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的看來，“官二代”是一個稍有貶義的稱呼，給人一種紈絝子弟、不學無術的印象。
其實，在古代，官二代做官是正常現象，且有任子、恩蔭等制度予以保障。必須承認，古代官二代中，確實出現不少不學無術、尸位素餐的紈絝子弟。
比如，趙奢之子趙括、石苞之子石崇、房玄齡次子房遺愛、高俅之子高衙內、秦檜之子秦熺、嚴嵩之子嚴世藩、龔自珍之子龔橙等，都是著名的官二代，至於劉禪等著名皇二代就不列舉了，他們都幹過禍國殃民之事，遺臭萬年。
曾國藩家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續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
但也有太多的官二代，不僅有真才實學，政績卓越，而且流芳千古。
西漢著名愛國大使蘇武，他的父親蘇建，是衛青的戰友，官至代郡太守（省長），符合當時任子條件。蘇武就是靠任子制，先當上朝廷郎官，然後被漢武帝任命為出使匈奴國大使。由此，蘇武牧羊的故事流傳千年不衰，蘇武本人也成為忠貞不渝的官員經典。
呂夷簡出身仕宦之家，伯父呂蒙正是宋太宗和宋真宗時期的宰相，其祖父龜祥曾任安徽壽州知州，故移家壽州，父親呂蒙亨官至光祿寺丞、大理寺丞。
按照當時的門蔭制，呂夷簡完全可以不參加科舉也可做官，但真宗初年，呂夷簡還是參加科舉，中了進士，先後歷任通州通判、濱州知州、禮部員外郎、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呂夷簡才識卓優、清慎勤政，當時便有“廉能”之譽。知濱州時，他上疏請免掉農具稅，真宗為之頒行天下。在禮部員外郎任上，他批評真宗建築宮觀是勞民傷財，請罷除冬天河運木石。真宗稱讚他“有為國愛民之心”，數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議和劃界，返朝後升任知制誥之職，成為真宗的近臣。
真宗末年，他升任龍圖閣直學士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真宗竟把他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呂夷簡後來擔任宰相（國務總理）一職。至於范仲淹說他大權獨攬，那是政見不一而已。
唐初名臣、大書法家褚遂良，由於父親褚亮做到了通直散騎常侍而受蔭為秘書郎入仕。
唐朝宰相姚崇，本名姚元崇，他的父親姚懿曾任嶲州都督，因此他可以受蔭直接當官。而且朝廷已經選中他當親王李弘的挽郎，官場向他敞開了大門。
但姚元崇覺得靠父親的恩蔭，靠給人抬棺材當官，有傷自尊。他事後未去吏部登記，而是改名姚崇參加科舉，高中進士，當上了官，傳為佳話。
紀曉嵐、張廷玉是清朝著名大臣，政績卓越，甚至死後“配享太廟”（能死後享受這種待遇的極為少見），但他們都屬於標準的官二代。
紀曉嵐的父親紀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舉人，歷任戶部、刑部屬官，外放雲南姚安知府，為政有賢聲。清朝軍機處工作規則的創制者張廷玉的父親張英，康熙六年（1667）進士，入直南書房，升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曾充《國史》、《一統志》、《淵鑑類函》、《政治訓典》總裁官。
實事求是地說，翻閱歷史人物的身世，發現史上有名、政績卓著的多數是官二代，真正像電視上經常播放的強搶民女，胡作非為的，還是少數。分析原因有四：
一是概率更高。因為一直推行任子制和門蔭制，史上大多數官員來自官二代，數量多，自然優秀概率也高。
二是競爭機制。科舉制的推行，一方面選拔了草根人才，另一方面，也確實對官二代形成了挑戰和競爭，朝廷當然也鼓勵這種良性競爭，這就刺激了官二代也只有通過刻苦努力，在競爭中勝出，攀上更高職位，從而延續門楣，光宗耀祖。
三是重視家教。絕大多數官員都是讀書之人，即使是官二代，也大多對四書五經有所瞭解，自然更加重視家教。通過科舉當上官員的貧寒子弟，其下一代也就演變成官二代，自然也從門蔭制的反對者變成擁護者，更是希望子孫們能多讀書、走正途，也成為國家棟梁。
四是更好的條件。官二代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條件相比更加優越。俗話說：“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又從小就和成功的父輩呆在一起，耳濡目染，見多識廣，所以，他們確實能比普通人家子弟更熟悉政務、視野更開闊，政治素質較高。和當下現在城市學生比農村學生，考上清華北大的比率更高的原因差不多。
以上，如果官二代能有清醒認識，並將這些優勢資源轉化為正能量，確實更可能超過草根出身的人，從而更有可能獲得成功。反之，也容易像清人吳汝綸所說的：“習於驕恣澆薄”，最後墮落成紈絝子弟，結局悲催，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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