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希望于“来日方长”,是目标明确还是看不清现实?

A+问道

面对一些暂时无法做到的事,我们总说,来日方长。这会多多少少让我们暂时得到宽慰。可是,这些事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定能实现,到头来若是发现我们既破灭了希望,又浪费了时间,会不会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


寄希望于“来日方长”,是目标明确还是看不清现实?

颜卤煮说

从吃一盘菜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两种人。一种人是先把最爱的挑出来吃掉,第二种人只有先吃掉不爱的,才能心安理得享用自己爱的。前者斗胆先甜再苦,后者甘愿先苦后甜。

我妈和我舅明显是两种人。

以前我问我妈:“妈,你们小时候很穷,会不会互相抢东西吃啊?”

“你外公外婆会把东西分好,我俩各一半,但最后我还是会没得吃。”

“为什么呢?”

“你外公给我俩每人一根香蕉,我总是舍不得吃,留着。你舅老是先吃掉他自己的,然后抢我的吃。”

“那你也拿到就吃呗!”我义愤填膺地说。

“不行,我想留到看电影的时候吃。”(我妈特别爱看电影,虽然穷,外公总会定期给她钱买公共电影票)

最后,我妈和我舅,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操持维系家庭,一个放浪形骸。

来日方长,并不是一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东西。一种,是享乐的来日方长,即延迟满足。它是有力的,与人的惰性和直觉性思维作着斗争。

上学时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主要是在论述新教伦理的宗教观念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之间的关系。当时我没法理解太多的社会政治,只是联想到一些人的特质——也是很多企业家的普遍特点:理智、节制、苦修、忍耐、勤劳、进取、规划、责任……

人要成功,必须得有强大的自制力和自我驱动力,目标意识很强。所以这些人的save the best for the last,是能够预料到的结果,确实很有可能是the best,哪怕有一定风险。这种正能量,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被鼓励和倡导。

但是,另一种,

对大部分庸常普通之人来说,“来日方长”很容易变成一种出于惯性的软弱和愚昧。

上学时候,想去个地方,想着“毕业时再去”;结果毕业前要找工作考公务员,生活乱成一锅粥,同学散伙后,再也没人提起这件事。工作了,想弄点爱好,想着“稳定了再说”“有钱了再说”;结果有钱了却没有闲,爱好成为了最麻烦的事,不如睡大觉。买了昂贵衣服,不舍得天天穿,挂在柜子里;结果硬是生生放到过时,不再想穿。买了昂贵水果,不舍得吃,放在冰箱里存着;结果渐渐变酸变硬,失去纯味。

很多人一直在等那个未来的“完美时刻”,却不知道它其实并不存在,而错失新鲜的快乐,只剩回首时一丝淡淡的安定感、稳妥的富余感,再假装忧伤嘲弄一句:哦,原来我以前过得这么局促啊,真没必要呢。

骨子里是胆小的,忍不住用前半辈子的苦逼去换后半辈子的安稳,并“变态”地享受着用大好青春换来的富余感和安全感。注意,我用的词是“忍不住”——这是一群有点强迫症的早虑者。没法忍受生活被冒险遮住双眼,这会让规规矩矩的他们抓狂。

从6 岁上小学开始,就在为80岁的日子忙活——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为了读大学,努力功课,不许早恋,结果一毕业就被要求嫁人;为了孩子,忍辱负重,不许离婚;为了给后代买房,省吃俭用……

来日方长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目标明确的人,推迟享乐,反而是一种最不“来日方长”的心理。另一些“来日方长”,很多时候不如说是拖泥带水、看不清楚现实。

“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不着急,来日方长。”结果30多岁转型,体力不济,行业大变。

“我男朋友要出国4年,我该不该等呢?”——“不着急,来日方长。”结果男人为了绿卡在国外跟另一个女人结婚了。

看似是种豁达和宽心,其实是稀里糊涂,脑残到无力反抗,限于被动,困在一个小小的井里,活活渴死。

像我妈小时候那种,把香蕉留到最美好的时刻享受,结果被人中途抢走,只能自认倒霉。丛林社会里,你有你的小心思,人家有人家的小算盘。

来日方长,要么香蕉放坏了,要么被别人抢走。

生性本分老实的你,揣着已经捂出黑点儿的香蕉进入电影院,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享用着属于自己的踏实和宁静。

这,是一件几率很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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