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规划形成的国内外经济变化背景
【内容提要】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来看，“一带一路”规划和行动的形成是必然的。从国内经济形势看，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不足和相对收缩，生产过剩、传统工业化到了末期，到了产业和资金 “走出去”的 阶段; 从国际经济的历史和目前格局看，发达国家产业和资本都先后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过转移和输出，这是全球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客观趋势，而美国奉行贸易投资主义政策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博弈，加上日本、韩国与中国经济结构相当程度上的同质化，使得中国选择西向的 “一带一路”经济开放。而从国际经济关系看，“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在不同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之中。需要帮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成，需要不同层次产业的引进，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的输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满足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合作互利，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有益行动。
【关 键 词】“一带一路”；产业转移；保守主义再平衡；开放空间
【作者简介】 周天勇，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讲座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到10月间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访问，以及后来的其他的一系列会议报告演讲中提出、宣示和倡导的。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在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从目前一些论文的研究看，“一带一路” 倡议似乎是我们在外交上的主观有为。中国为什么要从过去经济方面出口导向、引进资金、市场换技术、着力于自身工业化，国际关系方面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转向奋发有为、积极 “走出去”，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倡议 “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经济政治战略转变？大多数文献，只是从国际关系方面论述，没有分析其形成的经济原因。因此，需要将 “一带一路”的“为什么”分析清楚。我认为，其深刻的背景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民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需要适时推出更高层次对外经济开放构思和战略。
一、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与产业和资金需要 “走出去”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1世纪的前10年，引进资金、技术、装备、管理与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结合，形成生产能力，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加入 WTO 以后向全球出口加工品，强劲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在1997 年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设想，但国民经济总体上仍然是“引进来”远大于“走出去”，中国主要通过主动开放吸引要素流入、努力促进工业升级与采取制造品出口导向相结合。然而，到了21世纪的第2个10年，我们却进入了产业和资本需要“走出去”的时代。
（一)人口变动与国内需求的相对收缩
人口少子化、国内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使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从国内经济形势背景看，21世纪前10年国民经济有这样的特征: 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人口结构正当中青年时期，工业化进程正处于填补供给缺口的中期，制造业规模扩张，城市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及住宅大规模建设，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出口强劲，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而进入21 世纪第2个10年后，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结构开始老化，经 济主力人口发生收缩，需求相对萎缩，传统工业化进程提前结束，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居住性城镇住宅供给已经逐步被满足，生产能力凸显过剩，制造业比例下降而服务业比例上升，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幅度下降，出口也因成本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和国际贸易保护壁垒等因素而增长速度放缓。
首先，重要的变化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21世纪前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1100万，而第2个10年进入收缩阶段，从2012年开始到2017年，16至59岁人口，每年减少的数量分别为345 万、244万、371万、487万、349万和548万人，6年劳动年龄人口总计减少了2344万人;前10 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平均每年610万人，进入第2个10年后，截止2017年平均每年为264万人，其中2016年只增长加了50万人。外出农民平均月工资，却从2001年的644元，增长到了2017 年的348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0. 45%，高于同期GDP年均9. 32%的增长速度。
其次，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在相对收缩。2017年，居民消费总额/就业劳动力，平均为3.1万元，因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而减少的消费需求为1698.81亿元，为当年居民消费总额的0.67%。如果我们将6年数累积，2017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减少了2344万人，假定失业率为5%，因经济主力人口减少损失的消费需求为7266.4亿元，占居民消费总额的2.86%。相关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有着显著的负影响。
综上可以看出，劳动年龄人口收缩，带来两个效应: 一是劳动工资成本上升，使出口的竞争力下降; 二是国内消费需求因有支付能力人口的减少而相对减少。其关联的结果为:产品出口占GDP的比例下降，国内消费对产品的需求能力也疲软，制造业生产步入过剩趋势。
（二）生产过剩与挤出性的资金和产业转移
