速擴大，資本投資能力快速增強，生產能力較快擴張，與國內消費需求相對不足，與拓展國際市場速度相對緩慢，之間形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經濟中的基本矛盾。在這個層面上，中國既可以藉助“一帶一路”轉移邊際產業及優勢產業，延長產業的壽命週期，為國內產業升級創造空間，打造民族品牌，也可以承接沿線發達經濟體的產業轉移，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二、產業國際間轉移及其對貿易保守主義的應對
一般而言，產業轉移是實現分工變化的重要途徑，因此國家間產業轉移的變化可間接地反映一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從歷史上看，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都先後發生了產業向外轉移，資本向外輸出的經濟變化。二戰後，美國也曾向歐洲實施過 “馬歇爾計劃”。進入21世紀第2個10年，中國也到了產業梯度轉移和資本“走出去”的時候。應當說，“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順應國際產業資金自由轉移、國際資本流動規律、提供公共和準公共產品、促進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能力建設，互利共贏、合作發展的行動，並不是所謂的新殖民主義和帶有附加條件的援助。而一些大國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上與中國的非合作博弈，也使得中國必須堅持貿易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更加廣泛和深層次的經濟開放。
(一)國際資金和產業的梯度和逆向轉移
有的美國學者澤將“一帶一路”倡議與“馬歇爾計劃”相提並論，認為二者都是獲取世界大國地位的手段與途徑。另有一些國外學者還質疑，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目的是為了向其他國家轉移過剩低端產能和傾銷中國商品，甚至是經濟侵略。事實上，這需要從發展經濟學產業的梯度轉移規律進行商榷。
發展經濟學家們發現，從世界經濟地理分佈上看，從一些指標，比如人均GDP等，可以繪製出經濟發展水平從高到低的梯度地圖。他們又發現，經濟發展動態過程中的“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是構成這種發展梯度地圖的動能。第一和第三種“效應”導致梯度擴大，而第二種“擴散效應”是縮小梯度差距的重要動力機制。那些處於低發展梯度的國家或地區，先是在初級行業及其產品初步加工工業、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汙染嚴重工業、旅遊觀光第三產業等方面得到較快發展;先進地區經濟的發展，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能力較強和向低梯度國家擴散，為低梯度的產品銷售提供了市場，形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入，實現經濟增長；高梯度的國家，因成本、消費結構等變量決定的生命週期，使其產業向低梯度的國家轉移，實現其生命週期跨國重新循環；同時，高梯度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等等，也隨著投資、裝備、企業在低梯度國家的轉移，形成了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方面的擴散。
從世界經濟史上幾次產業大轉移的趨勢來看：
(1) 產業在全球各國各地區間的轉移，一般來說，是梯度進行的。即產業從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向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 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有不同的消費需求、就業崗位和技術需求，其所要承接的產業層次也不一樣，每個階段有適應於其消費需求水平的適度技術和適度產業。其動態變化趨勢是:發展之初，先是需要溫飽類產業，如麵粉、食品、紡織、服裝、造紙等產業; 接著消費品工業發展，引進輕工裝備，要求初級產品出口，因此需要換匯而農業、森工、礦業等產業發展了起來。小康階段，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各類耐用消費品需求擴大，住宅條件需要改善升級，城市化加快，洗衣機、電視、空調等產業發展;住宅、交通和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對其提供水泥、鋼鐵等材料，水泥、鋼鐵、有色冶金、機械裝備，這些製造業，包括裝備製造業蓬勃發展。而工業化後期階段，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家庭轎車、電腦、無線通信等產品消費大眾化，汽車、信息、網絡等產業等興起和發展。我們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發展水平在溫飽階段時，不向其轉移紡織服裝產業，而向其轉移所謂“高端”的家庭轎車產業，甚至是更高層次的航空航天產業。
(2) 世界經濟學的要義是，比較優勢決定國際間各國家和各地區分工協作，互通有無，國際供求市場和價格變動調節資源的配置和商品的流向，各國和各地區不設置障礙，使貨物服務自由交易和投資便利進行，才能使全球利益最大化。自世界工業革命以來，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和消費規模較大的市場，英國銷售過紡織品，歐美銷售過飛機、汽車、製造業裝備，日本銷售過鋼鐵電子等 工業裝備和電子等耐用消費品，中國還是美國最大的農產品銷售市場。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電子產品、裝備製造等各類產業的投資地。由於一段時間內中國勞動力相對便宜和規模巨大，成為全球的製造業基地，再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因此，所謂的“一帶一路”規劃可能導致中國向全球“傾銷商品”的質疑，與一些發達國家奉行的自由貿易價值觀和要求中國向全球開放貿易和投資市場的歷史相悖。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經濟背景和技術特徵，這些因素的變化將會深刻地影響到國際產業轉移。換言之，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遵循梯度轉移的規律，如有的產業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轉移，甚至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向發達國家轉移的趨勢; 也有信息網絡等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超前轉移的現象。經濟學的機理在於：高新技術產業在發達國家投資和產品化的技術研發和更新條件比發展中國家優越；有的發達國家可能有高素質的勞動力、運輸和能源成本低等比較優勢，有人均水平較高就近的市場消費需求；一些發達國家對投資和產業吸引實施了稅收成本競爭和其他方面的貿易保護義政策，如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課以高關稅，為了規避稅收成本，有的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企業，轉移產業，到有消費市場的發達國家投資辦廠；還有網絡信息產業的相對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居民對其有攀比效應，發生了消費早熟，高產業層次國家的互聯網、手機、移動支付、智能經濟等，超前向較低工業化水平的國家轉移。
