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星空|英雄风流(十一)——罗世文:红潮领军(四)

罗世文

1940年下半年,国民党军统局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这里岗峦起伏,连绵不断。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边是八大间棋盘似的隔开来的牢房,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来命名;每个牢房又分几个小囚室。罗世文、车耀先被押解到息烽监狱后,监狱主任立即提审。这两位革命战士,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还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正气浩然,庄重威严;车耀先也坚定沉着,无懈可击,也就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所以也不敢轻易加害,遂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英,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关入“爱斋”,以后又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在监狱里,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着狱中的各种“犯人”,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他躲过看守的耳目,秘密地给同监房的同志们讲述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长征、抗日的英勇事迹。他发现一些长期关监的人不了解“西安事变”真相,就给大家详细地讲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正确立场,赞扬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著功勋。他悄声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的抗日诚意是有目共睹的。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国民党顽固派却妄想破坏国共合作,破坏抗日大业,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罗世文就这样坚持对党的忠贞信念,即便身处牢狱,也努力将自己身边的党员和进步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罗世文在狱中表现出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和他讲述的动人故事,鼓舞和教育了狱中的战友和进步人士,使他们从精神上增添了力量,增强了信心。狱中的党员同志自觉地团聚在他的周围,向他汇报思想和狱中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了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以团结和领导革命同志展开斗争。经过秘密酝酿,大家推选罗世文任支部书记。不久,国民党军统局鉴于长期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没有什么效果,便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为了适应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监狱主任周养浩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为监狱做一些行政工作和体力劳动(如打草鞋、刻字、印刷、做衣服、收发等)。共产党员去不去呢?党支部进行了秘密研究。许晓轩认为这是敌人圈套,是剥削难友劳动,不能去;韩子栋认为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原则下参加。罗世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考虑了党的原则和狱中的实际情况,发表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的工作修养人有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支部根据罗世文的意见做出决定,除他以外,其他未公开身份的党员都去当工作修养人,在工作中去团结难友,开展活动。支部团结全体工作修养人,使狱方被迫答应了早晚开牢门、改善犯人伙食、不准无故打骂犯人等条件,从而改善了难友的处境,也为党在狱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一天,监狱主任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职务。罗世文十分坦然地说:“我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

周养浩听了这堂堂正正的声明,不能不为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所慑服。罗世文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也使全监狱的进步人士更加钦佩。罗世文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团结难友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

当监狱强迫难友们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罗世文就给难友们讲:“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够左右的,而是由客观环境和人民的努力来决定的。蒋介石连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搞清楚,却来侈谈什么中国之命运,真可笑!”

监狱长强迫每个人写“学习心得”时,罗世文又指导大家以巧妙的借口进行了抵制。有一年春节,监狱长要难友们排练节目,难友们都不愿意。罗世文启发大家利用这个机会自己编写、演出了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既活跃了大家的身心,更进行了革命的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监狱长发觉上了当,再也不敢让难友们演戏了。

罗世文在狱中坚持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做图书管理员的条件,借阅大量书报,研究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的笔名,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及《养正周刊》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的罪恶,赞扬苏联红军的功勋,以“民主和人民必胜、法西斯必败”的真理,鼓舞难友的斗志,坚定难友的信心。他写的文章,有的高度评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有的批判魏忠贤组织锦衣卫和东厂等组织镇压东林党人的罪恶,批判清朝皇帝大搞“文字狱”的罪行。罗世文以这些对比、借古喻今和影射、暗示的方法,曲折隐晦而又尖锐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

罗世文对国民党特务无比憎恨,对同志、难友却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难友得病,他嘘寒问暖,精心护理。对由于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青年,他更是特别关怀和爱护。面对漫长的狱中生活和繁重的劳役,罗世文亲切地鼓励情绪消沉的青年:“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和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做准备!”还建议他们到车耀先那儿去借苏联小说看,逐渐增强对生活的信念,坚定斗争的决心。面对政治思想还不大成熟的青年难友,罗世文亲切地指导他们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书,并鼓励他们坚强地生活和斗争。之后,好几位有幸从息烽监狱出来的同志都感慨万千地说:“国民党顽固派想用长期监禁和苦役来摧残我们,可是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共产党人却以他们崇高的信念、光辉的思想和优良的作风,把监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课堂!我们这些对政治一点不懂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榜样,汲取了精神力量,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理解了革命的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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