从2012年出现到2015、2016年，制造业过剩态势趋于严峻。从国际经验看，一般认为79%－83%是产能利用率的正常水平，高于85%为产能不足，低于75%则表示产能严重过剩。如2015 年以来，中国工业大省江苏的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3.89%。当时的调查被访者认为，产能利用“明显不足”和“略有不足”的企业占比分别为20.4%和29.31%，两者之和达半数。从主要的工业产出品看，中国粗钢产量在2008年只有5.03亿吨，到了2016年钢产能高达8.08亿吨，占全球产量的49.6%; 2015年水泥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水泥的需求收缩，产能利用率从2014年的70%左右降为了当年的65%，2016年水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仍然不足70%; 由于2014年电解铝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该行业于2015年实行阶段性停产427万吨;再如2014年，全国风电设备中有40%的产能未被利用。在其他的工业制造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包括化纤、纺织业、服装、造纸、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不锈钢、电子机械、汽车、煤化工、农药等传统产业，也包括医药工业、碳纤维、风电设备、多晶硅、裡电池等新兴产业。2016年末，中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整体上低于70%，有的行业甚至低于65%，已属于绝对过剩。
应当说，国内生产过剩，形成了对产业挤出性转移的压力。经济开放的格局发生转折，产业从境外梯度向中国转移，变化到了中国产业向外逐步梯度或逆向转移。首先，内外经济要素和产业的双向流动和转移中，FDI从大举进入中国到低增长和负增长，ODI向外流动数量增多，增幅上升;外部技术进入到中国开拓市场，到一些国家对中国开始进行技术封锁，并且中国技术也开始向外流动。其次，21世纪前10 年境外产业向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波转移逐步回落，而国内从低级的鞋帽、打火机等产业向外转移开始，到高端消费品和装备等制造产业也开始和越来越多地向外转移。
产业转移市场机制的调节过程为：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成本也因此而攀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而少子化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市民化城市化受阻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原因，使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生产相对和绝对过剩，市场饱和，投资产业机会减少，对国内外资金和产能发生了挤出和排斥效应。技术的快速进步、制造业的快速扩大，资本投资能力快速增强，生产能力较快扩张，与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与拓展国际市场速度相对缓慢，之间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经济中的基本矛盾。在这个层面上，中国既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转移边际产业及优势产业，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为国内产业升级创造空间，打造民族品牌，也可以承接沿线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产业国际间转移及其对贸易保守主义的应对
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是实现分工变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变化可间接地反映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从历史上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先后发生了产业向外转移，资本向外输出的经济变化。二战后，美国也曾向欧洲实施过 “马歇尔计划”。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中国也到了产业梯度转移和资本“走出去”的时候。应当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顺应国际产业资金自由转移、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提供公共和准公共产品、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能力建设，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行动，并不是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和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而一些大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上与中国的非合作博弈，也使得中国必须坚持贸易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更加广泛和深层次的经济开放。
(一)国际资金和产业的梯度和逆向转移
有的美国学者泽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获取世界大国地位的手段与途径。另有一些国外学者还质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目的是为了向其他国家转移过剩低端产能和倾销中国商品，甚至是经济侵略。事实上，这需要从发展经济学产业的梯度转移规律进行商榷。
发展经济学家们发现，从世界经济地理分布上看，从一些指标，比如人均GDP等，可以绘制出经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的梯度地图。他们又发现，经济发展动态过程中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是构成这种发展梯度地图的动能。第一和第三种“效应”导致梯度扩大，而第二种“扩散效应”是缩小梯度差距的重要动力机制。那些处于低发展梯度的国家或地区，先是在初级行业及其产品初步加工工业、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污染严重工业、旅游观光第三产业等方面得到较快发展;先进地区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较强和向低梯度国家扩散，为低梯度的产品销售提供了市场，形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入，实现经济增长；高梯度的国家，因成本、消费结构等变量决定的生命周期，使其产业向低梯度的国家转移，实现其生命周期跨国重新循环；同时，高梯度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等等，也随着投资、装备、企业在低梯度国家的转移，形成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扩散。
从世界经济史上几次产业大转移的趋势来看：
(1) 产业在全球各国各地区间的转移，一般来说，是梯度进行的。即产业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向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不同的消费需求、就业岗位和技术需求，其所要承接的产业层次也不一样，每个阶段有适应于其消费需求水平的适度技术和适度产业。其动态变化趋势是:发展之初，先是需要温饱类产业，如面粉、食品、纺织、服装、造纸等产业; 接着消费品工业发展，引进轻工装备，要求初级产品出口，因此需要换汇而农业、森工、矿业等产业发展了起来。小康阶段，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升级，各类耐用消费品需求扩大，住宅条件需要改善升级，城市化加快，洗衣机、电视、空调等产业发展;住宅、交通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对其提供水泥、钢铁等材料，水泥、钢铁、有色冶金、机械装备，这些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而工业化后期阶段，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家庭轿车、电脑、无线通信等产品消费大众化，汽车、信息、网络等产业等兴起和发展。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在温饱阶段时，不向其转移纺织服装产业，而向其转移所谓“高端”的家庭轿车产业，甚至是更高层次的航空航天产业。