總的來說，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到了產業向一些發展中國家轉移、資本向外輸出、開拓國際市場的階段，而“一帶一路”倡議正是提供了“戰略-任務-組織-協調-政策”的體系性實施條件。與此同時，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工業化水平已經到了後期，其一部分產業向前中期工業化國家轉移，是全球產業動態梯度的規律所致。因此，不應當認為過去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產業就是合理的；一到中國產業向外轉移，就指責是轉移過剩產業、傾銷中國產品。
(二)保守主義再平衡與中國開放空間的變化
很多情況下，價值信奉的理論與現實行動的實踐往往是相悖的。世界各國之間商品、投資、技術等自由流動，各經濟體應當降低和取消關稅等壁壘，開放市場，其理念基礎來自於發達國家斯密、李嘉圖、俄林等創立的國際經濟學。他們認為，只有自由的由國際市場機制調節的投資和貿易，各國之間分工協作，優勢互補，才能使整個全球經濟的投入最小，收益最大，並且全球福祉最大化。然而，在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的貿易中，先發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高，或者對高技術產品限制對外出口，發生了貨物貿易的不平衡;也可能各種原因，也沒有得到服務貿易方面對此的平衡。比如，美國先後與德國、日本、韓國、中國、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後發國家的貿易關係就形成了這樣的格局。這樣，信奉自由貿易價值觀的一些發達國家，在實踐上撿起了惡意“反傾銷”、關稅和其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工具。
當年後發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如阿根廷的普雷維什認為，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中，後者向前者低價出口初級產品，前者向後者高價出口高加工產品，前者剝削後者。前者是中心，後者成了前者的經濟依附，造成了世界經濟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不平等。他們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資金不足，若引進國外投資，會衝擊民族工業，涉及土地和其他資產的主權，應以借外債而不出讓主權的方式解決工業化資金不足的問題。當年德國的李斯特認為，後發國家在初期和中期產業競爭力水平低，放開市場，民族工業發展艱難，會成為國外工業品的市場。因此，在工業化的初中期階段，後發國家要採取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進行必要的保護。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成功與失敗的歷史，也與上述後發國家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和價值觀相悖:採取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後來的中國大陸，發展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亞洲發展的奇蹟;而信奉貿易保護主義價值觀，採取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並且實施進口高關稅、出口配額管理、幣值高估、外匯管制等貿易政策的拉美、印度等地區和國家，則長期陷入債務危機、增長緩慢、轉型困難的境地。從今天看，過去信奉貿易保護主義價值觀的發展中國家，行動大都轉向了貿易和投資自由，並要求發達國家堅守貿易投資開放原則，反對其保護主義的政策。
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來自於其因貿易不平衡實際遇到的一些問題:在比較成本調節下，產業轉移出國外，使製造業空心化；國內減少了許多就業崗位，失業壓力增大;貿易赤字也造成了 國際收支赤字，需要加大投入美元貨幣量，發債再將美元回籠平衡，債務規模越來越大；而過去僅僅依靠量化寬鬆貨幣措施對低迷經濟增長的刺激，雖然由於美元是國際主權貨幣，不能回籠的部分由全球經濟消化而沒有引起美國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對失業、收入分配差距決定消費低迷情況下的增長刺激，作用甚微。特朗普當政後，要用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措施，解決這些美國經濟中現實的問題。
可以說，經濟體量越小的發展中國家，對於一個經濟體量越大的發達國家，其貿易逆差的影響較小。在現實的世界經濟中，國家與國家之間貿易不平衡衝突，主要發生在大國之間。這點在表3有關中美貿易的數據中表現得非常突出。當然，實際上中美投資和貿易中，也有中國對美國教育、旅遊、醫療、技術、互聯網服務器等服務貿易的鉅額逆差；中國移民投資、住宅投資和其他鉅額資金流入美國;美國因中方旅遊者在美購買帶回國而對中國的出口，美資企業零件轉口進入再組裝出口等貿易因素。因此，不能僅僅就貨物和直接貿易談論兩國之間的不平衡，也要統計和考慮這些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投資和貿易因素，對美國經濟的巨大貢獻。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成本便宜的中間和最終產品，降低了美國製造業PPI成本，也降低了美國消費品的價格，美國工廠和居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從中國與美國的政治經濟關係上看，2010年中國GDP從2000年佔全球3.6%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後，美國的一些學者認為，當年美國讓中國加入WTO，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失誤。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越來越大，美國逐步地將中國當成了挑戰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對手。在奧巴馬和希拉里時代，主要以美國價值利益為壑，對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採取了亞太再平衡戰略，軍力逐步從中東 抽身向西太平洋部署，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同盟關係。到了特朗普時代，軍力向西太平洋加強;亞太再平衡企圖擴展成印太再平衡; 也試圖調整美國與日本、韓國等軍事同盟方式，由警察身份(免費)向保安(收費)身份轉變。
