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祈：民族音乐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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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祈是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的近20年中文化界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音乐学家。将东西方之音律，东方各民族之音律进行比较研究，始创于王光祈，这无疑是中国音乐学上一大贡献。”这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在《王光祈音乐学上的贡献》一文中对他的重要评介。
1892年8月15日，王光祈出生在四川温江，他童年时代就会吹箫、笛，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读中学时又醉心于川剧。这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早年读私塾，15岁考入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他勤奋好学，才思敏捷。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丙班，与郭沫若 、李劼人、周太玄等人为同窗知己，是班上的高才生。一次他们一起到成都东郊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仿桃园结义，相约死后同葬此地——后来王在德国逝世，李劼人果然设法将其骨灰运回安葬于该处。
1912年春，王光祈毕业于成都府中（现石室中学）。191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7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京求学期间，还担任了几家报社的记者、编辑等职，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其主办的《每周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社论，积极从事社会活动。
1915年秋天，王光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当时，他寓居北池子一间狭小简陋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课余兼任成都《群报》(后改名为《川报》)的驻京记者。正是借着这个机缘，王光祈结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正主编《晨钟报》副刊，他们一见如故。李大钊对王光祈非常欣赏：“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留日学生的激烈反抗，遂有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成立以及团员归国的壮举，先后有三千多名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在这些人中就有王光祈的好友雷眉生、张梦九、曾琦。就这样，一伙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又见面了，他们常在川中老乡、留日学生陈愚生家里聚会，谈论时局。他们认识到，单凭一腔热血是救不了国的，必须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王光祈提出，救国的长远办法，“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炼，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诞生了。周太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的缘起时说：酝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就是都感到现状不能容忍，“必须由自己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这年的6月30日，王光祈联合从日本归来的曾琦、雷眉生、张梦九以及陈愚生、周太玄，在顺治门(即宣武门)外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由于李大钊在思想界、新闻界的威望，他被邀请参与活动并列为7个发起人之一。王光祈起草了具有规约性质的《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获得大家的赞同。因此，大家公推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为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译部主任，并委托王光祈组织筹备处。
周太玄后来在《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一文中这样回忆：“从此以后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着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阴精力都用于会务，会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划”，“简直可以说他的整个人生都寄托在这个学会。我常说光祈没有这个会，便无生趣，这个学会若没有光祈，便没有灵魂”。
1919年7月1日，五四运动两个月后，按照筹备会的计划，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召开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并发言。根据王光祈、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学会宗旨确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由于王光祈在筹备期间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他被一致推举为学会执行部主任，总理对内对外一切事务。王光祈在《少年中国之创造》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改造中国，便应该先从中国少年下手，有了新少年，然后‘少年中国’的运动才能成功。”这一取向和当时的时代思潮十分合拍，因而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迅速成为五四时期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持续时间也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蔡元培就曾经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这可以说代表了时人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普遍看法。
少年中国学会尽管人数不算太多，其鼎盛时期有会员107人，但可谓精英荟萃，名士云集。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中共一大”四分之一的代表囊括其中。国民党方面，除了先为共产党，后为国民党的周佛海，还有杨亮工(官至考试院院长)、吴保丰(官至教育部次长)，沈怡(官至南京市长)，以及后来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更有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李劼人、方东美、舒新城、杨钟健、康白情，甚至还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以至于当时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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