(2) 世界经济学的要义是，比较优势决定国际间各国家和各地区分工协作，互通有无，国际供求市场和价格变动调节资源的配置和商品的流向，各国和各地区不设置障碍，使货物服务自由交易和投资便利进行，才能使全球利益最大化。自世界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和消费规模较大的市场，英国销售过纺织品，欧美销售过飞机、汽车、制造业装备，日本销售过钢铁电子等 工业装备和电子等耐用消费品，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销售市场。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电子产品、装备制造等各类产业的投资地。由于一段时间内中国劳动力相对便宜和规模巨大，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再将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因此，所谓的“一带一路”规划可能导致中国向全球“倾销商品”的质疑，与一些发达国家奉行的自由贸易价值观和要求中国向全球开放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历史相悖。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经济背景和技术特征，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际产业转移。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遵循梯度转移的规律，如有的产业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转移，甚至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 也有信息网络等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超前转移的现象。经济学的机理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和产品化的技术研发和更新条件比发展中国家优越；有的发达国家可能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运输和能源成本低等比较优势，有人均水平较高就近的市场消费需求；一些发达国家对投资和产业吸引实施了税收成本竞争和其他方面的贸易保护义政策，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课以高关税，为了规避税收成本，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转移产业，到有消费市场的发达国家投资办厂；还有网络信息产业的相对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居民对其有攀比效应，发生了消费早熟，高产业层次国家的互联网、手机、移动支付、智能经济等，超前向较低工业化水平的国家转移。
总的来说，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产业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向外输出、开拓国际市场的阶段，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提供了“战略-任务-组织-协调-政策”的体系性实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工业化水平已经到了后期，其一部分产业向前中期工业化国家转移，是全球产业动态梯度的规律所致。因此，不应当认为过去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就是合理的；一到中国产业向外转移，就指责是转移过剩产业、倾销中国产品。
(二)保守主义再平衡与中国开放空间的变化
很多情况下，价值信奉的理论与现实行动的实践往往是相悖的。世界各国之间商品、投资、技术等自由流动，各经济体应当降低和取消关税等壁垒，开放市场，其理念基础来自于发达国家斯密、李嘉图、俄林等创立的国际经济学。他们认为，只有自由的由国际市场机制调节的投资和贸易，各国之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才能使整个全球经济的投入最小，收益最大，并且全球福祉最大化。然而，在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贸易中，先发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高，或者对高技术产品限制对外出口，发生了货物贸易的不平衡;也可能各种原因，也没有得到服务贸易方面对此的平衡。比如，美国先后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后发国家的贸易关系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这样，信奉自由贸易价值观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实践上捡起了恶意“反倾销”、关税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
当年后发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阿根廷的普雷维什认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后者向前者低价出口初级产品，前者向后者高价出口高加工产品，前者剥削后者。前者是中心，后者成了前者的经济依附，造成了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他们还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资金不足，若引进国外投资，会冲击民族工业，涉及土地和其他资产的主权，应以借外债而不出让主权的方式解决工业化资金不足的问题。当年德国的李斯特认为，后发国家在初期和中期产业竞争力水平低，放开市场，民族工业发展艰难，会成为国外工业品的市场。因此，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后发国家要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进行必要的保护。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也与上述后发国家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和价值观相悖: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发展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亚洲发展的奇迹;而信奉贸易保护主义价值观，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且实施进口高关税、出口配额管理、币值高估、外汇管制等贸易政策的拉美、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则长期陷入债务危机、增长缓慢、转型困难的境地。从今天看，过去信奉贸易保护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行动大都转向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并要求发达国家坚守贸易投资开放原则，反对其保护主义的政策。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来自于其因贸易不平衡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比较成本调节下，产业转移出国外，使制造业空心化；国内减少了许多就业岗位，失业压力增大;贸易赤字也造成了 国际收支赤字，需要加大投入美元货币量，发债再将美元回笼平衡，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而过去仅仅依靠量化宽松货币措施对低迷经济增长的刺激，虽然由于美元是国际主权货币，不能回笼的部分由全球经济消化而没有引起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对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决定消费低迷情况下的增长刺激，作用甚微。特朗普当政后，要用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解决这些美国经济中现实的问题。