奧巴馬和希拉里時代，美國以重建貿易規則秩序主導，擬邊緣化WTO，與西太平洋有關國家共謀TPP來抑制中國的和平發展。但是，在TPP談判的過程中，中美貿易雖然有小的摩擦，總體上影響不大。中美之間貿易衝突，表現為規則、秩序和圈子之爭。而到了特朗普時代，則轉向了現實的利益之爭，其經濟方面，力求貿易利益平衡主導的亞太再平衡(重點是中美經濟再平衡) ;為了抗衡中國“一帶一路”規劃，拉印度等國入夥，經濟再平衡也從亞太戰略轉向了印太走廊戰略。當然，戰略能否真正落實，主要取決於美國是不是在此區域承擔更多的經濟責任和義務，以及除了美日澳 印以外國家和地區是不是積極地響應和參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貿易政策表現出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對華貿易保護態度強硬並呈現出了許多新特點。2018年3月初，特朗普提出了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減少1000 億美元的目標。對此，美國先是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更多地使用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1974 年貿易法》第201條款和301條款，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頻繁起動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開懲罰性關稅；特朗普也簽署了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徵收25% 和10%關稅的行政命令；也可能謀劃影響中國產品向美國出口的組合拳。當然，特朗普這種中美貿易再平衡戰略，會導致用鋼、用鋁等價格的上升，提高其基建領域和汽車、耐用消費品及裝備等製造行業的成本；如此大力度對有成本比較優勢產品進口的削減，也會大幅度提高美國消費物價水平，同時增加美國用工的勞動力成本；而這些製造業和其他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了應付勞動力和中間投入成本的上升，更多地可能會使用自動化和智能機器人加以應付，長遠看，究竟能給美國能不能理想地增加就業機會，也是一個問號；還有在中美經濟之間，已經形成了產業、金融、貨幣等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聯，突然改變原有的格局，也會引起美國資本市場的震盪和風險。
然而，2017年中國總出口額為153300億人民幣，合 22445億美元，其中對美國出口了4297億美元，佔到了中國總出口的19.14%。如果美國硬是要大幅度壓縮中國對美出口，將會造成國內一些產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連帶形成相關分工協作和配套服務產業收縮; 工作崗位會減少、返鄉農民進一步增加;由於產能利用率下降，財務狀況受影響，銀行壞賬可能會增多; 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壓力也會加大。
從中國東向太平洋經濟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看，拉丁美洲巴西、秘魯、阿根廷等許多國家工業化進程不順利，收入差距較大，增長速度緩慢，需求市場成長性比較亞洲、非洲和東南歐差。加拿大人口稀少和經濟體量較小，墨西哥對美國出口與中國有競爭關係，並且是美國的後院。中國東向經濟開放，以開放合作共贏，帶動國內經濟發展的戰略空間，受到了中美貿易衝突的較大壓縮。就此而言，“一帶一路”致力於開創國際合作新模式，以沿線各國發展規劃對接為基礎，以經濟貿易合作特別是互聯互通建設為重點，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紐帶，無疑是中國突破貿易瓶頸的有效戰略選擇。
結 語
可以說，“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是中國拓展對外開放的重點、開拓國際市場的主要目的地、資源能源的重要來源地。“一帶”著眼於加快西進戰略的實施，“一路”著眼於海洋強國建設，二者構成了中國對外開放新佈局的先手棋。在前文所述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下，中國需要進行應對。“一帶一路”對外經濟主要西向的開放規劃，是中國工業化到一定階段，需要飽和產業向全球梯度轉移，以及向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因避稅而逆向轉移，資金和產業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必要調整;也是尋求人口密集、處於發展進程中、有成長性市場、可以合作共贏等國家和地區，拓展新的經濟開放空間的必然選擇。而從國際經濟關係看，“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正處在不同階段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的進程之中。需要幫助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形成，需要不同層次產業的引進，需要外部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的輸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規劃，也是滿足這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需要，合作互利，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有益行動。
（本文原載於《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7期，第5-13頁。為方便閱讀，本推送已略去文中引用，具體內容請參閱期刊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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