可以说，经济体量越小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一个经济体量越大的发达国家，其贸易逆差的影响较小。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冲突，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这点在表3有关中美贸易的数据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当然，实际上中美投资和贸易中，也有中国对美国教育、旅游、医疗、技术、互联网服务器等服务贸易的巨额逆差；中国移民投资、住宅投资和其他巨额资金流入美国;美国因中方旅游者在美购买带回国而对中国的出口，美资企业零件转口进入再组装出口等贸易因素。因此，不能仅仅就货物和直接贸易谈论两国之间的不平衡，也要统计和考虑这些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投资和贸易因素，对美国经济的巨大贡献。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成本便宜的中间和最终产品，降低了美国制造业PPI成本，也降低了美国消费品的价格，美国工厂和居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中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上看，2010年中国GDP从2000年占全球3.6%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当年美国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越来越大，美国逐步地将中国当成了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对手。在奥巴马和希拉里时代，主要以美国价值利益为壑，对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军力逐步从中东 抽身向西太平洋部署，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关系。到了特朗普时代，军力向西太平洋加强;亚太再平衡企图扩展成印太再平衡; 也试图调整美国与日本、韩国等军事同盟方式，由警察身份(免费)向保安(收费)身份转变。
奥巴马和希拉里时代，美国以重建贸易规则秩序主导，拟边缘化WTO，与西太平洋有关国家共谋TPP来抑制中国的和平发展。但是，在TPP谈判的过程中，中美贸易虽然有小的摩擦，总体上影响不大。中美之间贸易冲突，表现为规则、秩序和圈子之争。而到了特朗普时代，则转向了现实的利益之争，其经济方面，力求贸易利益平衡主导的亚太再平衡(重点是中美经济再平衡) ;为了抗衡中国“一带一路”规划，拉印度等国入伙，经济再平衡也从亚太战略转向了印太走廊战略。当然，战略能否真正落实，主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在此区域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和义务，以及除了美日澳 印以外国家和地区是不是积极地响应和参与。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贸易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华贸易保护态度强硬并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2018年3月初，特朗普提出了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1000 亿美元的目标。对此，美国先是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更多地使用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1974 年贸易法》第201条款和301条款，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频繁起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开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也签署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 和10%关税的行政命令；也可能谋划影响中国产品向美国出口的组合拳。当然，特朗普这种中美贸易再平衡战略，会导致用钢、用铝等价格的上升，提高其基建领域和汽车、耐用消费品及装备等制造行业的成本；如此大力度对有成本比较优势产品进口的削减，也会大幅度提高美国消费物价水平，同时增加美国用工的劳动力成本；而这些制造业和其他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了应付劳动力和中间投入成本的上升，更多地可能会使用自动化和智能机器人加以应付，长远看，究竟能给美国能不能理想地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一个问号；还有在中美经济之间，已经形成了产业、金融、货币等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突然改变原有的格局，也会引起美国资本市场的震荡和风险。
然而，2017年中国总出口额为153300亿人民币，合 22445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了4297亿美元，占到了中国总出口的19.14%。如果美国硬是要大幅度压缩中国对美出口，将会造成国内一些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连带形成相关分工协作和配套服务产业收缩; 工作岗位会减少、返乡农民进一步增加;由于产能利用率下降，财务状况受影响，银行坏账可能会增多;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压力也会加大。
从中国东向太平洋经济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看，拉丁美洲巴西、秘鲁、阿根廷等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不顺利，收入差距较大，增长速度缓慢，需求市场成长性比较亚洲、非洲和东南欧差。加拿大人口稀少和经济体量较小，墨西哥对美国出口与中国有竞争关系，并且是美国的后院。中国东向经济开放，以开放合作共赢，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受到了中美贸易冲突的较大压缩。就此而言，“一带一路”致力于开创国际合作新模式，以沿线各国发展规划对接为基础，以经济贸易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建设为重点，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纽带，无疑是中国突破贸易瓶颈的有效战略选择。
结 语
可以说，“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是中国拓展对外开放的重点、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目的地、资源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一带”着眼于加快西进战略的实施，“一路”着眼于海洋强国建设，二者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布局的先手棋。在前文所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下，中国需要进行应对。“一带一路”对外经济主要西向的开放规划，是中国工业化到一定阶段，需要饱和产业向全球梯度转移，以及向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因避税而逆向转移，资金和产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必要调整;也是寻求人口密集、处于发展进程中、有成长性市场、可以合作共赢等国家和地区，拓展新的经济开放空间的必然选择。而从国际经济关系看，“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正处在不同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之中。需要帮助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成，需要不同层次产业的引进，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的输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也是满足这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合作互利，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有益行动。
（本文原载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期，第5-13页。为方便阅读，本推送已略去文中引用，具体内容请参阅期刊原文。）
閱讀更多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